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楊炎財政思想：兩稅法制度與預算制度雛形

最新 06-25

古代中國基本上是個農業國，而農業國的立國基礎是田制和租稅，一旦這兩項出現問題，國家肯定要混亂。唐朝中後期，由於經歷了安史之亂，山河凋零，民生疲敝，田制和租稅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如果不改革，那麼很可能唐祚就此結束。唐德宗時的宰相楊炎，針對租庸調製出現的問題，提出了兩稅法，暫緩了危機局勢。在古代中國經濟史中，楊炎的財政思想十分值得研究。

楊炎是唐代著名的財政專家，唐德宗時，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是門下省的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實就是宰相。

宰相就要肩負起治國的重任，對楊炎來說，這份責任格外沉重，因為當時唐廷的情況不容樂觀，可以說是岌岌可危。這得從租庸調製度說起，所謂租庸調，是在均田制基礎上實行的賦稅制度，分為：租，實物地租；庸，去官府服力役，一般就是搞公共工程；調，向官府繳納當地特產。

唐朝的租庸調製，其實是隋朝均田制的改進版，這本是一種傑出的制度，對於恢復社會建設，增長人口和繁榮社會，都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根據《通典》記載，每一名唐朝百姓，只要年滿18歲，就可以從官府那裡領取1頃土地，按照唐制，1頃為100畝，這100畝土地中，80畝為「口分田」，等到人丁年老時，官府會收回，剩下20畝為「永業田」，屬於個人財產，可以傳給後代，並可以買賣。

窮人補貼富人的後期租庸調製

租庸調製實際上是一種以丁稅為主的租稅制度，歐陽修在《新唐書·食貨志》中寫到：「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在一個以建設和恢復為主的社會形態下，這種丁稅制度不僅能體現制度公平也能體現財政效率。但是一旦社會退出建設期，進入財富積累期，丁稅制度就屬於一種不義之稅，也就是俗話所說的用窮人補貼富人。

德宗時，唐朝早已退出建設窗口期，進入一個財富積累成型時期，由於永業田可以買賣，所以當時王公巨賈積極收買老百姓的土地，他們田連阡陌，家世殷實，根本不在乎丁稅，但很多百姓淪為僱傭農，沒有自己的土地，卻還要承擔沉重的租庸調製，由此產生了兩個後果，其一，百姓貧困，民怨沸騰；其二，富戶少交稅，貧者交不上稅，國庫空虛。

經過戰亂，以及數百年的土地兼并，土地資源已經高度集中，如果繼續以丁稅作為國家租稅的根本制度，就會給最廣大的百姓帶來負擔，而且嚴重影響天下穩定。楊炎由此提出了兩稅法，即以資計稅，對資產課稅，而不是對人，也就是有錢的多交，沒錢的少交，差額稅制。

這是一種公平效率的稅收方法。擁有較多土地的富戶理應承擔稅收的大頭，土地少或者基本沒有土地的貧民不需要承擔稅負。這樣的稅制按照資產的權重進行差額課稅，體現了一種公平的稅收精神以及專業性的效率。那麼兩稅法，怎麼進行差額收法呢？

量出為入原則的確立

兩稅法以夏、秋兩季收稅，故名兩稅法。為了實行差額稅收制度，實行兩稅法必須要做一個官府「預算」，即確定到底收多少錢，這個設定可算是破天荒的舉動。

在楊炎之前，中國自古實行量入為出的財政制度，即收多少用多少。這種稅收制度不設底線，不設上限，可以無限徵收，在使用稅資的時候也沒有統一規劃，雜亂無章。不設稅收底線，官府可以巧立名目，肆意徵收，隨意攤派，用臨時稅來填補各種虧空。越是混亂的王朝，財政制度越是混亂，財政制度混亂導致戰亂和衝突，所以歷代總是陷入改朝換代的循環中。

為了避免局勢滑向不可控的地步，楊炎向唐德宗提出量出為入的財政稅收原則，建立預算體系，設立稅收閾值。一旦預算通過，再不能加稅，官府不能隨意以稅收名義再次攤派，並取消一切雜稅、雜捐。又因為定額的稅資，官府不能無限支配社會資源，只能利用給定的稅資，這也杜絕了地方治理的灰色空間，提高了唐廷的清廉水平。

當唐廷確定了稅收總額後，將任務下放到各州縣，州縣重新編製戶籍賬冊，不管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一律依據每戶的田地肥沃水平和總體資產情況，進行差額徵稅。也就是說，在中國流傳了數千年的按人頭收稅的制度，在唐德宗時期轉為了按資產和土地收稅，這為中國下一個千年的稅收制度奠定了基礎。

正如廈門大學前校長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評價兩稅法說，這種富有彈性的租稅制度，是一種兼顧各方利益的權宜之計和靈活政策。有土地的交租稅，有力氣的去幹活兒，如果還是不能實行，那就讓能夠交租稅的履行義務，不能履行的則放其一馬，這樣做的好處，是讓社會重新回到了一個亞穩定狀態，客觀上使百姓遠離了兵革之禍，與此同時，唐帝國也能延續國祚，使藩鎮割據的局面推遲了上百年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