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暗殺時代的晚清革命黨人是恐匪還是義士

1900年，清皇室統治中國已過250年，華夏人祖祖輩輩已經習慣了腦後那根長辮，忘了那是剃刀強加之物，他們每天起來洗漱細心地梳理它，就像籠子里的鳥兒愛惜自己的羽毛。愛新覺羅的江山依此慣性，相當穩定，似乎可以萬年永祚。

但就在此時，從中國的鄰國日本突然歸來一群書生，開始造清廷的反。他們的造反方式，不是跪著請願，手裡拿著的也不是上書，而是匕首、槍彈，炸藥。

史堅如就是其中一位。

「大廈覆矣,孰屍其咎?，某血性男子，乃肯戴民賊以取亡乎？吾將行吾志矣。」

「今日中國正如數千年來破屋，敗壞至不可收拾，非盡毀而更新之不為功。」

如果不交代時代背景，現在的人們很難想像，上述這兩段慷慨之詞，系一個15歲的少年所言。此人就是史堅如，出生廣東番禺一個大戶人家，先祖系明末抗清名將、漢民族英雄史可法。本來，史家在清朝的日子過得可以，依然有人在官府做官，史堅如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舒舒服服地做他的官宦子弟，但史堅卻沒有這麼做，而是做官宦子弟中的異類。

他沒有書生的柔軟，也沒有文人的怯懦。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清廷向日本投降，割地賠款。晚清士人對政府極盡失望，但出於對清王朝剃刀的恐懼，暴力革命尚未成為主流，朝野上下充斥了不少改良派，對清廷從良抱有幻想。而時年16歲的史堅如氣魄驚人，力挺武裝抗清，主張殺掉慈禧：「此老婦真真可殺！」

這個書生不僅敢說，而且敢做。1899年，他散盡萬貫家財，加入興中會（同盟會前身）。1900 年10 月23 日，史堅如率領暗殺小組開始行動了，對清廷大佬、廣東巡撫德壽下手。不幸因所攜炸藥提前引爆、行動失敗。史堅如被捕壯烈犧牲，年僅21歲。

史堅如雖逝但並不孤獨，在他之後，從日本歸來的刺客前赴後繼。諸如立志推翻滿清民族壓迫、號稱「光漢子」的徐錫麟。他出生於一個十分富有的官僚地主家庭，1903年赴日本留學，結識許多革命志士，樹立反清信念。在蔡元培的介紹下參加了光復會。逐漸成為光復會在國內的領袖。彼時清政府在各地創建新軍，徐錫麟混入其中，受到了安徽巡撫恩銘的器重。

1907年7月9日，徐錫麟趁著恩銘來參加巡警學堂學生畢業典禮，率學生軍起義，以炸彈手槍襲擊會場，恩銘最後被殺，徐錫麟等與清軍激戰四個小時而失敗被捕，第二天英勇就義。徐錫麟的起義讓清廷大為震驚，也鼓舞著後來的革命者前赴後繼。

當時，安徽有個叫吳樾的革命黨人，寫下《暗殺時代》之後，實言實行：

「夫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予願予死後，化一我而為千萬我，前者仆後者起，不殺不休，不盡不止，則予之死為有濟也。」

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吳樾少時就有遊俠之氣，26歲加入推翻滿清為目標的光復會。光復會湧現了很多荊軻一般的刺客。吳樾就是其中一個。為了實現革命目的，他創建北方暗殺團，籌劃對清大臣實施暗殺。

1905年，清廷重臣載澤、端方率徐世昌等五大臣出國考察，吳樾得知後，決定在火車站動手。臨行前吳樾給好友秋瑾留下遺書：「不成功，便成仁。不達目的，誓不生還！」

行刺當天，吳樾身著僕役制服，混入火車上。火車一共有5節，第三節是五大臣的車廂。在試圖進入第三節車廂時，他被衛兵攔住。正在糾纏之時，火車啟動，吳樾趁機引爆炸彈。

巨大的爆炸將火車頂炸開，五大臣有的重傷，有的輕傷。都沒有死。而孤身刺殺五大臣的吳樾手腳俱斷，肚破腸穿壯烈犧牲，年僅27歲。聽到這個新聞後的慈禧嚇壞了，更加深居宮內不敢外出，而且嚴查周邊提防刺客，還將頤和園的宮牆加高了3尺。看來，這個一手遮天的老佛爺，面對槍炮，也是色厲內荏。

為什麼這些刺客有別於中國傳統書生，勇敢、威武。不怕死？

這有賴於他們的教育經歷。比如史堅如，少年就讀於廣州格致書院。這個學校是美國人所開，屬近代新型學堂，在這裡，他讀到了西方思想家的先進思想，受到民主思想的啟蒙，更重要的是，他還讀到來自本鄉本土的「反清四大寇」的革命學說。所謂「反清四大寇」，就是晚清末年起於廣東的四個漢民族志士：孫中山、陳少白、尤列、楊鶴齡。當史堅如得知，孫中山等人在東京組織反清大本營，於是決定去日本拜見孫中山。二人一見傾心，深談十餘日。孫中山對史堅如說，當下中國苦難深重，治學不如救世。而救世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用武裝行動「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革命黨筆杆子、國學大師章太炎，對青年刺客們的影響也極為深刻。他鼓勵書生們重義輕生、視死如歸：「天下亂也，義士則狙擊人主，其他藉交報仇，為國民發憤，有為鷗梟於百姓者，則利劍刺之，可以得志。」

章太炎說，天下大亂，書生成長為大俠，才不枉此生。

章太炎還說，「一緣既絕，萬念俱消」。一個人如果執著於一個信念，則絕斷了這個信念，人活得就沒有意義，人生的所有念頭都化為灰燼。章太炎這樣說，是鼓動青年書生為民族解放革命而死，促成了晚清書生的自戕成仁之風。那些行刺的書生們覺得自己拋灑熱血是普渡眾生，單純的肉身生命毫無意義，唯有將速朽的肉身生命投入到更大意義的事業之中，才能化為永恆的精神留名青史。

惟有犧牲才能求得永生——有了如是精神的原動力，書生們自可瀟洒赴死，「輕去就而齊死生」。

在導師的啟蒙和鼓舞下，史堅如們迅速由書生成長為武士。雖然他們中有的出師未捷身先死，但是血沒有白流。此後，漢家血性書生前赴後繼，揭開了一個對野蠻政權及其大吏的暗殺大時代。「手提三尺劍，割盡滿人頭」幾乎成了當時青年書生們的口頭禪。這種氣勢果然嚇壞了滿大人。

想當年，滿洲八旗兵以「留髮不留頭」之剃刀征服中國全境。那些讀聖賢書的文人，不是被殺，就是變節。中國文人與人理論時，愛講「君子動口不動手」。而不敢動手的君子，是怎樣的君子？跪著造反的書生，能改變自己乃至國家命運嗎？因為「手無縛雞之力」「君子動口不動手」，所以「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於是「百無一用是書生」。自古文人不成事，都與此一脈相承。他們憂國憂民，但無可奈何。

然而，你有兵，當秀才也有兵，又會是怎樣局面呢？

到了20世紀，這無用與無奈的千年痼疾，卻被晚清荊軻——中國留日生們改變了。

我們知道，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從1895年時就倡導革命，輾轉海外，他在美國檀香山有胞兄幫襯，但最後把革命根據地設在日本東京。為什麼？

這就和日本對中國學子的影響力息息相關。

晚清末年，中國掀起出國留學潮。在中國學子去往的留學國中，日本成為首選。尤其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留日潮洶湧澎湃。在時間上中國人留學日本比留學歐美晚了數十年，但在人數上近代中國留日人數超過了留學歐美各國人數的總和。據歷史學家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統計：當時赴美留學總共650人，而赴日留學的中國人總數高達8000餘人。「在20 世紀的最初10 年中，中國學生前往日本留學的活動很可能是到此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

數以萬計的中國學子來到日本，這是這個曾盛產遣唐使的國家無法想像的。為什麼中國學子們首選日本留學呢？拿流亡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啟超的話來說，因為「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

梁啟超說的，是地理文化元素。離得近，且文化相通。既省盤纏，又易交流。而除此之外，更有政府元素。日本之所以成為近代中國精英的第一去處，和日本政府的扶持政策亦有很大關係。

世所盡知，公元七世紀，為學習世界最先進的封建文明，日本向中國大唐派出了20次遣唐使團，總計約6000人。他們得到了大唐熱烈擁抱來，有的如阿部仲麻呂這樣的優秀留學生，還改了中國名字（晁衡），在中國做了官。一千年後，輪到日本報恩了。

日本當時一些精英還真是這麼想的。譬如那位戰勝袁世凱的大鳥圭介，就是擴大中國留學生規模的積極擁護者。他於1899年在日本學士館做了題為「對華今昔感情之變遷」的演講，公然強調：「當日教育中國留學生是為了『酬往昔師導之恩義』」。

還有早稻田大學創建人、做過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也是留學政策的積極倡導者。1898年6月至11月，在他第一次組閣就任日本首相期間，就表明了對中國留學生的歡迎態度：「日本長期從中國文化中獲益良多，是負債者，現在該是日本報恩，幫助中國的時候了」。

那麼，中國留日生在日本到底學到了什麼？

一是革命思想，二是武士精神。

中國與日本有相同的歷史文化，為什麼日本維新三十年脫胎換骨，而中國維新百即告失敗？日本能做到的事，中國做不到？因為日本維新黨首先推倒了舊政權幕府。而中國維新黨卻幻想依靠滿清舊政權實現維新，這可能嗎？

其次，日本士人有一樣東西，中國士人沒有。那就是武士道。中國精英缺乏尚武精神和無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在戊戌變法中體現得痛徹淋漓。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知識分子群，他們滿腹經綸，口若懸河，但動手的勇氣和能力極差，乃至指望憑藉三寸不爛之舌，說動官痞勤王變法，豈非緣木求魚？

自古中國文人不成事，一是因為沒有獨立的組織，不能獲取獨立的經濟地位，所以必須依附於豢養，無法獨立成事。二是因為他們害怕暴力、沒有以暴制暴的勇氣和能力，而縱觀中國封建王朝兩千年之變遷，非暴力革命決難打破。

對此，中國留日生開始有了清醒的認識。有了這般見識的留日生一旦遇到優秀領軍人物，便迅速成為革命主力軍。於是，留日的中國學子在孫中山的鼓動下，便很快開始轉身。他們不再把主要精力停留於宣傳政治革變上，而在發動起義，武裝奪取政權上。

他們就是孫中山苦苦尋找的戰友。「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所以，孫中山把革命大本營設在了日本首都東京。

當被統治人群不怕死時，統治者就怕了。革命黨人揭開暗殺時代後，清廷大小官員陷於恐怖之中，大吏們談虎色變，不敢再對革命黨人輕言鎮壓，甚至出現過這樣的怪事：在京滿清皇室貴胄暗自遣人去東京，每人向同盟會「捐贈」萬兩白銀，用以贖買自己的項上人頭不與身體分離。

一個又一個書生武士以命相搏，終於撬動了中國封建王朝統治這千年鐵板。

但是，當時卻不斷有大佬和酸儒跳將出來，罵他們是恐怖分子。乃至後來進入現代社會，仍有不少談虎色變的文人這麼認為。

我以為，這不是反咬一口，就是喪盡天良。

看看那些清廷大佬抓住革命黨人是怎麼處置的——

對史堅如，清廷酷吏施盡酷刑，拔光了史堅如的手指甲，然後在碼頭斬棄市。對徐錫麟，他們砸碎睾丸、破膛挖心；對秋瑾，斬首示眾。對吳樾，破腹揪頭髮示眾……手段何等殘忍，如果說革命黨人是恐怖分子，那麼他們這些大佬就是魔鬼！

而革命黨人又是怎麼瞄準暗殺對象的——

比如徐錫麟，不僅不濫殺無辜，而且還特別主張冤有頭債有主。堅持刺殺滿清大佬，而不殺同胞、一個漢人。安慶起義中，他堅持不肯殺漢人，乃至因此貽誤戰機。這樣的人，如何能和恐怖分子划上等號？他們的信仰是邪惡的嗎？他們的政治訴求有問題嗎？他們傷害無辜了嗎?那些大佬講理嗎、難道不該殺嗎？當時頑固不化、死守特權的清政府，除了暗殺，還有其他解決之道嗎？

認清了以上問題，就不難得出結論。

那不是恐怖行動，而是不折不扣的革命義舉，而所謂恐怖的指責，完全是頑固的官僚與談武色變的酸儒們，故意混淆視聽，潑向勇士的髒水。在無畏的死士面前，那些「有權懦弱」的膽小鬼，只應該感到深深羞愧。

當然，後來這些義士用生命換來辛亥革命勝利，開創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而暗殺之風卻沒有戛然而止，民國初年依然暗殺風行，這就和當初革命黨義舉大不同了。諸如袁世凱暗殺宋教仁，就是赤裸裸的白色恐怖。因為推翻清政府和帝制後，中國已經有了合法表達不同政見的平台。而各方不互相妥協，都想說一不二，一言不合，就明槍暗箭，其行為之不齒，實在不能與當年的大英雄同日而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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