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英先生楷書《閱帖雜詠》、行書《碑帖論稿》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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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英先生楷書《閱帖雜詠》

張伯英行書《碑帖論稿》

張伯英(1871一1949)宇勺圃，晚號東涯老人，江蘇銅山人。

清光緒丁酉拔貢生，壬寅應天鄉試舉人，又入南京高等學堂治新學。曾設館任教於徐復為蕭縣段氏幕僚，供職皖、粵、寧諸省。辛亥後相繼任職北洋政府陸軍部，國務院秘書廳以及執政府等。去幟後留居北京(平)鬻字賣文為生，曾總纂《黑龍江志稿》，編輯《徐州續詩征》。

先生書法宗北碑，又廣求博取，融為一格，楷書成就尤為世重。又負善鑒之名，多蓄歷代碑帖善本，六十歲後更專註於法帖，著有《法帖提要》七卷，為法帖考釋著作翹楚，晚年又有《閱帖雜詠》百餘首，更有大量校記、題跋等，雖多未刊行，而學者傳抄、研究影響頗著，以為其涉獵廣泛，眼光精到，方法細密，多有創見，可謂法帖考釋集大成者，開現代研究先河。

銅山張勺圃先生碑帖論稿讀後記 啟功

張伯英先生字少甫，亦作勺圃，江蘇省銅山縣縣望族。早歲貢於鄉，中年已入民國，為徐樹錚將軍延為西北邊防軍編輯處某職。徐將軍擅筆墨，文好桐城，書擬北碑，此亦當時所尚者。勺翁文筆流暢，公餘臨六朝碑版。功聞於勺翁第三子，時居張宅廂房，告功曰：勺翁中年臨《龍門二十品》最多，翁之男女公子屢請擇一本影印以示後學，以見臨寫之勤苦。並言臨本用「元書紙」，每本紮成一卷，俱置老人之床下，直滿空處。男女公子欲抽出為選印底本而不得見許。

勺翁尤好六朝墓誌，每得拓本一幅，必手臨一再。前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影印勺翁書跡選本一大冊，其中即印所臨墓誌若干幅。只見印本，竟不知是墓誌原拓抑為臨本。足見臨帖之時，手眼精到，所謂「一絲不苟」，非謂石上刀痕，蓋為寫者朱書之命意與刻者刀刃之存真，與夫臨者之全神所聚；不僅在拓本之黑白陰陽，而在攝取石上書家腦之所思，腕之起落，聚而為拓本上之字跡剛柔開合，使今日觀者眼中所見之臨本不啻與干百年前書者筆下意中俱與觀者對語也。如此境界，始是臨學碑版之優秀結果。今觀勺翁之書，行書中自有剛健之骨，真書中自有生動之趣，此勺翁之書之所以為妙也。

功每登堂求教，常恐勺翁指教勞神，即申紙求老人揮毫示範，以節語言之勞，藉瞻用筆之法。而先生卻檢示案頭新收之帖，曰此某本，此某拓，其異同何在，優劣何在。功於石刻拓本素日只觀點劃結構，而未嘗留意其刻工刀法與夫紙墨時代，其意之所鍾，偏於筆鋒墨韻，故臨摹賞玩常在唐人墨跡。故所收集賞玩雖敦煌之碎紙零篇，亦必什襲觀摩，足以所收碑版拓本每為行家笑其為翻刻。一日，以所臨唐寫佛經呈勺翁，而蒙老人鼓勵，繼以所臨日本所傳智永千文影印之原本呈勺翁，此為原本易主後之最新印本，勺翁見而大驚，曰：「此六朝人之墨跡也，子何從得之?」數日後以新得之精印本上呈，老人大喜，功亦大喜。蓋老人所喜在得見六朝人之墨跡，而功所喜在曩日以為老人多臨石刻必以真跡為河漢，庸詎知在勺翁目下手中之石刻拓本並非盡為昔人之枯骨，實是栩栩然之金字塔中之木乃伊也。

平日所知勺翁喜古碑刻必等閑以待明清戶名家之跡，繼聞於勺翁門婿屠君質甫，言勺翁於明之董香光、清之劉石庵，非徒珍重，且常收購什襲。蓋漢字自篆隸草真以下字形雖有差異，而木杆兔毫之筆，右手執以書之，則古今固無異也。真知書者，又何用其軒輊哉！

自古讀書人，莫不以收藏著名版本相矜尚，古書中字句異同、篇目多少，固古版有時固是學術所關之根本，有時則是無關緊要處。清代黃蕘圃成了古書版本的專家，事實上真關文史的考證、判斷的問題，卻不見他有什麼比較和發現。而勺圃先生於所收所見的古刻，古拓，通過評論、題跋、考證、題詠，文章等種種不同文體，充分闡釋了老人的獨到見解。即如《閱帖雜詠》，數十年來，若干傳抄本中有詩章多少之異，此固由老人隨手增改所致，亦或由稿本之藏者先後所致，因而得知老人在稿紙，信箋，筆硯交遊之種種不同，以致稿本之多少遂現異同。今想此集所刊，在老人身後，藏者又是老人之內外子孫，恐今後即有斷簡遺篇之發現，亦如殷本、金石之罕遇矣。至於勺翁晚年，以法書易米，遺墨流傳更難勝計，後之藏家續有搜集、影印之舉，則遠易於金石刻拓，此我輩後學之眼福，可為預卜者矣。又勺翁曾得明人張正蒙跋之《館本十七帖》(今在上海圖書館)及唐摹王右軍《此事帖》(今在北京文博研究所)，曾影印為《右軍書范》，流傳甚多，今後重印流傳，將更為易事矣。

「文革」運動中，公所藏文物每遭遺棄。一日晤勺翁之內外文孫張君濟和、屠君式潘詢勺翁手稿，乃知俱為勺翁之孫輩所寶。今經二君彙輯，交河北教育出版社為之排印，命功撰「讀後之記」。惜功自公自二00年三年終歲抱病，艱於執筆。二00四年疾有略愈，謹為屬草，所記容有失誤，幸張，屠二君惠為改削！

公元二00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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