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不相信！當初日本被「加稅」40％後，日美貿易順差卻不降反升

貿易局勢緊張正成為當前世界經濟復甦面臨的最大尾部風險。有的國家以糾正（貨物）貿易失衡的名義，對主要貿易夥伴頻頻施壓。加征進口關稅能夠解決巨額貿易赤字問題嗎？回顧三十多年前廣場協議後日美雙邊貿易及美國總體貿易平衡問題的演進，對今天或有所借鑒和啟示。

一、廣場協議後日元兌美元匯率大幅升值

眾所周知，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法、英五國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了一個關於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主要貨幣有序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的協議，俗稱「廣場協議」。

廣場協議的背景是，為走出因為兩次石油危機、油價大漲引發的經濟滯漲（stagflation，即高通脹伴隨著經濟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美聯儲在時任主席保羅?沃爾克的帶領下，緊縮貨幣供給、提高利率，最終擒住了通脹狂龍，沃爾克一戰成名。但高利率吸引了外資流入，刺激了美元大幅升值，釀成了美元泡沫。美元指數從1980年7月的低點84到1985年2月的高點165，升了將近一倍（見圖1）。

圖1：美聯儲聯邦基金利率及美元指數走勢（單位：%）

資料來源：美聯儲；WIND

高利率、高匯率的結果是，美國貿易赤字一發不可收拾，從1980年的300多億美元飆升至1984年的上千億美元，與GDP之比由1.1%升至3.0%（見圖2）。其中，日本貢獻了美國近四成的貿易逆差。多年來，日本用這些貿易盈餘對美放貸和投資，一躍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大有買下美國、反客為主之勢。前蘇聯解體後，美國著名戰略理論家、地緣政治家布熱津斯基曾經感嘆：「冷戰結束了，輸者是蘇聯，贏者卻不是美國，而是日本」。

不管是時任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的萊特希澤苦苦相逼也好，還是時任日本財長的宮澤喜一欲拒還迎也罷，引導日元兌美元匯率大幅升值，以減少日美雙邊貿易順差、促進美國國際收支平衡，成為廣場協議的一個重要內容。從1985年9月22日起至1988年底，短短三年多時間，日元兌美元匯率累計升值了88%。其中，僅廣場協議後的次年——1986年，日元兌美元匯率就升值了48%（見圖3），年平均匯率較1985年升值了42%。

圖2：美國貨物貿易差額及其與GDP之比（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世界貿易組織；美國經濟分析局；WIND

圖3：紐約市場日元兌美元匯率走勢（單位：日元/美元）

資料來源：美聯儲；WIND

二、廣場協議初期日美貿易平衡不僅沒有收斂反而進一步發散

雙邊匯率升值一定程度上與加征進口關稅是等價的。如2005年，美國參議員舒默為施壓人民幣匯率重估，曾與另一位參議員格雷漢姆聯合提出「舒默法案」，聲稱中國如果不在半年內升值人民幣，美國將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加征27.5%的懲罰性關稅。所以，1986年之內，日元兌美元匯率平均升值40%多，於日本出口商來講，也就相當於當年所有日本輸美商品都被美方加征了40%的進口關稅，這對日本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價格競爭力勢必產生較大衝擊。

當然，關稅與匯率也不完全等同。一方面，關稅收入為國家獲得，而匯率變化是外匯買賣雙方的零和遊戲；另一方面，關稅只會影響日本對美出口，卻不會影響日本自美進口（不考慮關稅報復措施的情況下），而日元升值是「雙刃劍」，理論上會減少日本對美出口，卻會增加自美進口。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日本出口商似乎是打不死的「小強」。據日方統計，1986年，頂著日元大幅升值壓力，日本對美出口（以美元計價，下同）較上年增長23%，進口增長12%，順差514億美元，增長31%，相當於日本貿易總順差的64%（見圖4-1）。據美方統計，美國對日出口和進口均增長19%，逆差550億美元，也增長19%，相當於美國貿易總逆差的38%，佔比與上年基本持平（見圖4-2）。

出現這種結果不應該令人感到意外。國際貿易理論中除了比較優勢理論外，還有一個所謂「J曲線效應」。即本國貨幣貶值後，最初發生的情況往往正好相反，經常項目收支狀況反而會比原先惡化，進口增加而出口減少，經過一段時間，貿易收入才會增加。因為這一運動過程的函數圖像酷似字母「J」，所以被稱為「J曲線效應」。由於本幣貶值到貿易收支改善之間存在著時間長度不等的時滯，因此，又被稱之為「時滯效應」。

圖4-1：日本對美進出口及其差額（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日本財務省；WIND

圖4-2：美國對日進出口及其差額（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美國商務部；美國經濟分析局；WIND

1987年，日元兌美元年平均再升值16%，日本統計的對美貿易順差較上年增長2%，直到1988年日元兌美元進一步升值13%，日本對美貿易順差才較上年略降9%（見圖4-1）。美方統計顯示的結果也與此相似，1987年對日貿易逆差同比上升2%，1988年同比下降2%（見圖4-2）。

三、「對外產業轉移 出口市場多元化」助力日本對美減順差

1989年以後，從絕對規模看，美日雙邊貿易平衡年度之間有升有降，但直到1990年代中期，美國對日貿易逆差佔比仍有30%多，1991和1992年甚至高達50%以上。進入新世紀以來，該項佔比才出現明顯下降，至今佔比不到10%（見圖4-2）。可見，日美貿易失衡的改善是慢工出細活，而非一蹴而就。

為促進日美貿易平衡，日本進一步加大了對外投資力度。1980年代初以來，日本就開始積極運用貿易順差對外投資，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資本輸出方，這一勢頭在廣場協議之後進一步提速。1985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規模64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的10%；1990年增至508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的21%。此後，受累於國內資產泡沫破滅和亞洲金融危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和全球佔比一度有所回落，但近年來又出現較快的回升勢頭（見圖5）。日本對外投資，有的是直接在美國生產和銷售，有的是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加工組裝，再向美國銷售。日本通過產業轉移實現了貿易差額的轉移，極大緩解了對美貿易失衡的壓力。

圖5：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及全球佔比（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發會（UNCTAD）

與此同時，日本積極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日本為頭雁、亞洲四小龍為第二梯隊、中國和東盟在內的其他亞洲新興市場為第三梯隊的雁行分工理論做指導，日本推動亞洲區內的產業轉移和經濟融合。其結果是，據日本財務省統計，2018年，日本出口中，中國佔比為19.5%，不含中國的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佔比為35.4%，分別較1985年上升了12.4和16.2個百分點，而同期美國佔比下降了18.2個百分點，由37.1%降至19.0%。現在，亞洲成為日本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佔比近55%，遠超過排名二三名的北美與歐洲佔比合計（見圖6）。

由於日本較早就將貿易盈餘用於高回報的對外直接投資，其投資收益常年為正，近年來成為日本貨物貿易逆差但經常項目持續順差的重要支持，也使得日本成為一個國民生產總值（GNP）大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重要經濟體。2008～2018年，日本按照國民原則統計的GNP較按國土原則統計的GDP平均高出3.1%（見圖7）。這一定程度緩解了日本國土面積狹小、資源稟賦貧乏的經濟發展瓶頸。

圖6：2018年日本份地區出口目的地構成（單位：%）

數據來源：日本財務省；WIND

圖7：日本的GNP與GDP及其對比（單位：億日元；%）

數據來源：日本內閣府；WIND

四、廣場協議後美國貿易總體失衡依然存在

廣場協議以來，美元指數於1992年8月底最低跌至80左右，較前期高點近乎腰斬（見圖1）。廣場協議十多年後，美日雙邊貿易終於趨於平衡，但由於過度消費的陋習不改（見圖8），美元貶值卻沒有解決美國對外經濟失衡問題。美國貿易失衡愈來愈烈，即便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每年赤字規模仍高達八九千億美元，相當於GDP的4%以上（見圖2）。

圖8：美國與世界總儲蓄率的對比（單位：%；個百分點）

數據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世界銀行；WIND

貿易赤字高企，令美國不得不對外舉債度日。自1989年起，美國從對外凈債權國逐漸淪為世界最大對外凈債務國。截至三十年後的2018年末，美國對外凈負債餘額9.7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GDP的47%（見圖9）。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就絕對吃虧了，由於美國對外負債是低成本的債務融資，對外投資是高回報的直接投資，作為全球最大對外債務國的美國，其投資收益項目卻常年為正，每年從其他國家和地區獲得的收入大於支出。2008～2018年以來，美國的GNP較GDP總量平均高出1.3%（見圖10）。美國人不但賺了美國的錢，還賺了世界的錢，儘管它向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借了最多的錢。

圖9：美國對外凈頭寸及其與GDP之比（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WIND

註：對外凈頭寸=對外金融資產-對外金融負債

圖10：美國GNP與GDP及其對比（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WIND

綜上所述，從廣場協議的經驗看，短期內，匯率、稅率等貿易條件變化對雙邊貿易平衡的影響不宜過分誇大或者期待過高，中長期要靠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調整來實現。但無論雙邊貿易平衡狀況如何，如果不恢復一國經濟的對內失衡，其對外經濟失衡（如貿易順差或者逆差過大）就難以得到根本解決。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導、董輔礽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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