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長江大橋橋頭堡設計師鍾訓正：自己雖無天分但卻有股「傻勁」
作者簡介
鍾訓正 ，東南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1929年7月出生於湖南武岡，1952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建築系（現東南大學建築學院）。長期致力於建築設計研究、創作與教學工作，其提出的「順其自然，不落窠臼」思想在建築學領域產生深遠影響。創造了多項經典作品，早年所設計的北京火車站和南京長江大橋橋頭堡於2016年9月入選「首批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名錄；主持設計的無錫太湖飯店新樓、甘肅畫院等在建築傳統與創新、建築與自然環境以及建築技術與藝術的辯證統一關係上創出特色。
自1952年我從南京大學建築系畢業，一直從事建築教學、研究和創作60餘年。如今已是鮐背之年，回想前路，我自知沒有很高的天分，但卻有一股傻勁，一經投入，必然全力以赴。我覺得，勤奮比聰明更重要。只有真正投入進去，拋開名利得失，達到一種忘我的境界，才能有所作為。如果說我有什麼作為的話（比如南京長江大橋橋頭堡的設計被人稱道），那也是我不躲懶、不怕難、辛勤努力的結果。
因喜歡畫畫走上建築之路
1929年，我出生在湖南武岡的一個教師家庭，在十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母親由於操勞過度，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已過世，全家僅靠父親教書的微薄收入勉強維持生計，直至長兄結婚成家，家境才有所改善。雖然家境窘迫，可父親的眼光卻很長遠，節衣縮食、想方設法讓家中每一個子女都有機會上學念書，我也因此得到了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
跟別的孩子一樣，我小時候也很貪玩、調皮和好奇。我大嫂是一位職業中學美術教師，收藏了不少精美的畫冊。我時常翻看這些畫冊，被它們深深地吸引。毫不誇張地說，大嫂是我在繪畫方面的啟蒙老師，激發了我對繪畫的熱愛。
到了讀小學時，我開始嘗試自己畫。沒有老師指導，沒有接受正規的繪畫訓練，就從臨摹畫冊開始，然後去畫寫生。有一次，我對著自家的庭院寫生，天寒地凍，我被凍得手腳僵硬、鼻涕直流，仍興緻頗高地堅持作畫。由於畫得有模有樣，常常獲得家裡人的鼓勵，我也就畫得更有勁了。
進入中學後，大人們見我過於沉迷，開始擔心繪畫會影響我的學業，於是紛紛反對我畫畫，並且要求我一定不能將其作為主要專業。
在平和務實的家風影響下，哥哥姐姐們學的專業都無一例外地選擇了醫科、師範和工科類，而我在高考報志願時思前想後：既不能讓家人失望，又無法割捨對藝術的那份熱愛，學什麼專業好？最後選擇了介乎「藝」「工」之間的建築學，這樣既與藝術相關，又接觸面廣、實用性強。
1948年秋，我考取了當時全國最負盛名的國立中央大學建築系（1949年國立中央大學改名為國立南京大學）。10月，乘坐從長沙開往南京的輪船到學校報到。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獨自離家遠行，心中滿懷對即將開始的大學生活的憧憬，儘管此時距學校報到時間已晚了一個月。
來到學校，迅速辦好報到手續，急忙走進教室，我才意識到晚來一個月帶來的後果。當時，投影幾何課是整個工學院的大班課，上課的老師特別嚴格，每次總是先講一小時，然後當堂做習題，第三堂課下課時收卷。我落下了一個多月的課程，對這門課自然是一竅不通，面對習題一頭霧水，每次解題都是連猜帶蒙，最後得分慘不忍睹。於是，我利用課餘時間，猛攻這門課程，努力了一段時間，終於有了起色。
淮海戰役後，我和同學休學回家。翌年，南京解放，等我收到復學通知回校報到時，又遲到了一個多月。有了前車之鑒，我每次課前必先預習，將新內容領悟透徹，課後再擠時間複習帶補習。這種「笨鳥先飛」的方法倒也收效神速，到這門課結束時，我已經是班上做題速度最快、準確率最高的學生了。
鍾訓正院士手稿
我是懷著激情和綺 思踏入建築學大門的，但進入了這個門檻，清規戒律接踵而至，老師竟像對待幼兒園小朋友和小學生似的教我們如何削鉛筆、如何裱紙、寫字、用筆、使用工具等等，特別是還要學那些與「靈感」相抵觸的物理、微積分、投影幾何、力學等令人頭疼的課程。原來建築竟是這麼複雜、實際和理性，受那麼多的限制和約束。
在專業基礎課中，楊廷寶先生教我們素描，我當時「野性未馴，心態浮躁」，素描課上不耐心細磨慢琢，四個鐘頭的作業一個鐘頭就完成，成果粗糙，遭到楊老的嚴厲批評。在最後一個總結性作業——西方古典構圖渲染作業中，為了省事，我想省略希臘額枋中的卷草紋。楊老知道後，對我說：「想省事，你就不必學建築了。」挨了批評，我就老老實實完成作業，最後取得了全班最好成績。
我至今記得，一年級下學期的第一個設計作業是「橋」，指定要用西方古典的手法。遇此創作良機，又是第一個自己的作品，自然就使出渾身解數，挖空心思，添加了不少「得意之筆」，而楊老恰恰把那些統統刪去。當時我非常難過，心有不甘，以至他忍無可忍地說：「你這是干泥水匠的活，純屬畫蛇添足，你還要不要學下去？」通過楊老的一次次教誨和鞭策，我慢慢領悟到了自己的幼稚無知和創作的艱辛。
藝術的探索沒有捷徑可走
1952年，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湖南大學。第二年春天，我被抽調到武漢，參加華中工學院的規劃設計工作，完成了自己建築生涯中的第一個設計——華中工學院的一幢教學樓。1953年院系大調整時，我被調到武漢大學水利學院，由於當時沒有建築系，只能在水利系從事建築構造的教學。1954年，在楊廷寶老師的幫助下，我被調回南京母校（已改名為南京工學院），得以從事自己心愛的建築教學工作。我想，並不是由於我的專業成績多麼突出而特別受到楊老的器重和厚愛，只是因為平時的勤奮踏實給老師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那時剛剛參加工作，時間上比較寬裕，我把大量精力傾注於繪畫。尤其痴迷於美籍匈牙利人考斯基（KAUTZKY）的鉛筆畫，認為其用筆剛勁有力、豪放洒脫、簡潔概括、層次分明，瀟洒的寥寥幾筆，立見效果，特別適用於快捷草圖。於是對他的畫風刻意模仿，甚至以被人稱為「鍾斯基」而洋洋自得。
楊老看了卻不以為然，勸導我說：「你年紀還輕，不要過早建立自己的風格和獨家手法，更不要以他人的風格來束縛自己，應博採眾家之長，勤學苦練，融會貫通。」「用筆的簡練、豪放、傳神，必須出自深厚的功底，不要看人家傳神的寥寥幾筆，該凝結了多少年的心血。」這番教導，給我帶來極大的震動。
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我終於決定：改！首先，我丟開粗扁頭的鉛筆而改用細鉛芯的自動筆；同時也細細品味多位名家的作品，琢磨他們各自的特點，以風景照為題材，畫出了大批習作，逐漸進入角色。
年輕時，我總相信真理只有一條，看問題常絕對化、簡單化。自以為是非分明、果敢決斷，對楊老模稜兩可的口頭語「也許」「可能」「無不可」等不以為然。日久天長，慢慢理解到影響建築創作的物質、精神和社會因素的複雜性，孰輕孰重，會帶來迥然不同的結果。如果認定走一條常規之路，只會產生千篇一律的平庸之作。對設計創作來說，本來就條條道路通羅馬。出其不意，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反而會帶來非凡的效果。
當然，為此必須付出數倍於常規的艱苦勞動。「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極富哲理，於無路處，往往可探尋一個天朗氣清的新天地。
鍾訓正院士手稿
藝術的探索幾乎無捷徑可走。我當初學考氏也不過是想走捷徑，追求痛快淋漓，一蹴而就。後來在教學中發現，不少青年學生也有類似的追求，而且影響面甚廣。他們鄙視細膩工整，仰慕氣度非凡的大筆一揮。他們探求自由洒脫、狂放不羈的情趣，熱衷於用誇張的手法畫那些古老破舊的題材，給對象加以任意的變形和抽象，幾乎是完全跟著感覺走。
然而，一旦要表現嚴謹簡潔的現代建築，往往就不知所措。建築畫在藝術殿堂不佔重要的席位，因為它是寫實的、帶技術性的，必須明確易懂，這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度都無甚差異。上世紀80年代初，我有機會訪美並在事務所工作一年多，發現那裡的建築師同樣不能任想像馳騁。
偉大的藝術家無不在千千萬萬張習作和作品上才建立自己的豐碑。天才是勤奮所培植的。像我這種「笨鳥」，除了勤奮，別無他法，自然更要振翅先飛了。我自認雖然笨，但還有幾分認真。無論正圖還是草圖，我都把它當成一回事來干，總想畫出自己的水平。哪怕是粗略的幾筆，也要先畫一張底稿。只有一筆一划認真畫，才能厚積薄發。
南京長江大橋橋頭堡方案由周恩來總理選定
建築和藝術息息相關，既要牢固實用，又要美觀大方。南京長江大橋橋頭堡的設計就體現了這一點。
南京長江大橋是繼武漢長江大橋之後我國著手籌建的另一座跨越長江下游的公鐵兩用特大城市橋樑，工作艱巨複雜，不僅在國內首屈一指，在國際上也是少見的，因此關係到橋樑整個形象的起頭建築藝術造型顯得十分重要。一方面要求有雄偉壯麗的外貌，把正橋與很長的引橋恰當地銜接起來，達到協調美觀；一方面還須有社會主義嶄新的時代特徵，顯示出我國勤勞勇敢的人民在飛躍前進中的豪邁氣概。因此在橋樑建築美術上要求更高，其重點則集中在連接正橋和引橋的橋頭堡上。
橋頭堡的設計從1958年開始。最初設計方案大致跟武漢長江大橋差不多，只是大一號，大橋局不滿意，於是舉行全國範圍的橋頭堡設計競賽。這樣的一個競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各大高校、各省市的設計院紛紛參與角逐。當時校（南京工學院，東南大學前身）領導非常重視這件事情，因為關係到學校的榮譽，校領導們決定打破學校教學程序，動員建築系所有的教師、學生共同設計，先在學校內進行評選，評出的優秀作品再送交鐵道部。教師和同學們都鉚足了勁，全校共設計了近200個方案，進入初選的有38個，最終推薦至鐵道部的有6個，這其中就有我的2個。
鍾訓正院士當年為橋頭堡設計了兩個方案，最終選擇了三面紅旗的(上圖)，放棄了凱旋門(下圖)方案淳慶供圖
1960年初，鐵道部等單位對參賽的方案進行了討論，最後選出了3個備選方案，我的2個方案都在其中。我當時設計了紅旗、凱旋門兩個方案。大橋要強調中國特色，雖然凱旋門設計中已突出了民族傳統元素，但畢竟有模仿的痕迹；此外，由於凱旋門太大太重，可能會影響交通，因此沒被採用。剩下的兩個方案均採用的紅旗元素。我的方案是一個堡上面突出兩面紅旗，不加任何東西，比較簡潔大氣。另一個紅旗設計方案有些複雜，除了紅旗還有好多工農兵雕塑，主題不是那麼明確。
3個送審方案呈送中央後，我也跟著大橋局人員到了北京，去鐵道部等周恩來總理的審批。可是那個時候周總理在出國訪問，我們就一邊等，一邊再對送審方案加以修改。後來周恩來總理到上海開會，我們特地帶著設計方案去上海面呈總理，經過多方面考慮，最終選擇了我的「紅旗」方案，不過因為當時的時代特徵，將兩面紅旗改為了三面紅旗。
由於三年自然災害，鐵道部提出就簡建橋的方針，橋頭堡方案差點停掉。一直到1968年大橋主體基本完工了，馬上要建橋堡，上報給中央後，周恩來總理決定還是恢復原先的橋頭堡設計方案，並對三面紅旗方案作了兩點指示：一是紅旗的顏色要鮮艷，二是要永不褪色。
橋頭堡的建設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是如何塑造紅旗。在我的設計里，紅旗要像風吹過一樣是飄動的、曲面的，外廓是鼓上去的，表現出動感美。為此經歷了反覆試驗、多方嘗試。為了趕工期，我們建築系參與大橋工程的師生吃住在工地，兩班倒地邊畫圖邊施工，非常緊張。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兩座巨人一樣的橋頭堡奇蹟般地樹了起來，保證了1968年國慶日大橋的全面通車。
南京長江大橋以較高的建築設計藝術水準，成為體現「雙百」方針和文化自信的藝術之橋。橋頭堡的設計，也初步體現出我的設計理念，後來和團隊深化為「順其自然、不落窠臼」的建築思想。這種思想立足於中國大地，立足於現實及約略領先的可行性。它要求我們尊重傳統但不迷信傳統，以現代化的手段和創新意識去弘揚傳統文化；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和理念，但決不為其所迷、所縛；不矯揉造作，力爭求實和表裡如一。其後所做的無錫太湖飯店新樓、三亞金陵度假村等建築的設計都遵循了這一思想。（本刊記者張寧、高玲採訪整理）
摘編自《群眾·大眾學堂》2019年第2期，原標題為《建築之路與長江大橋橋堡情結》
作者：鍾訓正
責任編輯：張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