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資本主義的社會特徵及反資本主義的心理根源

哲學園鳴謝

本文選在路德維希·米塞斯《反資本主義心態》第一章，秋風譯，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1、至高無上的消費者

現代資本主義的根本特徵是最終供群眾消費的商品的大規模生產。其結果是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趨於持續地提高，很多人也日漸富裕。資本主義使「普通人」擺脫了「無產階級的地位」（depoletarianize），躋身於「資產階級」的行列。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上，普通人是至高無上的消費者，他們的購買和拒絕購買行為，最終決定著應該生產什麼東西，生產多少，按什麼樣的質量生產。那些專門或主要滿足富人對較精緻的奢侈品之需求的商店和工廠，在市場經濟的市場結構中只佔有次要的地位。它們永遠不可能發展壯大成為大企業。大企業總是——直接、間接地——服務於大眾的那些企業。

這正是「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巨變之一。那些在以前的所有歷史時代只能淪為奴隸與農奴、貧民和乞丐的人，現在，成了買東西的主顧，商人必須唯他們的馬首是瞻。他們是消費者，所以他們「永遠是正確的」；他們是市場的主人，他們有能力讓貧窮的商人致富，也可以讓有錢的工廠主變窮。

在市場經濟的網路中，是不容那些販賣靈丹妙藥的政府和政治人物胡亂攪和的，也沒有那些隨意欺壓平民百姓、強征暴斂、肆意揮霍的公爵及其幫凶幫閑們活動的空間。在市場中，惡棍到頭來會兩手空空。利潤制度使那些成功地以儘可能最好也最廉價的手段滿足人們的需求的人士發財致富。只有通過服務於消費者，才能聚斂財富。只要資本家沒有把他們的錢投資到能最好地滿足公眾需求的項目上，他們就立刻會喪失自己的財富。市場上每天都在不斷進行公民投票，每分錢都是消費者投出的一票，它決定著誰將擁有和經營工廠、商店和農場。物質生產資料的控制權不過是社會的一個工具而已，至高無上的消費者既可以將其賦予某人，也可以從該人手裡奪走。

這就是自由概念的現代含義所在。每個成年人都可以按自己的計劃塑造自己的生活。他不用再被迫按某個計劃當局所制訂的、由警察強制執行的唯一的計劃——也即在強迫和強制的社會機制下——生活。限制個人自由的，不是他人的暴力或暴力威脅，而是他的身體的生理結構，和大自然給定的生產要素無可避免的稀缺性。顯然，人塑造自己命運的自由許可權，永遠不可能逾越人們所說的自然規律所劃定的界限。

確認這些事實，我們並沒有從任何絕對的標準或形而上學概念的角度對個人自由的正當性給予論證。我們也沒有對於極權主義形形色色的鼓吹者——不管是「右翼的」還是「左翼的」的時髦的理論學說作出評判。我們也沒有探討他們所聲稱的謊言：群眾是愚蠢、無知的，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東西能夠最好地服務於他們「真正的」需求、利益，因而他們迫切地需要一個監護人，也即政府，否則的話，他們就會自戕。我們也沒有仔細考察他們的一個論斷：有一些超人，正好適合做大眾的監護人。

2、改善經濟狀況的強烈慾望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普通人享受著很多帶來方便舒適的設施，而在過去，人們聽都沒聽說過，即就是最有錢的人，也不可能享受得到。當然，諸如汽車、電視機、電冰箱之類的東西，並不能使人幸福。在他得到這些東西的那一時刻，他也許會覺得比這之前幸福。但是，一旦他的某些慾望得到滿足，就會立刻產生新的慾望。人性就是如此。

很少有美國人完全注意到下面的事實：他們的國家享有最高的生活水平，在非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眼裡，普通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看起來就跟神話一樣，簡直是難以企及。絕大多數人小視他們已經擁有和可能獲得的一切，而汲汲於他們不可能獲得的東西。為這種貪得無厭的慾望而痛心疾首，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這種強烈的慾望，正是引導人們改善經濟狀況的驅動力。一個人滿足於已經獲得或可以輕鬆獲取的東西，漠然地棄絕任何能夠改善自己的物質狀況的努力，算不得一種美德。這種態度乃是動物的行為而非具有理性的人的行為。人的最典型的標誌是：他永遠不會放棄通過有目的的活動而提高自己的福利的努力。

但是，這些努力必須適應於自己的目的。它們必須有利於實現自己所欲追求之效果。我們當代絕大多數人的錯誤並在於他們強烈地渴望各種商品的供應更豐富，而在於他們為實現這一目標而選擇了不正確的手段。他們為種種欺騙性的意識形態所誤導。他們所喜歡的政策，其實與他們自己正確理解的根本利益恰恰對立。他們過於愚鈍了，沒有洞悉他們的行為的不可避免的長期後果，而對其短期的轉瞬即逝的效果沾沾自喜。他們所提出的措施最終必然導致普遍的貧窮，導致勞動分工原則下的社會協作體系的瓦解，從而使人類重回野蠻時代。

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改進人類的物質狀況：提高資本積累的增長速度，使之高於人口增長速度。投資於每位工人身上的資本數量越多，可以生產和消費的東西就越多、也越好。因此，正是資本主義，正是遭到太多攻擊的利潤制度，已經帶來了、並且正在帶來日新月異的變化。然而，當代的絕大多數政府及政黨卻急切地要摧毀這一制度。

他們為什麼這麼憎恨資本主義？他們為什麼在享受著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福利的同時，卻總是對過去的「美好時光」和當今俄羅斯工人悲慘的生活狀況投以羨慕的目光？

3、身份制社會與資本主義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有必要仔細地對比一下資本主義與身份制社會完全不同的特徵。

人們經常喜歡把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家和資本家比作身份制社會中的貴族。人們之所以這樣類比，是因為，這兩者相對於大多數人的生活條件來說，都更富裕。然而，如果我們相信這一比喻，我們就不可能認識到貴族的財富與「資產階級」或資本家的財富之間的本質區別。

貴族的財富不是一種市場現象；它不是得自於滿足消費者的過程，也不可能由於公眾方面的任何行動而被剝奪，有可能根本就不受影響。他的財富源於征服或其征服者的慷慨賜予。這些可能會由於他的主人的褫奪、或他遭到其他征服者暴力驅逐而喪失，他自己也可能將財富揮霍以空。封建主才不管消費者呢；平民百姓是否樂意，並不能有於損他們一毫。

企業家和資本家的財富則得自於那些惠顧他們的企業的消費者。一旦其他人可以更好或更廉價地服務於消費者，從而取他們而代之，他們就必然會失去這些財富。

本文並不想描述種姓制度和身份制度形成的歷史條件，在這種社會中，人們被劃分為具有不同的地位、權利、資格的世襲群體，法律賦予有的人以特權，又剝奪有的人的權利；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記住，維護這些封建制度，是與資本主義體系不相容的。消滅封建制度，確立法律之下的平等原則，就消除了阻礙人類共同享有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度和私人企業所能帶來的一切好處的障礙。

在一個基於地位、身份或種姓的社會中，一個人終其一生的活動都是固定不變的。他一生下來就具有某種身份，他在社會中的位置是由僵化的法律和習俗所決定的，這些法律和習俗為每個階層的人都分派了明確的特權、責任，或明確地規定他不具有某些資格。在某些很罕見的情況下，異乎尋常的好運氣或壞運氣，或許可以把一個人提升到較高的階層，或者將某人貶謫到較低的地位。但通常，屬於某個階層、某個等級的個人的境遇，只能隨著整個等級的境遇的變化而提高或降低。個人主要地並不是一個國家的公民，而是某個種姓的成員（社會地位，état），只有藉此，他才間接地整合進國家結構中。在與屬於另一個階層的同胞打交道的時候，人們不會有什麼共同體之感。相反，他察覺到他和其他身份的人之間橫亘著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這種差異生動地表現在，不同等級的人，說著不同的語言，穿著不同式樣的服裝。在法國1789年革命前的]舊制度（ancient régime）下，歐洲貴族講的都是文雅的法語，第三等級用的是「白話文」(the vernacular)，而城鎮的低等級和農民一般都說本地方言、[語法和辭彙都不純正的]混雜語（jargons）和行話（argots），受過教育的人士是聽不大懂的。不同等級的穿著也不同。不管是誰，在隨便什麼地方碰見個人，都可以毫不費力地認出他的等級。

那些對古老的美好時代讚頌不已的人士之所以對法律之下的平等原則提出批評，主要的理由就是，平等原則取消了等級特權和貴族的尊嚴。他們說，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則使社會「原子化」了，使社會「有機的」階層分崩離析為「無組織的」群眾。現在，爬到上層的「人太多了」，他們的庸俗的物慾主義已經取代了過去高雅的標準。金錢為王。一點都沒有品味的人擁有財富，享受著豐裕的生活，而理應得到社會享有這一切的人，反倒兩手空空。

這種批評背後隱含的意思是說，舊制度下，貴族是由於他們的美德而出人頭地的，他們是由於他們的道德和文化高人一等而擁有其地位和財富的。對這種神話，我們根本無須駁斥。歷史學家由於不帶價值判斷，也不想表達價值取向，所以曾經毫不客氣地指出，歐洲各大國的高級貴族都不過是那些在16、17世紀的宗教和憲政鬥爭中聰明地站在後來獲勝的一方的將士、廷臣和交際花的後裔而已。

而資本主義的保守和「進步」之敵則都不同意對古老標準的這種評價，他們眾口一詞地抨擊資本主義社會的標準。在他們看來，那些最有資格的人沒有獲得財富和特權，反而是那些毫無價值的人志得意滿。在檯面上，這兩個集團則大談要用公平的「分配」方式，取代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制度下顯失公平的分配方式。

今天，沒有誰會主張，如果從外在的價值標準的角度來判斷，在不受拘束的資本主義（unhampered capitalism）之下，那些生活得最好的人，應當是最受人們青睞的人。資本主義的市場民主所實現的，並不是根據人們「真正的」優點（merit）、內在的價值和道德出眾來向他們分配報酬。使一個人富裕或貧窮的，並不是站在某個「絕對的」正義原則立場上對他的貢獻的評價，而是他的服務對象完全從自己個人的需求、慾望、目的的角度所作出的個人評價。這正是民主的市場體系的含義所在。消費者是至高無上的——也即是君主。他們想要自己的慾望獲得滿足。

上百萬的人都喜歡喝平卡平卡（Pinkapinka），在世界各地廣受歡迎的平卡平卡公司供應的一種酒精飲料。成百萬人都喜歡偵探小說、神秘電影、通俗小報、鬥牛比賽、拳擊、威士忌、雪茄、口香糖。成千上萬的人投票支持那些渴望更新裝備、發動戰爭的政府。因此，那些最好、最廉價地供應消費者用於滿足這些慾望的商品和服務的企業家就發財致富了。在市場經濟框架中發揮作用的，並不是純學理的價值判斷，而是人們具體體現在購買或不購買的行為中的評價。

有些人牢騷滿腹，抱怨市場體系不公平，對他們，我們只須提出一個建議：如果你想獲得財富，那麼，就儘力去向大眾提供更廉價或更好的東西以滿足大眾的需求。努力用一種調配了其他酒的飲料去取代平卡平卡。法律之下的平等已經給了你挑戰任何一位百萬富翁的權利。在一個不受政府強加的限制之阻礙的市場中，如果你沒有的財富竟然超過某個巧克力大王、電影明星和拳擊冠軍，那你只能怪你自己。

但是，如果你鄙視你可能從服裝生意或職業拳擊比賽中賺來的錢，而更看重寫詩或研究哲學所帶來的滿足感，你當然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意願行事。不過，這樣一來，你當然就沒有那些服務於大多數人的人士掙的錢多。這是市場的經濟民主的規律。比起那些滿足多數人的需求的人士來說，你只滿足了少數人的需求，因而，你就只能吸引到較少的選票——美元。論起掙錢多少，電影明星肯定超過哲學家；平卡平卡的製造商肯定超過交響樂作曲家。

重要的是認識到，使人們獲得競取某種獎賞的機會的，乃是社會制度。而社會制度是不可能消除或者緩解大自然不公平地強加於很多人的天生的缺陷的。它不可能改變很多人生來就身患疾病或後天殘疾的事實。一個人的生理機能嚴酷地限制著他所能揮灑的空間的範圍。那些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士與那些不具有這種能力的人士之間，存在著不道無法逾越的鴻溝。

4、受挫折的野心的怨恨

現在，我們就可以嘗試弄清人們為什麼憎恨資本主義了。

在建立在種姓與身份之上的社會中，個人可以把自己不利的命運歸咎於他自己無法控制的環境。他是個奴隸，因為決定所有人的生命歷程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力量，已經給他指定了這個地位。這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結果，因此，他沒有理由為他卑微的地位而羞愧。面對著他現在的境遇，他的妻子也挑不出他的錯。如果她對他說：「為什麼你不是個公爵？如果你是公爵，我就是公爵夫人了。」他可以回敬她：「如果我生來就是公爵的兒子，我就不會娶你，一個奴隸的女兒；我會娶另一位公爵的女兒。你不是公爵夫人完全是你自己的錯，你為什麼不再聰明一點，生在一個好人家呢？」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情形完全不同了。在這裡，每個人的生活境遇，都取決於他自己的努力。每個野心沒有完全實現的人都能非常清楚地知道，他錯失了某些機會，他已經努力過了，但卻發現，大伙兒對他不滿意。如果他的妻子訓斥他：「你為什麼每周只能掙80美元？如果你跟你以前的朋友保羅一樣聰明，你也早成了領班了，我也可以過上好日子了，」他清楚地意識到了，自己低人一等，他覺得很丟臉。

人們經常談論資本主義的殘酷，說的最多就是資本主義是按照每個人對他的同胞的貢獻之大小來安排他的地位、財富的。起主導作用的原則是根據成績進行分配，自己境遇不好，只能怪自己，而無法找到借口。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跟自己差不多的人成功了，而自己卻失敗了。每個人都知道，很多讓他嫉妒的人，都是白手起家，當初自己跟人家是同時起步的。更糟糕的是，他知道，所有人也都知道這一切內情。他從自己的老婆孩子眼中看出了某種無言的指責：「你怎麼就不能聰明一點呢？」他看到，人們是如何讚美那些比他成功的人士的，對他，則是一臉的鄙視，甚至是憐憫，

讓很多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自在的，正是下面的事實：資本主義給每個人都提供了爬到人人都嚮往的地位的機會，不幸的是，當然，最後只有少數人能夠達到。一個人本來期望得到很多東西，但最後，自己的雄心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了滿足。他總是看到，有的人在自己失敗的地方竟然取得了成功。總是有一些人超過了他，面對他們，他在潛意識中滋生出了一種自卑情結。流浪漢對擁有穩定職業的人、工廠的工人對領班、經理對副董事長、副董事長對公司的董事長、家產只有3000美元的人對百萬富翁，產生的就是這種心態。每個人的自信和道德均衡感，都受到那些證明了自己天賦和才能更出眾的人士的輝煌成就的衝擊。每個人都意識到了自己的失敗和不足。

德國歷史上有一長串學者都激烈地反對「西方的」啟蒙運動理念和理性主義、功利主義、自由放任的社會哲學，及這些思想流派所提出的政策主張，其開山始祖是尤斯圖斯·默澤爾（Justus M?ser）。讓默澤爾感到氣憤的一個新奇的原則竟然是有人提出，軍隊軍官和政府公務員的提拔，應當依據個人的優點和天賦，而不是取決於這些在職人員的祖先和其貴族血統，及他的年齡和服務時間。默澤爾說，如果成功只取決於個人的功勞，這樣的社會是完全無法維持下去的。每個人天生都傾向於過高估計自己的價值和贏得的獎賞。如果一個人的生活境遇是由那些在自己內在的功勞之外的因素所決定，那麼，那些處於社會等級最低等的人就會坦然接受這種結果，他們會知道自己的斤兩，他們仍然會保有自己的尊嚴和自尊。但如果完全按照個人的功勞決定生活境遇，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那些沒有成功的人士就會覺得自己受到了凌辱和傷害。其結果必然是，他們將憎恨和敵視所有比他強的人。

資本主義的價格與市場體系就是這樣一種靠個人的優點和成就決定每個人成敗的社會。不管我們如何看待默澤爾對功勞原則的成見，我們必須承認，他對該原則的心理後果的描述還是正確的。他已經洞悉了那些做了努力但卻沒有討得人們喜歡的人士的感覺。

為了自我安慰，恢復自信，這樣的人就開始尋找替罪羊。他努力說服自己相信，他的失敗並不是自己的錯。他跟那些蓋過了自己的人至少一樣地優秀、高效而勤奮。但很不幸，我們現有的邪惡的社會秩序卻並不是把獎賞給予那些最應當獲得的人；相反，吃香的是那些不誠實的、無恥的惡棍、騙子、剝削者和「冷酷無情的個人主義者」。他太正派了，拒絕使用卑劣的詭計，而那些獲得成功的競爭對手正是靠這些伎倆獲得優勢地位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人們不得不在美德與貧窮之間做抉擇，也不得不在邪惡與富裕之間做抉擇。而他本人，感謝上帝，選擇了前者而拒絕了後者。

如果一個社會是按照每個人對他的同胞的貢獻的大小而區別對待人們的，每個人都是他自己命運的掌握者，那麼，尋找替罪羊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秩序中的人們的一種普遍心態。在這樣的社會中，雄心壯志沒有完全實現的人都會對那些獲得了成功的人士的財富心生怨恨。愚蠢的人會用詆毀、中傷等形式直接了當地發泄這種情緒。而能說會道的人則不會一味地惡言中傷。他們會把他們的憎恨之情升華為某種哲學，反資本主義的哲學，為的是抑制某種發自內心的聲音，這種聲音對他們說，他們的失敗完全是他們自己的錯。他們之所以狂熱地為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批評進行辯護，恰恰是由於下面的事實：他們正在拚命地與錯在自己這種意識進行搏鬥。

野心遭受挫折所帶來的痛苦，是生活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社會中的人們所特有的心態。這並不是由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則本身造成的，而是由於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在知識天賦、意志力量和勤奮刻苦上的不平等，清楚地表現了出來。一個人事實上是什麼樣的人，他獲得了什麼，跟他覺得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應該獲得什麼，兩者之間的鴻溝毫無遮掩地暴露出來了。幻想某種按照他的「真實價值」對待他的「公平」世界，這樣的白日夢正是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士的唯一的慰籍。

5、知識分子的怨恨

普通人通常沒有機會與那些比他更成功的人士交往。他活動的圈子同樣都是普通人。他從來不會在自己的社交圈子中碰上他的老闆。他永遠不可能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了解，一位企業家或一名經理要想成功地服務於消費者所需要的天賦和技能到底有何不同。他的嫉妒和怨恨並不是針對某個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是指向那些蒼白無力的抽象的東西，比如「管理層」、「資本」、「華爾街」。人們是不大可能用日常生活中可能產生的對活生生的人的厭憎之感去憎恨這樣一個模糊的影子的。

那些由於職業關係或家屬關係而有條件與在市場上獲得成功的人士打交道的人，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他們自己相信，這些報酬本來應該自己得到的，他們的野心遭受挫折的那種情緒變得特別地刻骨銘心，因為他們的憎恨之情是由具體的張三李四引起的。他們之所以憎恨資本主義，是因為資本主義讓另一個傢伙搶走了本來應當屬於他的位置。

這些心懷怨恨的人，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知識分子。即以醫生為例說吧。日常活動和親身經歷會使每個醫生清楚地看到，所有醫務人員中按照各自的功勞和成就分成不同的等級。有些人比他更有名望，他必須學習和應用人家的方法和創新技術，才能跟得上發展的腳步。而上醫學院的時候，他跟這些人也是同學，現在，他卻只能給人家當實習醫師，開學術會議的時候只能充當人家的助理。他在病人的病床前、在社交場合總是碰到這些人。其中有些還是他的朋友，或者跟他關係很密切，他們對他非常客氣，竭力想讓他覺得大家仍然是好哥們兒。但在公眾的眼裡，他們的地位遠遠高於他，收入也總是比他高得多。他們樣樣都比他好，他們現在屬於另一個社會階層。當他與人家對比，他就覺得很丟臉。而他又得小心地留意，否則，別人就會看出他的怨恨和嫉妒。哪怕是稍不留神露出一點這種情緒，也會被認為是沒有風度，會使他在所有人眼裡跌價。他必須強忍自己的羞辱感，他必須把自己的憤慨轉移到替代性目標上，於是，他開始憤怒地控訴社會的經濟組織，也即邪惡的資本主義制度。然而，本來，正是這種不公平的體制，才能使他的天賦和才能、他的熱情和他的成就，能為他帶來他所應得的財富。

很多律師和教師，藝術家和演員，作家和記者，建築師和科學研究人員，工程師和化學家，都處於這種情形之中。他們也都遭受了挫折，因為他們為他們更成功的同事、他們從前的同學和哥們兒高自己一頭而惱火。而那些職業行為規範和職業倫理更加深了他們的怨恨，因為這些規範和倫理給殘酷競爭的現實罩上了一層夥伴情誼、同事關係的溫情帷幕。

要想理解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的厭惡，我們就必須認識到，在他的心目中，這種體系是他所怨恨、他覺得使他的遠大抱負遭受挫折的那些取得成功的同事的擬人化體現。他對資本主義的強烈厭惡，只不過是為了掩飾他對那些成功的「同事」的憎恨而已。

6、美國知識分子的反資本主義成見

知識分子反資本主義的成見並不局限於一個或少數幾個國家，不過在美國，要比在歐洲表現得更普遍、更嚴重。要解釋這一實在令人驚異的事實，我們必須研究我們叫做「上流社會」、法國人叫做le monde的東西。

在歐洲，「社交界」包括社會領域中的卓越人士。國務活動家、議會領袖、政府各部門領導人，重要報刊的出版人和編輯，著名作家、科學家、藝術家、演員、音樂家、工程師、律師和醫生，以及傑出的商人、貴族和名門望族的後裔，所有這些人加在一起，構成了人們所說的上流社會。他們在宴會和（午後）茶會中、在慈善捐款活動和義賣場上、在首場演出和藝術展覽開幕式上，總能彼此碰見；他們去同樣的幾家餐館、酒店和度假勝地。他們相遇的時候，以談論思想問題為樂。這種社會交際活動模式最早出現在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在巴黎的沙龍中盛極一時，隨後被西歐和中歐各大城市的「社交界」所效仿。新觀念和新思想在影響更廣大的民眾之前，先在這些社交聚會中交流碰撞。如果我們不分析「社交界」對文學藝術界重要人物所產生的鼓勵或阻礙作用，我們就沒有辦法研究19世紀的美術和文學史。

歐洲的社交界大門對在任一領域中出人頭地的人都敞開著。具有貴族血統和巨額財富的人，的確比擁有一定財富的普通人更容易進入社交圈子，但是，財富和頭銜都不能賦予某個人以地位和特權，這些東西只屬於那些本人超凡出眾之士。巴黎沙龍中的明星人物不是百萬富翁，而是法蘭西學院院士。知識分子在唱主角，而其他附庸風雅的人也對思想觀念問題也不乏興緻。

美國是不存在這種意義上的社交界的。美國人所說的「上流社會」一般只指那些最富裕的家族。最成功的商人與我國著名的作家、藝術家、科學家之間的交往少之又少。那些被列入社會名人錄中的人物，不會跟決定著國家未來、塑造著公共輿論的人士和觀念上的先鋒人士在社交場合相會。很多「上流社會人士」對書籍和觀念沒有任何興緻。他們碰頭的時候，如果不是玩牌，就是閑聊人家的是非；他們說的更多的是體育，而不是文化問題。而即使其中有些人並不反感讀書，他也從來不會覺得有必要跟作家、科學家和藝術家之流的人物交往。在「上流社會」與知識分子中間，有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

我們可以對這種現象作出歷史學的解釋，不過不管如何解釋，都不能改變這一事實本身，也不能消除或者緩解知識分子面對「上流社會」成員那種輕蔑態度而產生的怨恨情緒。美國作家或科學家總是傾向於認為，有錢的商人是野蠻人，是一門心思賺錢的怪物。教授們鄙視本校校友，因為他們感興趣的只是大學的足球隊，而不他的學術成就。如果他得知，足球隊教練的薪水比著名哲學教授的工資還高，他就覺得受到了屈辱。從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形成了新的生產方式的科研人員，則憎恨那些只對他們的研究工作的金錢價值感興趣的商人。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是，美國大量從事研究工作的物理學家都同情社會主義或GC主義。我們也看到，由於對經濟學的無知，大學裡的經濟學教師也反對他們輕蔑地稱之為利潤制度的資本主義。我們也不應該指望他們會有別的態度。

如果一個群體把自己與其他人隔絕起來，尤其是與其知識思想領袖隔絕起來，比如像美國「上流人士」那樣，那麼他們不可避免地會成為被他們排斥在外的其他群體充滿敵意的批評的靶子。美國富人所奉行的排他主義，已經使他們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社會棄兒。他們可以為他們的超凡出眾而自我陶醉。但他們沒有看到，他們自己的疏離心態，已經使他們陷入孤立狀態，並激起了社會的仇視，促使知識分子熱衷於反資本主義的政策。

7、白領工人的怨恨

白領工人除了受絕大多數人都共有的對資本主義的普遍憎恨的困擾之外，還有本階層特有的兩大煩惱折磨著他們。

他每天都坐在辦公桌前與紙面上的文字、數字打交道，他總是容易過高地估計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他跟老闆一樣，在撰寫報告，閱讀其他人寫的報告，與他人直接談話或者通過電話交談。他自負地認為自己屬於企業管理精英，他認為自己乾的事跟老闆乾的事差不多。作為「腦力勞動者」，他對雙手結繭、渾身油污的體力勞動者不屑一顧。讓他驚奇的是，就是這樣的體力勞動者，不少人拿的錢比他還多，也比他更受人敬重。他覺得這可真是奇恥大辱，資本主義沒有按照他的「智力」勞動的「真正」價值對他作出正確評價，反而對這些「沒有受過教育的」傢伙從事的簡單乏味的勞動青睞有加。

在這種關於辦公室工作和體力勞動的價值的陳腐觀念影響下，白領工人不屑於根據局勢作出更現實的判斷。他沒有看出，他自己的文案工作僅僅是完成日常事務，只需要簡單的訓練就足以應付，而他所嫉妒的「行家」，則是具有高度技能的技師和技術人員，他們知道如何操作現代工業生產中使用的種種複雜精細的機器設備。正是對現實的那種完全錯誤的理解，暴露了文案人員缺乏洞察力和理性思考能力。

另一方面，文案工作者跟專業人員每天都與比他們更成功的人士打交道，這也給他們憑添了一層苦惱。他看到，跟他水平相當的同事已經爬到了管理階層，而他卻仍然留在最底層。就在昨天，保羅跟他還在一個級別，今天，保羅卻成了重要人物，地位要高，待遇也更好。而在他看來，保羅樣樣都不如他。他當然就會得出結論，保羅之所以能取得這種成就，靠的就是玩弄那些卑劣的陰謀和手腕，只有在這種不公平的資本主義制度下面，這一套才吃得開，難怪所有的書刊報紙、所有的學者、政治家都在譴責資本主義制度是所有禍害和不幸的根源。

文案人員自欺欺人地相信，他們自己的低級工作也是企業家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跟他們的老闆乾的事沒多大區別。這種毫無根據的想法可以從列寧在他最流行的文章中所提出的「控制生產和分配」的設想中看到最經典的表述。列寧本人和他的革命同志從來不了解市場經濟是如何運轉的，他們也從來不想了解這一點。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全部了解，就是馬克思所描述的資本主義的罪惡。他們都是些職業革命家，他們的收入來源於黨的經費，其中有的是自願捐助的，有的則是來自強制——被迫——捐獻和黨費，有的是通過暴力「剝奪」得到的。不過，在1917年前，當他們流亡西歐、中歐之時，有些同志偶爾曾經在企業中從事過低級的日常文案工作。這就是他們的工作經驗，他們不得不填寫表格、抄寫信件、在賬本中填寫數字、把文件歸檔，這些經驗，就是列寧關於企業活動所能得到的全部信息。

列寧正確地區分了兩類不同的工作，一邊是企業家的活動，另一邊是「受過科學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農藝師等人」的工作。這些專業技術人員主要屬於命令執行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他們要遵守資本家的命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他們則將服從「武裝的工人」。資本家和企業家的功能則是不同的：在列寧看來，他們的功能是「控制勞動和產品的生產與分配。」那麼，企業家和資本家的任務實際上就是確定，如何利用各種生產要素以最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也即決定應該生產什麼，生產東西，質量如何。但列寧所說的「控制」卻並不是這個意思。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沒有意識到，在我們可以設想出的任何社會組織體系中，管理生產活動所必然面臨的難題：生產要素必然的稀缺性，進行生產的未來環境必然的不確定性，必需得從各種各樣的技術方法中挑選出適合實現自己目標的技術，而這一目標本身也是選擇出來的，它對其他目標的實現構成的阻力最小——也就是說，必須挑選出生產成本最低的技術方法。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從來沒有涉及到這些問題。而列寧從他的那些偶爾在企業辦公室干過的同志們的故事中所了解的關於企業的知識就是，企業需要大量的文牘、抄寫和計算工作。於是，他宣稱，「計算和控制」是組織和和正確管理社會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東西。他接著又寫道，「計算和控制」已經「被資本主義簡化到了極點，因而，他們已經成了監督、抄抄寫寫、開發票等非常簡單的事情，任何人，只要能讀、會寫、懂得算術四則運算，就可以應付得了。」

這裡，我們看到就是充斥在躊躇滿志的文案人員心靈中的哲學。

8、「侄子」的怨恨

在不受外部力量干預之騷擾的市場上，把生產要素的控制權集中到最有效率的人士手中的過程，從來就沒有停過。只要某個人或某個企業開始鬆懈，不能以最佳的方式滿足消費者那些還沒有被恰當滿足的最迫切需求，靠從前的努力成功地積累起來的那些財富就會開始消散。這種財富的消散過程通常是商人還在人世但其上進心、精力和隨機應變能力由於年齡、疲勞和病痛的影響而減退的時候，在他調整自己的行為以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情況的能力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更常見的情形是，他的子孫後代的好逸惡勞很快會將遺產揮霍一空。假如這些懶惰、沒有熱情的後裔，並沒有淪為無足輕重的人物，儘管自己很無能，卻仍然是有錢人，於是，他們就把自己的財富歸功於具有反資本主義傾向的制度和政治措施。他們當了市場的逃兵，因為在市場中，除了每天都與他人、與已經存在的企業，與「小本經營」的新企業進行激烈的競爭以不斷獲取新財產之外，是沒有辦法保住已經獲得的財富的。於是，他們購買政府債券，躲到政府的卵翼之下，政府已經許諾保護他們不受市場中的危險的衝擊，而在市場中，沒有效率就會遭到懲罰。

不過，也有一些家族，連續好幾代都具有取得企業經營成功所需要的突出才能。有一、兩個兒子、孫子甚至重孫子的才能跟其祖先不相上下甚至更厲害。於是，祖傳的財富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

這種情況當然不很常見。這種情況不僅因其罕見而引起人們的關注，也因為他們知道如何做大祖傳的企業，從而贏得了雙重的敬重，人們對他們的祖先的敬重，及對他們本人的敬重。人們忽視了身份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分，有時將他們稱為「貴族」（patrician），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既具有個人教養、高雅的品味和優美的舉止，又具有努力工作的商人的技巧和勤奮。他們中有些人屬於全國甚至全球最富裕的企業家。

正是所謂的世家中極少數最富裕的人士的情形，值得我們進行仔細的剖析，以解釋某種在現代反資本主義的宣傳和陰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現象。

即使在這些非常幸運的家族，成功打理生意所需要的素質也是不可能代代相傳的。通常，每一代人中，也就有一個、最多有兩個人具有這種素質。因此，家族的財富和家族企業能夠繼續維持下去的關鍵，就繫於將管理大權交給這一兩個人，而家族其他成員則要被降格到只能享受自己所應獲得的那個份額的地位。選擇這種制度安排的方式由於各國和地方法律規定的不同而各有區別。不過其結果則總是一樣的。要通過種種辦法把家族成員劃分為兩類：一類可以參與家族事業管理，另一類則只能置身事外。

第二類人與我們稱之為老闆的第一類人有很親密的關係。他們通常是老闆的兄弟、侄子、外甥，也可能是其姐妹，守寡的嫂子弟媳、侄女、外甥女等等。我們想把這第二類人統稱為侄子。

侄子的收入來自企業或公司。但他們自己對生意聲的事一竅不通，對於企業家必需處理的那些問題一無所知。他們從小上的是時髦的寄宿學校和大學，那裡的空氣充斥著對於一門心思掙錢的傲慢的輕蔑。有些人把自己的時間消磨在夜總會和其他玩樂場所，博彩、賭博，大吃大喝，縱情聲色。還有一些人則玩玩繪畫、寫作或其他藝術事業，當然都是半吊子水平。可以說，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都是荒廢年華、百無一用的人物。

這個侄子群體中一直有並且現在確實仍然有一些例外，他們中確實有一些特立獨行的人物，他們所取得的成就，遠比他們徵逐聲色搞出來的醜聞更引人注目。很多最著名的作家、學者和政治家都是這種「無所事事的紳士」。由於不用汲汲於謀求令人痛苦的職業掙錢養家糊口，也不用非得投主流成見之所好，因此，他們成為新觀念的先鋒人士。另有一些人，儘管本人缺乏天分，但卻成了藝術家的慷慨資助者；如果沒有他們的財政資助和熱烈喝彩，藝術家是不可能完成他們的開創性作品的。很多歷史學家都注意到了有錢人在英國思想和政治演變過程的作用。19世紀法國的作家和藝術家所生活、並獲得靈感的地方，就是Le monde，即「社交圈子」。

不過，我們這裡既不準備探討花花公子們的罪惡，也不準備研究另一群有錢人的卓越成就。我們所討論的僅僅是專門傳播旨在摧毀市場經濟的理論的那部分「侄子們」。

很多侄子相信，他們受到了調整他們與老闆和家族企業間財務關係的那種制度安排的傷害。不管這種安排是出於父親或祖父的意志，還是他們自己簽字認可的，反正他們覺得，他們得到的太少，而老闆佔有得太多。由於不熟悉企業和市場和性質，他們堅信——跟有些大思想家一樣——資本可以自動地「生出利潤」。他們實在搞不明白，為什麼負責打理家族事業的這些成員應當掙得比他們多。他們覺得這沒有道理。他們過於愚鈍，根本就不能正確地理解財務報表和盈虧帳目，他們就總是懷疑老闆的一舉一動都包藏禍心，是在有意欺騙他們，剝奪他該得的遺產。總之，他們總是憤憤不平。

毫不奇怪，老闆對此大為光火。他們對自己成功地應對了政府和工會在企業發展道路上設置的障礙非常自豪，他們完全明白，如果沒有他們的效率和熱情，這個企業要麼早就誤入歧途，要麼家族已經被迫將其出售了。他們相信，侄子們應當對他們的功勞公正一些；他們認為，侄子們的抱怨簡直是厚顏無恥，令人不能容忍。

老闆和侄子們間的家族內訌本來只是家族成員內部的事。但是，如果侄子由於對老闆惱羞成怒而加入到反資本主義陣營，為形形色色的「進步」事業提供財政資助，家族內訌就具有了社會意義。侄子狂熱地支持罷工活動，哪怕是他們自己家族企業的罷工也支持[4]。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就是，絕大多數「進步」雜誌和很多「進步」報紙都完全依靠他們慷慨提供的資助運營。這些侄子們向所謂進步的大學、學院和從事「社會問題研究」的研究所捐款，也資助各種各樣的GC主義政黨活動。他們是「空談社會主義者」（parlor socialists）和「閣樓布爾什維克」（penthouse Bolsheviks），他們在摧毀「陰暗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無產階級隊伍」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9、百老匯和好萊塢的GC主義

資本主義讓很多人得到了可觀的收入，他們渴望休閑娛樂。於是，人們湧入劇院。表演活動大賺其錢。最受歡迎的演員和劇作家能得到6位數的收入。他們生活在有男管家和游泳池的豪華大宅中。他們當然不是「缺衣少食的囚徒」。然而，世界著名的娛樂產業中心——好萊塢和百老匯，卻是GC主義的溫床。在這裡的作家和演員中間，可以找到最狂熱的蘇聯崇拜者。

人們曾經從各種角度來解釋這一現象。絕大多數解釋都言之有理。不過，這些解釋都沒有觸及驅使舞台和銀幕上的明星成為革命者的主要動機。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物質上的成功取決於至高無上的消費者對一個人的成績的評估。不管是製造商所提供的服務，還是製片人、演員和劇作家提供的服務，概莫例外。而意識到這種依賴性後，表演行業中的人士比起向消費者供應物質服務的製造商來說更不自在。物質商品的製造商知道，他們的產品是由於具有某種特定的功能而被消費者購買的。他們可以理性地預期，只要公眾還沒有找到更好或更廉價的同類商品，就將繼續購買他們生產的商品，因為這些商品所滿足的那些需求在一段時間內是不大會改變的。也就是說，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商品的市場狀態是可以被聰明的企業家預測到的。他們可以相當自信地預見未來。

娛樂行業卻截然不同了。人們之所以需要娛樂消遣，就是因為他們覺得生活沉悶。對於娛樂消遣而言，跟以前雷同，就是最乏味的了。娛樂產業的本質就是多樣化。掏錢的人最期望得到的就是新東西，出人意料、讓人驚喜的東西。他們的心思變幻無常，無人可以預料。他們鄙棄他們昨天還珍視的東西。因而，舞台上或銀幕上的大腕們，總是擔心公眾的變幻莫測。今天早上醒來的時候，他可能還很有錢，很著名，但到了明天，就可以被人遺忘。他們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命運完全取決於那些追逐快樂的大眾的一時興緻。他總是焦慮不安，心神不寧。跟易卜生戲劇中的建築師一樣，他總是擔心突然來個不認識的新手，一個更有活力的年輕人，搶走大家對他的注意力。

顯然，沒有什麼辦法可以緩解這些舞台明星們的煩惱。於是，他們就到處尋找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他們中有些人相信，GC主義可以解救他們。它不是一種可以讓人人幸福的制度嗎？最著名的人不都在宣稱，人類的一切罪惡都是資本主義招致的，而GC主義則可以消滅這一切罪惡？他們自己不也都是辛勤勞動的人，是其他勞動人民的同志？

我們可以公正地說，好萊塢和百老匯的那些GC主義者，恐怕沒有一個人研究過任何社會主義作家的著作，恐怕也沒有人認真地分析過市場經濟。然而，恰恰因為無知，所以漂亮的姑娘們，舞蹈家和歌唱家，連環漫畫、電影和歌曲的作者和出品人，才會形成一種奇怪的幻想，以為只要「剝削者」被剝奪了，他們特殊的不平、苦難就不復存在了。

有些人認為，資本主義應該為娛樂產業中的很多愚蠢、粗鄙的產品承擔責任。對於這一點，我們不需要強為辯解。不過值得記住的是，在美國，生產出這些無聊的戲劇和電影的人，恰好是那些最熱烈地獻身於GC主義理想的人。如果未來的歷史學家要尋找法國文學批評大家泰納（Taine）曾經高度重視的看似瑣碎的歷史事實恰可成為說明問題的權威資料，那麼，他就不應忘了提一下，當今世界最著名的脫衣舞藝術家在美國的激進社會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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