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自縊，闖王兵敗，大清朝是怎麼漁翁得利的？

1644年，即大明崇禎十七年三月，農民軍攻破北京城，崇禎帝自縊於煤山，按理說李自成應該坐定了江山。誰料半路殺出程咬金，紫禁城的皇帝寶座竟讓「第三者」——清人莫名其妙給奪了過去。長熟的「桃子」被人摘了，李闖王成了最窩囊的起義軍領袖。而「第三者」佔據紫禁城竟長達兩個多世紀，其中玄機何在？

清人在入關前後，對漢族王朝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等「合法性資源」一直在努力學習、認真鑽研，很重視發揮漢族知識分子的作用，洪承疇、范文程等漢人為清人入主中原立下汗馬功勞。每次機會到來時，清人能充分運用漢族意識形態資源，收籠人心。在這方面，它比蒙元做得高明。輕視漢文化的蒙元統治中原還不到百年。

古代漢人相信天命，於是，清人在農民軍攻破北京後，馬上打著替明朝報仇的旗號進入山海關。佔領北京後，清廷便以帝王之禮隆重改葬已入田貴妃墓的崇禎帝，令臣民服喪。自己儼然就是明朝的繼承者。

清人還緊緊抓住「救民」、「安民」這二條漢族統治的「祖訓」不鬆口。入關前，即宣稱「此行除暴救民，滅賊安天下，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多爾袞採取洪承疇的建議，嚴令申明軍紀，改變清軍以往搶掠財帛所造成的令人恐怖的形象，以新的面目出現，扭轉「順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賊」的不利清軍狀況，同農民軍在政治與思想上「角逐」。

隨軍大學士范文程在代表多爾袞接受吳三桂投降時，特彆強調此次「兵以義動」，是為你們報君父之仇，「國家欲統一區夏，非又安百姓不可」。入京後，立即宣布廢除明末苛捐雜稅，減輕民眾負擔；下令「故明內閣部院諸臣，以原官同滿洲官一體辦理」，對在京明官一攬子包下，概不追究他們「從逆」李自成大順政權的「政治問題」；發現強迫剃髮感情上有大阻力，從策略考慮，果斷暫緩剃髮，能進又能退。因此清兵在華北、西北的軍事行動，幾乎通行無阻，頗得漢人的協助。

清史學家孟森在《明清史講義》里評論這段歷史時說：「世祖開國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余皆沿襲明制……順治三年三月，翻譯《明洪武寶訓》成，世祖制序頒行天下，直自認繼明統治，與天下共遵明之祖訓。此古來易代所未有。清以為明復仇號召天下，不以因襲前代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可謂點到了要害。

清廷一方面充分「肯定」明朝，把自己說成是它的衣缽傳人，另一方面卻宣稱明朝已經滅亡，完全「否定」它的實際繼承者——南明朝廷，不予以承認，加以征伐。

清軍南進還未到揚子江，清廷就迫不及待地開「明史館」修「前朝」之史。後代王朝修前代史，是歷代中國王朝相沿已久的政治傳統，清廷在正式與南明兵戈相向前，先用修史的方式宣布它的滅亡，為其征討正名。對於明朝滅亡的時間，清朝官方的話語，前後完全一致，並通過撰寫史書、文字獄等形式，不斷加以強化。

明朝滅亡時間如何定，關係到清朝的正統地位，清廷堅定的史觀是：明亡於崇禎帝煤山自吊，滅明者為「賊」（李自成），大清是從「賊」的手中奪的天下。乾隆四年（1739年）定稿頒行的《明史》，就在崇禎帝死後稱「明亡」。整部《明史》，對隆、永等南明之君都無一個字的記載；「一年皇帝」朱由崧則收在《諸王傳》里，且雲「自立於南京，偽號弘光」。將爝火不息，奮戰不休，一直到康熙元年（1662年）才最後撲滅的南明事迹一概抹殺。

《明史》的修撰，明確把握並堅持「正統觀」，它以崇禎殉國劃線，之前承認明朝居「天命」與「正統」，明亡後就由清朝繼承其中國王朝的地位，而其它皆為殘渣餘孽與僭偽。以此來強調大清統治的合法性。

清廷對明朝採用肯定和否定的「兩手」策略，其統治技巧可謂精巧圓熟。孟森稱讚滿族為「善接受他人知識之靈敏種類，其知識隨勢力而進」，前期諸帝比明中後期都強，可惜末代子孫「死於安樂，以致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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