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海盜也曾是中國英雄？

文史 06-23

有海，所以就有海盜——這看上去似乎是一句廢話。然而海盜作為一種符號，在中西方社會中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接受度」。

在西方文化語境中，他們常常被賦予不羈的英雄形象，所以英國和西班牙都設有海盜節，曾經暢銷世界的「老刀牌」香煙以海盜為商標。

而這種英雄形象又常常與一往無前的開拓精神掛鉤，許多飛行器航天器也以此為名，比如二戰時美國的F4U「海盜」戰鬥機，NASA發射的海盜號火星探測器。

中國在古代雖然不像諸如挪威、瑞典、丹麥那樣，在維京時代是純粹的海盜國家，但歷史上的海盜活動也是波瀾壯闊，蔚為奇觀。

奇怪的是，無論是在民間還是官方的敘事中，海盜都是個諱莫如深的東西，僅僅存在於表層社會以下更隱匿的部分，既不享有西方那樣的浪漫主義光環，其活動也極少被講述，彷彿他們根本不存在一般。這不得不說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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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海洋成為人的活動場所的同時，也就成為了戰場。

秦朝南征百越後，按《惠州府志》記載秦軍「肆行殘暴，粵人不服，多逃入叢薄[cóng báo]，與魚鱉同處，世世以舟為居」，舊稱「蜑[dàn]民」或者「疍[dàn]家」。他們由於失去土地，生活極其貧困，在這種被統治者「逼上梁山」的困境中，被迫從事海盜活動，這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海盜，在東南沿海和水路形成了強大的勢力。

一個直接的例子，從東晉末年孫恩、盧循起義的地圖中可以看到，進軍路線大多是圍繞著海盜的活動範圍展開的。顯然在這次壓垮東晉的行動中，海盜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中國早期海盜的性質，大多與此類似。老百姓因為戰爭、土地兼并、自然災害等等讓人活不下去的理由，「被動」成為了海盜。

然而到明清時，海盜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成員不僅包含那些走投無路被迫成為海盜的老百姓，還包含著大量「主動」成為海盜的漁民、商販、富農等等社會群體，也由此產生了頗具近代意義的「職業海盜」。

為什麼會有如此變化？那就不得不說明清對待海洋的一項重要政策，那就是「海禁」。

這是個非常複雜的東西，但長期以來由於歷史教育對這個概念的簡化，導致人們對它有著很深的誤解。「海禁」並非明清兩朝的特有政策，在元朝時，市舶司就曾四次被廢除，並規定「諸市舶金銀銅錢鐵貨、男女人口、絲綿緞匹、綃金綾羅、米糧軍器等，不得私販下海」。

幾乎把古代社會主要貿易品給禁了個遍。在這種背景下，走私就成為了海商們的選擇。也因此元朝貴金屬貨幣大量外流，紙幣貶值，社會動蕩，於是海禁不得不重新提上日程。

這並非是說明海禁是一件好事，而是由於政府行政能力的羸弱和制度的缺陷，只能選擇海禁這種保守乃至孤立主義的經濟路線。

明承元制，清承明制，元朝的問題自然也被繼承了下來。不過明清也在矛盾中研究如何管理和經營海外貿易，所以海禁並非是單獨存在的，而是與「勘合貿易」配套使用。所謂「勘合」，就是海外貿易資格的執照簽證，獲得勘合的國家和群體，才有資格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進行貿易。

但由於明清已到達古代農業社會的極致，理應大力尋求海外市場創造新的經濟增長，勘合貿易根本無力有效解決問題，這激起了海商和沿海居民的強烈抵觸，以至於激起正面衝突，海商也就變成了海盜。

比如徽商頭子王直，同時也是倭寇頭子。明朝嘉靖時正值日本戰國時代，許多戰敗失去封地的武士成為浪人，被中國海商收編為打手，從事中日之間的海盜活動。

關於倭寇，最有意思的是，史料中常記載少許倭寇登陸，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深入內陸腹地，官軍出動幾千人毫無辦法的情況。理論上來說，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倭寇一路神出鬼沒，能襲擊特定目標，還能有效殺傷官軍，在沒有間諜衛星的情況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只能推斷一種情況，那就是當地居民大多配合倭寇的行動。事實上海盜的生存空間並非只有海洋，他們也十分依賴與沿岸居民建立良好的關係。諸如大米、火藥、桐油、淡水之類的必需品只能取自陸地，而海盜活動取得的戰利品，也只有在陸地上能進行銷贓。

1805，清朝官軍逮捕了500名「通匪者」，但對於海盜的行動並沒有構成威脅。正如當時兩廣總督那彥成哀嘆的那樣：「陸上奸匪與海匪聲息相通，拿獲奸匪雖眾，仍無濟於事。」

由於海盜在於沿海居民的交易往來中，常常付給他們高於市價的價錢，並且嚴禁劫掠這些居民，加上海禁使沿海居民對官軍的敵對情緒，所以海盜的供應渠道十分暢通。

當然，這些中國海盜的存在有著更重要的意義。那就是為中國建立和維護了最初的海上秩序。比如王直，先後殲滅了盧七和王四兩大海盜勢力，並追殺沿海騷擾的無組織的倭寇，整頓海防，但明朝對此的應對措施卻是趁他不備時企圖消滅他，但由於明朝水師艦船多梁頭一丈八尺的小艇，對比王直大可容2000人，甲板能跑馬的船艦，屢屢落敗，傷亡慘重。朝廷只能設計圈套，將他誘捕。

據史料記載，他下獄時仍在質問「吾何罪」，並寫下《自明書》，陳言自己「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並懇請皇帝開放海禁，設立海關，推廣沿海，恢復與日本的關係，這樣所謂的「倭患」就會自行解除。

儘管如此，明朝為了獨佔政治資源，並沒有採取王直的建言，反而將他斬首。王直死後，倭寇失去節制，倭患反而更加嚴重。直至隆慶開關，有限地開放了貿易才得以緩解。這種短視，導致了在那個地理大發現的大航海時代，中國海商和海盜無法得到中央王朝的政治支持，只能在朝廷的壓力與他國貿易船隊、海盜和海軍的夾縫中艱難求存。

同時期的海軍大國，如英國、荷蘭、西班牙等等都在不遺餘力地支持本國海盜的「光榮事業」，英國更是有著「皇家海盜（Buccaneer）」的存在。

比如弗朗西斯·德雷克，作為海盜的他幫助英國海軍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還作為探險家完成了繼麥哲倫後的第二次環球航行，南美洲最南端合恩角與南極南設得蘭群島之間的德雷克海峽，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頑皮狗工作室的遊戲作品《神秘海域》中，其系列主角內森·德雷克，名字也來自這位名垂青史的大海盜。

但由於皇帝和朝廷對權力強烈的不安全感，明朝後期的另一位大海盜鄭芝龍在打敗明朝水師，重創荷蘭艦隊後，仍不得不採取接受招撫的策略，才能使自己具備商、軍、盜合為一體的身份，成為中國海合法的海上商業管理者。

對比內陸一片大亂的情景，中國海疆穩固，東南沿海的海外貿易在鄭芝龍庇護下繁榮一時。在明朝行將就木之際，鄭芝龍以商養軍，以軍護商，不用朝廷派發糧餉便能維持一支強大的海上力量，以絕對優勢兩次擊敗荷蘭艦隊，奪取從日本到南海的全部制海權，以至於「八閩以芝龍為長城」。來往客商皆掛鄭氏旗號，連荷蘭人也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名義偷偷購買令旗以獲得通行權，這何嘗不是展現出中國人經略海洋的巨大能量。

嘉慶年間活躍於華南的旗幫海盜，算得上中國海盜轟轟烈烈兩千多年的完美謝幕。旗幫海盜原為廣西江坪一帶的漁民和商人，在越南爆發西山起義時，作為僱傭兵參加戰事而發跡，漸漸形成紅、黃、青、藍、黑、白六旗組成的海盜聯盟，在紅旗幫盜首鄭一的領導下活動於廣東沿海。此時廣東居民為了保護自身安全，練武風氣興起，拳館林立，「廣東十虎」也在這時出現，其中最為大家熟知的也許就是黃飛鴻了。

後來鄭一遭遇風暴去世，他的妻子石氏接任了他的位置，通稱鄭一嫂，在養子張保仔的支持下發展壯大。

旗幫海盜鼎盛時期成員超過六萬人，是世界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海盜集團，擁有2000艘帆船，其中包含200艘西洋船，能裝備20-30門火炮，紅旗幫旗艦「彭發」號則能裝備40門以上的火炮。而且軍火充足，曾被他們綁票的英國富商格拉斯普爾在自己的見聞錄中曾寫，他們竟然不願收購從黃埔運來的18磅炮彈，這大概是132毫米口徑火炮的炮彈，武裝之全面就像一座座海上的移動堡壘。其中精銳船隊的火炮能裝備上從澳門的葡萄牙商人手中購得的新式火炮，精良程度比起英國和葡萄牙艦隊毫不遜色，更優於清朝水師的裝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