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吐魯番文獻整理與研究
一百年來，在我國新疆吐魯番為代表的西域地區，出土了成千上萬件文獻，震驚了世界學術界，吐魯番文獻與敦煌文獻一起，催生了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吐魯番學，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學術史的面貌和走向。
具有更加鮮明的特點
學術界所言「吐魯番文獻」，不只是吐魯番盆地出土的文獻，還可以指整個西域出土的文獻。與敦煌文獻相比，吐魯番文獻具有更加鮮明的特點。
一是吐魯番文獻發掘更早。早在1890年，英國的鮑威爾就在新疆庫車獲得了一件寫於6世紀早期的梵文醫方寫本。從1893年起，俄國、瑞典、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的考古學家和漢學家來到西域考察。可見，吐魯番文獻很早就引起世界學術界的注意，這一領域擁有非常深厚的學術人脈和研究基礎。
二是吐魯番文獻所記載的時代更早，綿延的時段更長。吐魯番出土了寫有「元康六年（296）三月十八日寫已」題記的《諸佛要集經》，吐魯番盆地所出文獻以十六國至唐前期為大宗，而敦煌文獻以唐五代居多，吐魯番文獻與敦煌文獻恰好在時代上形成互補。
三是文獻種類更多。吐魯番文獻從出土地看，有佛教洞窟遺址、故城遺址、墓葬遺址，出土地域廣袤，且有各種類型的出土文物與文獻相映證；從文獻載體看，有紙質、磚質、石質、木質、帛質、麻質；從文獻色彩看，有墨色、藍色、硃色；從文獻內容看，與當時的現實生活結合更加緊密，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
四是吐魯番文獻的精華有不少保存在國內。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考古隊對吐魯番墓葬進行了大規模的科學發掘，直到今天，吐魯番文獻還在不斷出土，並保存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和吐魯番博物館。
五是吐魯番文獻還會不斷出土，在廣袤的西域地區，不知還有多少考古發現值得我們期待，不知還有多少出土文獻等待大家整理。
摸清吐魯番文獻家底
百年來，吐魯番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有哪些經驗值得總結呢？今後的吐魯番學之路應該怎麼走呢？我們可以從普查、識讀、綴合談起。
首先是普查。要從事吐魯番文獻整理與研究，必須將所有吐魯番文獻進行逐一閱讀和比較，將不同體裁的文獻進行全面觀照和打通。因此，摸清吐魯番文獻的家底非常重要。目前，學者們對國外所藏吐魯番文獻的普查做得較好，有關《總目》已問世，特別是《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方便，依據二書，再藉助國際敦煌網站，可以基本了解國外吐魯番文獻的收藏情況。但是，對國內所藏的吐魯番文獻，目前還沒有類似的《總目》出版，我們主要依靠《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吐魯番出土唐代文獻編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2年）這樣的著作進行了解。對吐魯番文獻進行普查之後，還需要進行統計，我們在撰寫《吐魯番文獻合集·儒家經典卷》時，統計目前收藏於海內外公私機構的吐魯番出土儒家經典共7部113件，它們是：《尚書》7件、《詩經》24件、《禮記》4件、《春秋左氏傳》14件、《論語》31件、《孝經》9件、《爾雅》24件。
其次是識讀。吐魯番文獻的識讀，特別是漢文獻的識讀，國內學者比國外學者做得好。比如，圖錄本《吐魯番出土文書》（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和《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中華書局2008年）就比《大谷文書集成》（法藏館1984—2010年）識讀更為精審。長期以來，由於語言文字學家的缺位，或者由於整理者忽略中古漢語、近代漢語以及近代漢字、寫本標識符號以及特殊格式對吐魯番文獻識讀的重要性，吐魯番文獻的整理不免在識讀方面出現失誤，導致郢書燕說。比如，大谷1036《唐劉達於某人邊舉麥契》誤將「雜物」錄為「難勿」，大谷8056《唐大曆十六年（781）六月米十四舉錢契》誤將「代納」錄為「錢納」，大谷1505《殘契》誤將「史娘」錄為「史屯娘」（「」其實是「三」的俗寫）。如果我們再去翻翻日本老一輩學者仁井田陞的著作，比如《中國法制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60年）、《唐宋法律文書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就會發現在識讀吐魯番出土契約時出現的失誤更多，又比如，OR.8212/1515M.Tagh.0124《唐遊（？）素岩辯辭》之「仰答」，《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誤錄為「仰鑒」，由於該著將此字識讀錯誤，從而導致將文書定名為《唐遊素岩殘文書》，文書的真實性質被掩蓋。因此，我們整理吐魯番文獻，一定要把俗語言和俗文字的基本功打牢實。
再次是綴合。吐魯番出土文獻大多來自墓葬，不少文書已經高度碎片化。其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下葬時文書二次剪裁所致。由於埋葬時將文書剪成各種形狀，如紙靴、紙帽，致使完整文書變得支離破碎。二是受墓葬內遺體和隨葬品的腐蝕所致。三是出土後搬遷等人為損壞。如果散落的碎片出於同一墓葬，內容又相關，紙張、書法、字型規格、行距又一致，文書斷裂的茬口也相吻合，我們就可以將其綴合。我們曾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將大谷3101、3103、3104殘片進行綴合，再現《唐張某租陶契》之風采，又將69TAM140∶17/3與69TAM140∶17/5-1綴合，從而讓《唐張信受雇上烽契》破鏡重圓。
最後是斷代。文獻作為史料，如果年代不明，此件文書幾乎無法使用。吐魯番文獻中，像券契、磚志、官文書這樣的體裁，往往標明年代、月份、日期，史料價值極強，但由於不少文獻高度碎片化，從而失去年代方面的確切信息，這就需要從語言文字學、史學、考古學角度以及文獻的載體、書法等角度，對之進行斷代，比如69TAM117∶57/2文書，圖錄本《吐魯番出土文書》定名為《某人買葡萄園契》，沒有標明具體時代。我們認為這是典型的高昌契券，而且極有可能是高昌延壽時期的，因為文書中「何（河、訶）盜（道）」「依舊通」一類詞只出現在這一時期，只要將其與69TAM135∶2《高昌延壽五年（628）趙善眾買舍地券》相比較便可得知。
對文獻準確定名並校勘斷句
定名就是定性，體現了作者對本件文書最全面、最本質的認識，同時涉及對文書的體裁分類。比如60TAM322:7/4（b）文書：「 [於][鄉]人[張] 取銀錢 」又：60TAM322:7/3-2（b）文書：「 趙。若趙須錢之[日] 若延[引]取（？）」又：60TAM322∶7/3-1文書：「若其延引[不] 若身[東][西] 」。以上三件文書，圖錄本《吐魯番出土文書》只載圖版，未見錄文，且未定名，只標記為「文書殘片」。我們認為以上是三件契約，根據內容及用語均可定名為「唐某人舉錢契」。
然後是校勘。吐魯番文獻的書寫者來自各個階層，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加之多為寫本，千人千面，誤寫、別寫、俗寫在所難免，所以特別需要校勘。比如97TSYM1∶12古寫本《論語·堯曰》註：「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沛。」此處的「沛」，查阮元刊刻《十三經註疏》本作「慢」，又查此件文書第6行注有「沛然自矜莊」語，所以我們認為寫本「無敢沛」是涉注而誤。
最後是斷句。斷句就是加上新式標點，它體現了斷句者對於正文文意的準確理解。72TAM169∶26（b）之一、之二、之三《高昌書儀》有「題雲某省告某唯夏感恩深得去汝言疏慰懷微熱汝比信不」，圖錄本《吐魯番出土文書》識讀和斷句為：「題雲某省告：某唯夏感恩（思）深得去，汝言疏慰懷。微熱汝巧（引者按：本應為『比』，圖錄本誤錄為『巧』）信不？」我們認為應斷句為：「題云：某省告：某唯夏感恩（思）深，得去汝言疏，慰懷，微熱，汝比信不？」
值得大力傳承和借鑒
注釋體現了文獻整理的綜合水平，因此，首先需要注釋者從語言文字學角度講准、從歷史學角度講透、從考古學角度講實。比如64TAM37∶21《唐二年曹忠敏租田契》有「曹忠敏於知田朱進明處租取思廉等上件地」一語，此件文書中的「知」即「管理」，「知田」即管理、勘問管內田畝地段虛實的雜任或雜執掌人員，有時由官府委派當地勛官擔任，吐魯番文獻中又有「知埊（地）」（與「知田」義同）、「知鎮」「知水」「知冰」「知橋道」，均可資比較。
其次是研究。文獻學家的全部工作應該包括文獻整理、文獻研究、文獻傳承三個方面，將微觀考證、中觀比較、宏觀研究三結合，在吐魯番文獻整理的基礎上，力爭寫出《絲綢之路文化史》《絲綢之路軍事史》《絲綢之路商貿史》《絲綢之路民族史》。比如64TAM35∶15《武周長安三年（703）曹保保舉錢契》，這件契約講述了一名叫「曹保保」的人，與其「目」姓母親一起，母子二人向「史玄政」借貸銅錢叄佰貳拾文。曹、目、史三姓均為粟特姓氏，如果撰寫《絲綢之路民族史》，此件文書是很重要的史料。
最後是傳承。成千上萬卷吐魯番文獻為我們提供了古人治理吐魯番和經營絲綢之路的寶貴經驗，可以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智力支撐。比如，中古時期儒家文化在吐魯番為代表的絲綢之路上的傳播，為我們今天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提供了重要借鑒；又比如，吐魯番文獻中有大量關於疾病和災害防治的內容、唐王朝為絲綢之路上的各界人士提供法律訴訟語言服務的記載，這些都值得我們傳承借鑒。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及語料庫建設」（17ZDA314）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學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所所長、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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