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相齊，他是如何幫齊國成為春秋首霸的？

周朝滅商以後，姬姓天子分封天下，姜尚受封齊國，這個在《封神榜》里呼風喚雨的大巫師究竟是否具有超自然的能力我們不得而知，但從齊國的地理位置來看，身為異姓的姜子牙並沒有後世想像的那樣受重視。但齊國在隨後的數百年里卻如疾風驟雨般迅速崛起，並晉級春秋「首霸」，這就不得不提到管仲，這位古代經濟大師的超前思維以及類似凱恩斯主義在先秦的實踐。

以現在的觀點來看，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齊桓公和管仲都算不上「賢者」，桓公自詡「三好」，即好吃、好田、好色；管仲則是一個逃兵和失敗的商人。然而就是這樣一對活寶，卻開創了齊國的霸主紀元，並且留下的治國思想惠及如今。周朝的統治中心在黃河中游，這裡人口稠密、土地肥沃，而彼時的山東半島卻荒僻偏遠，屬於未開發的蠻荒之地，這一點很像改革開放之初的廣東、福建，但也與兩千年後的改革呈現出共同的特點：觀念的優先往往比資源的優先更重要。

殷商時期的社會要比後世更加重視商業，西周建立之後總結前朝滅亡的教訓，認為是民眾熱衷工商而荒廢了農業，造成民心浮躁、國基不穩，自此以後重農抑商成為社會的主旋律。但顯而易見，管仲走的是一條與周天子完全不同的道路，齊國對商業的重視絲毫不亞於農業，比起其餘諸侯國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早年間經商失敗，但這位政治家顯然明白商業的贏利能力遠遠大於農業，而振興工商則是實現富國強兵最便捷有效的途徑。

齊國地處海濱，漁鹽之業甚為便利，但遠離中原腹地，如何吸引天下商賈便是擺在管仲案前的第一個難題。為了刺激市場，管仲規定魚鹽等物可以自由出口，關隘只做登記而不予徵稅；外國商人來齊國做生意的，來一輛車的提供本人食物，來三輛車的提供馬匹飼料，來五輛車的提供差役僕人。結果很快便形成了「天下商賈歸齊若流水」的局面，甚至《戰國策》記載齊都臨淄「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

那麼可能有人會問，實行低稅率吸引商賈，商人們是來了，稅收豈不是依然原地踏步？如果這樣想，就再來看一組數字，單以臨淄為例，居民高達三十萬人，而同時期西方最繁榮的雅典不過五萬人。有這樣龐大的人口基數，即便是稅率再低也架不住規模大，所以齊國的富有在當時來說位居各國之冠。而且管仲在替國君斂財上手段極為高明，如果國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就不再對布徵稅，而征之以原材料麻；如果國家掌握了大量的帛，就不再對帛徵稅，而征之以原材料絲。這樣一來，布和帛就會因原材料價格上漲而暴漲十倍不止，最終獲利的還是國家。

「取之於無形，使人不怒」儘管只有簡單幾個字，但其中包含的智慧卻一直沿用到今天。

在古代，只要一個人活著，他的生活就離不開鹽和鐵，那麼只要國家把出鐵的山和產鹽的海壟斷起來，試問你除了向官方購買鹽鐵之外，又能向誰購買呢？而接下來就簡單了，萬乘之國人口千萬，如果徵收人頭稅，每月至多三千萬錢，而且民怨沸騰；如果將稅收加在鹽價里，每月少說可得六千萬錢，而且無人可知，從這裡也可以看得出管仲的狡猾。

後世以勤儉為美德，而管仲是極端享樂主義的代表。這個人不僅生前就佔據兩座宮殿，而且死後也靡費甚巨，管仲的享樂顯然不單是為了縱容感官，實際上他有自己的理論依據。在其看來，只有富裕的人不斷消費，貧窮的人才有工作可做，如果大家都不消費，就會造成商品流通的減少，亦即「儉則傷事」。他曾提出，年歲凶歉的時候國家不僅不應該減少開支，反而要大修宮室台榭，並且優先僱傭失去家產的赤貧者。單就這一點來說是不是與大蕭條時期的羅斯福新政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在管仲留下的種種記載當中，尤其令人稱道的就是「以商止戰」。儘管齊國富裕無比，軍隊裝備精良，但管仲卻極少用兵，甚至終桓公一世，齊國也只是消滅了譚、遂兩個小國而已。與武力打擊相比，管仲更樂意使用商業手段。當時魯、梁都是東方大國，且兩國民眾善於織綈，這種光滑厚實的絲織品可以裁剪服裝，但價格昂貴。管仲建議桓公及貴族帶頭穿綈，很快普通民眾也爭相效仿，有齊國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魯、梁兩國的綈開始供不應求。

但奇怪的是，管仲一面大量進口綈，一面嚴禁本國百姓生產，很快魯國和梁國的百姓荒廢了農時，糧價暴漲。此時的管仲露出了猙獰的面孔，他下令封鎖關口，不準再進口一片綈，我可以不穿漂亮衣服，但你不能不吃飯。結果魯、梁直接崩潰，國君不得不遣使修好，這才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毫無疑問，管仲的經濟思想是超前和獨到的，但這種「和平稱霸」的策略最終沒有貫徹後世。進入戰國之後，以武力吞併為手段的軍事冒險，顯然效果更為明顯和直接，這位古代的凱恩斯主義者也最終為暴力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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