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了25年時間，它從獲得諾獎到被多國禁用
對科學家而言，最遺憾的事莫過於：可以拿諾貝爾獎，但自己活不到那天。
因為從1974年開始，諾貝爾基金會規定：諾獎原則上不授予已故的人。
因此，上世紀60年代由6人共同預言的「上帝粒子」，在2013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就只頒發給活著的2人，2人平分約120萬美元的獎金。
動輒20多年，甚至半個世紀的驗證流程，讓許多科學家與諾獎失之交臂。
而漫長的等待並不總是壞的。
諾貝爾基金會就曾因太「心急」頒獎，犯下過致命錯誤。
1948年的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頒給了合成DDT（滴滴涕）的瑞士化學家繆勒，這成為了諾獎一生的污點。
DDT作為一種殺蟲劑，當時被認為是對人類無害，又可以高效滅蟲，價格還低廉的產品。
有了諾獎的背書，DDT在20世紀50年代被捧上神壇。
使用DDT的莊稼地里，糧食大豐收，美國農場主甚至用DDT相互噴洒，歡呼慶祝。
在它被全球大面積使用後，科學家發現了一件令人不寒而慄的事：DDT其實對人和動物有害！
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要從20世紀30年代說起。
DDT未發明前，多數國家都面臨著糧食危機。
繆勒的祖國瑞士，時常因蝗蟲導致莊稼地片葉無存，人民食不果腹。
更可怕的是，體虱、跳蚤和蚊子等有害昆蟲，能作為傳染病的傳播媒介。
二戰期間，流行性斑疹傷寒奪去了不計其數的性命，這種由立克次氏體微生物引起的傳染病，會以虱、蚤、等節肢動物為媒介侵入人體。
罪魁禍首，都是蚊蟲和農田裡的害蟲。
但其實，當時已有多種殺蟲劑，只不過它們要麼價格昂貴，要麼藥效不持久，要麼極容易在害蟲體內產生抗藥性，並且效果都一般。
效果好的殺蟲劑，又對人類有害，例如砷化物砒霜。
繆勒兒時的好友，就是因為誤食噴洒過砷化物的蔬果死亡的。
如果有一種對人體和環境無害，又對害蟲致命，並且價格低廉，非洲人民都能用得起的殺蟲劑，豈不是十全十美？
每當想起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們，身為化學博士的繆勒，決定重拾兒時的理想，發明一種高效殺蟲劑。
1935年，繆勒開始對害蟲進行系統性研究，他發現昆蟲和哺乳動物對於化學物質的吸收方式不同。沿著這條線索，花費了4年時間，失敗了349次後，在1939年9月，繆勒找到了他理想中的殺蟲劑——1，1，1-三氯-2，2-雙（4-氯苯基）乙烷，也就是DDT。
但首次合成DDT的科學家並非繆勒，有記載在1874年維也納的醫學家奧斯瑪，是第一位合成DDT的人，但當時他並沒有調查此物質的化學性質，也不了解其作用和價值。
DDT的毒性機理是：透過昆蟲體壁的幾丁質進入蟲體，抑制神經信號傳導，使昆蟲肌肉痙攣或過度興奮，最終麻痹而死，類似蛇的神經性毒素。
而DDT對哺乳動物的作用效果，小到被認為無害。
1940年，DDT率先在瑞士拿到專利，瑞士政府證實了它對馬鈴薯甲蟲和其它昆蟲的有效性。
隨後，DDT便在其他國家申請專利並大量生產。
DDT的發明，對害蟲來說無異於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1948年，未使用DDT的斯里蘭卡，每年約有100萬新增瘧疾患者，開始使用DDT直到1963年，每年新增瘧疾患者為18個，效果可以用震驚來形容。
1954年，美國在使用DDT後，農田的單位產量比1943年未使用DDT時提高了60%。
由於DDT價格便宜，對害蟲致命，又對人體無害，它在全球使用總量超過180萬噸。
糧食豐收時，美國的農場主用DDT代替香檳，噴洒狂歡。
游泳時也噴點DDT，驅蟲效果杠杠滴。
給森林來點DDT，殺殺害蟲。
連時尚雜誌的模特都用DDT作為環繞背景，證明其對人類安全無害。
在當時看來，如果人的第一生命是父母給的，那第二生命就是DDT給的，因為它解決了疾病和糧食問題。
這股狂熱的追捧浪潮，成功將DDT送進了1948年諾貝爾獎的殿堂。
當人們沉浸在DDT的喜悅中時，形勢卻發生了180度轉變。
1962年，有學者發現使用DDT後，家附近的鳥兒紛紛死亡，認為是DDT造成的，並且呼籲廣大群眾儘快停止使用。
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發現：DDT能通過生物富集作用進入人體，確實會對人體產生危害！
由於DDT的化學性質穩定，在自然界中難以分解，其濃度會沿著食物鏈向上不斷遞增。
經檢測，DDT在湖水中的濃度為0.000003ppm，經過食物鏈到達鳥類體內為25pm，濃度整整提高了833萬倍！
大自然的循環作用，也將DDT帶到了世界每一個角落，甚至南極企鵝的血液和珠峰雪水中都能檢測到DDT。
高濃度的DDT會干擾鳥類鈣的代謝，使蛋殼變薄，極少數能夠順利孵化，嚴重影響生殖功能和鳥類壽命。
DDT是一種親脂疏水的有機物，對於人類而言，它進入人體內會儲藏在脂肪細胞中，影響人體荷爾蒙分泌和具有殺精作用。
並且醫學研究中還發現DDT對肝臟功能有影響，存在潛在威脅，甚至可能致癌。
DDT已在美國本土大面積使用，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受到的損害無法估量，美國民眾掀起了一場遊行抗議運動，要求全面禁止DDT。
一些科學家則認為DDT的使用應該受到嚴格控制，不應禁止，因為它在抗瘧疾方面功效顯著。
但時任美國領導人肯尼迪，考慮到民眾對於反DDT的情緒高漲，為了自己下屆選舉的支持率，就刻意討好民眾，僅宣傳DDT調查結果的負面作用，而無視積極作用。
果不其然，肯尼迪的支持率升高了。
之後的尼克松總統，也用了同樣的手法，宣布將全面停止生產和使用DDT，並呼籲其他國家禁用。
1972年，在美國帶領下，全球多國開始禁用DDT，其中甚至包括深受瘧疾折磨的非洲國家。
就這樣，DDT從1948年獲得諾獎，到1972年開始被全球多國禁用，只用了短短25年時間。
真可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然而，禁用DDT真的是最優選擇嗎？
禁用DDT後，非洲的瘧疾死灰復燃，南非一個省的瘧疾患者從8千人飆升到了4萬人；斯里蘭卡停用DDT後，瘧疾患者一年內增長了50萬人。
幾十年時間裡，因禁用DDT導致死亡的人數，數以千萬計，比希特勒殺的人都要多。
有科學家指出，DDT能作為一種趨避劑，將蚊蟲從屋內趕出，避免疾病傳播。如果限制DDT的濃度和使用範圍，僅在屋內少量使用，可以將瘧疾的發病率降低90%。
使用得當就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也不會對人體造成危害。
到了20世紀末，人們開始反思DDT給人類帶來的益處。
2000年時，全球有3億瘧疾患者，每年因瘧疾死亡的人數超過100萬人，絕大多數都是非洲人民。
2003年，南非重新使用DDT，一年內瘧疾死亡人數直接降低了50%，此後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倡導下，非洲更多國家重新使用DDT抗擊瘧疾。
上圖是2000年，未使用DDT時非洲瘧疾的發病率。
下圖是2012年，使用DDT時非洲瘧疾的發病率，效果顯而易見。
從發明DDT時的歡呼，到發現危害時的抗議，再到DDT拯救瘧疾患者時的反思。
它是荼毒環境和動物的毒藥，也是拯救瘧疾患者的解藥。
歸根結底，錯的不是DDT，而是使用它的人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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