雍正實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取得了哪些顯著的成果？

吏治是封建時代最主要的社會矛盾之一，官員貪腐也是歷代統治者無法攻克的難題。在反腐的力度上，明太祖朱元璋和清世宗雍正都取得了不錯的成就，但在本質上也有很大的區別。朱元璋是以法律和道德來約束官員，而雍正是在源頭上動心思。顯然，雍正的措施更勝一籌。

一道奏摺讓雍正下定決心實行改革

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初九日，山西布政使高成齡上了一道關於整頓地方耗羨的奏摺。他建議將山西全省的耗羨全部題解歸公，同時發給各級官吏養廉銀。而在此不久，山西巡撫諾敏也上過類似的摺子。這足以說明山西耗羨問題已經十分嚴重。

事實上，不僅是山西，全國各省的情況都差不多，這也是雍正即位後苦思冥想而又理不出頭緒的一個現實難題。那麼，什麼是「耗羨」呢？

封建時代，官府向百姓收稅，起初是實物，大多為粟米、布絲等。按照規定，這些實物必須是百姓自行運至官府。自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以後，改實物為銀兩。於是便在正稅之外增加了「耗羨」，也稱「羨餘」，這是一種附加稅，用來彌補正稅的不足。

「耗羨」的名目繁多，有手續費、雜費以及保管運輸費等，但佔比最大的還是「火耗」。由於百姓所交的銀兩大多是碎銀，而解到藩庫的銀兩必須是重量相等，成色一致的銀錠。所以，州縣官就要將碎銀重新熔鑄，在熔鑄過程中會有損耗，稱為「熔銷折耗」。

為此，官府便向百姓額外收取一些銀兩用來補償損耗。正常情況下，這種損耗收取的標準為十分之一，稱「加一耗」，最多的不過十分之二。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因為朝廷沒有在法律層面規定火耗的徵收標準，這就給各地官吏提供了營私舞弊、假公濟私的空間。

這種私定火耗標準的惡習在康熙年間已經十分離譜，離譜到了什麼程度呢？監察御史李發甲曾說：「每歲民間正項錢糧一兩，官府派至三兩、四兩、五六兩以至十兩的。致使百姓不苦於正額之有定，而苦於雜派之無窮。」

康熙皇帝居廟堂之高，但對於徵收火耗的弊端卻了如指掌。向來以寬仁主政的康熙帝並沒有進行制止，他認為地方官私征私用，是地方上的私事，應該給予這種自主權。這种放任自流導致了康熙晚年官場腐敗滋生而一發不可收拾。

雍正即位後，在上諭中說：「今錢糧火耗，日漸加增，民脂民膏，何堪酷剝，至州縣差役，巧立名目，恣其苛派，竭小民衣食之資，供官司奴隸之用。」

如今，高成齡、諾敏建議在山西實行改革，將所征耗羨銀兩，全部上交布政司，一部分用來抵消虧空，一部分發給各級官員用作養廉銀。以此來補助官吏的生活和辦公費用，目的是讓他們保持廉潔。

以耗羨彌補虧空並代替陋規，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辦法，既可以糾正歷史遺留問題，又能防範新的弊端。耗羨歸公，把地方官員暗中無節制的苛取，變成國家公開的有限量的徵收，財政透明化，這算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雍正為此說：「實行養廉銀制度的好處是『上不誤公，下不累民，無偏多偏少之弊，無苛索橫征之憂，實在是通達權變之善策。」

那麼，這筆發給各級官吏的補助為何稱為「養廉銀」呢？

這裡就不得不提一下清朝職官俸祿問題。清沿明制，實行低薪制，官員的正俸是非常少的。如正一品官年俸為180兩；正二品年俸155兩；正三品年俸130兩；正四品年俸105兩；正五品年俸80兩；正六品年俸60兩；正七品年俸45兩，此外還有祿米若干。

不難看出，官員的俸祿實在是太低了，既不能養家糊口，也不敷日常所需。各級官吏必然要以種種方式去弄錢，而最方便、最快捷的辦法就是以權易錢，借公事之名，向下級官員勒索陋規，基層官員便將黑手伸向百姓，如此便形成了一個灰色利益鏈。

因此，雍正實行火耗歸公後，便將發放給官員的這些銀兩稱之為「養廉銀」，顧名思義，就是要讓地方各級官員們以高薪養廉。

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引起了強烈反對，雍正又會採取哪些雷霆手段呢？

雍正二年九月，雍正帝在山西、河南率先試點。然後就全國實行火耗歸公和養廉銀制度的問題，讓六部九卿會議具奏。儘管大臣們認為這項制度是可行的，但這項改革嚴重地觸犯了他們的切身利益，很多人提出了反對意見。

從根本上說，對於大部分官僚而言，做官的目的就是求財。做事與收錢，是分而又合的一體兩面，實行耗羨歸公勢必會阻斷他們的財路，他們豈能同意？於是便以種種借口和理由加以反對和阻撓。

六部九卿的反對意見很快發到了山西，巡撫諾敏感到壓力很大。他又聯合布政使高成齡上了一道長篇奏摺，指出了推行火耗歸公的急迫性。並公然指責：

「九卿所說貌似公允，光明正大，好像是既不增加百姓負擔，又讓州縣滿意，似乎是兩面兼顧。其實是徒有虛名，說得好聽而已。如果按照他們的意見辦事，就只是能維持舊日的弊端，聽任地方官吏狂征濫派，既不講官吏法規，又不顧小民疾苦。」

雍正讀到這份奏摺後，大為讚賞，批示道：

「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詹事、科道，平心靜氣，秉公執政，確議具奏。若懷挾私意，以及任性尚氣，淆亂是非者，必有一二獲罪之人也。須各出己見，明白指陳利弊，毋稍游移，倘不能劃一定議，兩議三議皆可。」

雍正的態度已經很明確了，但反對耗羨歸公的人仍然不在少數，而且在朝野內外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動。這時的雍正就不能不痛下決心，乾綱獨斷了。他發出上諭，批評持反對意見的大臣，分析了實行火耗歸公和養廉銀制度的必要性。並毅然決然地將耗羨歸公的政策通行於天下。

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實行後，取得了怎樣的效果呢？

耗羨歸公後，各省大小官員的養廉銀數額按照官職高低，事務繁簡，地方不同和耗羨多少等標準，逐漸確定下來。基本的情況是：總督2萬兩左右，巡撫15000兩左右，布政使1萬兩左右，按察使8000兩左右，道府5000兩左右，州縣一二千兩。當然也有特例，比如有首倡之功的山西巡撫諾敏的養廉銀就高達31700兩，河南巡撫田文鏡的養廉銀也高達28900兩。

當官發財這是傳統官僚集團的基本訴求，像朱元璋那樣既不提高官員待遇，又以法律和道德來進行打壓約束的辦法顯然是收不到實效的。換句話說，要求全國的官吏都大公無私顯然是過於理想化了。

雍正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極力推行養廉銀制度，將官場中的那些陋規轉變為合法的收入，這樣就讓官吏盤剝百姓的事情減少到最低，吏治也大為澄清。

從實際情況來看，雍正把火耗歸公和養廉銀制度作為整頓吏治和財政的突破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十年之後，即雍正十二年，他也不無得意地說：「自行此法以來，吏治稍得澄清，小民免於擾累，此中利益乃天下所共見。」

因此後世在評價雍正一朝吏治的時候，就有「雍正朝無清官」之說，因為當時官吏都小心謹慎，不敢大肆貪污，人人都成了清官，也就無所謂清官了。

此外，推行火耗歸公也給財政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山東、山西、河南等省的財政虧空幾年內就全部補完了，並有70多萬兩的盈餘，戶部存銀康熙末年時只有800萬兩，而到雍正末年卻有6000萬兩之多。直到現在，很多學者對雍正實行的火耗歸公和養廉銀制度都有很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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