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體系
當今時代，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代表的國際間資本競爭成為最根本的主題。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後，世界經濟和貿易出現了新的困境和格局。對此，馬克思的《資本論》仍然是理解我們今天政治生活的「聖經」，資本批判的政治哲學是理解當代政治的鑰匙，是不可超越的，仍然佔據科學的制高點。
當今時代，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體系需要哲學、歷史、現實等多重維度的理論梳理。一方面要釐清馬克思主義與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掘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資源。
西方哲學視域中的哲學與政治
作為哲學術語，「政治哲學」在西方很早就存在了。然而，作為一個學科，其規範性還遠沒有達到倫理學、法哲學的程度。那麼，在西方哲學的視域中，哲學和政治究竟是什麼關係？「政治哲學」應該處於一個怎樣的理論位置？這是我們首先要回答的問題。
首先，從哲學史上看，政治理解總是哲學的一個先定前提，或者說政治是哲學的先驗框架。對任何一種哲學來說，政治總是一個先驗的存在。當然，這個先驗可能是歷史的、具體的。按照法國學者韋爾南在《希臘思想的起源》中的分析，希臘理性精神根源於雅典民主制的人的自我理解對宇宙的投射。希臘公民作為平等的公民的自我意識，投射到對宇宙的理解，形成了幾何學式的世界觀。通俗地說，公民之間只有是點、線、面這樣一種歐幾里德式的關係，才能對宇宙做出歐幾里德式的理性理解。無論是黑格爾還是胡塞爾，都把希臘理性精神作為整個西方文化特有的東西。看來，它有可能就源於希臘特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換言之，不是說在希臘突然就出現了一個純粹理論的理想、一個理性精神的普遍性，它的產生有一個先驗政治的前提，即雅典民主制的政治理解。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韋爾南說，希臘人發明的不是一個作為「唯一的、普遍的範疇」的「理性」，而是一種政治的理性，即「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是政治的動物這個意義上的政治的理性」。
其次，為什麼政治理解總是哲學的一個先定前提呢？我想引證美國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對政治的兩個定義。第一，政治就是「社會進行的權威性的價值分配」，這是他所理解的政治的實質。通俗地說，人類文明的一切領域都創造價值，只有政治是分配價值的價值，而且是權威性的分配，每個人都必須服從，這正是政治的魅力。用列寧的定義，就是「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第二，政治的權威性和強制性，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權力。那麼，什麼是政治權力？伊斯頓引證卡特林的看法，「保證使另一個人的意願適應一個人自己的意願，是政治行為的要素」。你聽我的，我要改變你的意志，服從我的意志，這就是權力。那麼，靠什麼改變別人的意志？很簡單，因為掌控著他人所需要的資源，說到底還是價值分配。在現實生活中，這種政治權力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微觀權力的運作，它廣泛地存在於家庭、學校、任何組織和人群之中。這也是當代哲學關注微觀權力的原因。上述政治的概念使我們能夠理解政治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從而也顯示出它作為一種根本性的條件對哲學的強大的規範作用。「蘇格拉底之死」已表明哲學總是政治的。哲學一經產生，即對政治有強大的制衡和規範作用。所以，黑格爾曾說，哲學家們不要抱怨人們對哲學的政治批評，因為哲學總會有特定的政治效果。
最後，西方政治哲學之所以叫政治哲學，而不是政治學或政治科學，原因在於它本身具有一個超驗的、形上維度。換句話說，它總是在一個思辨的、形而上學的視域中，表達著對政治真理的信念。理性主義，不管是絕對的理性主義還是建構的理性主義，是西方政治哲學的根本特質。具體來說，西方政治哲學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概念的分析和理性的論證，其中既有羅爾斯式的思辨論證，也有巴迪歐對政治真理的理解，都保持著對真理的信念和追求。正是基於希臘理性主義基礎，西方政治哲學圍繞權力分配在思辨性話語中求索真理。
充分發掘中國傳統教化政治的思想資源
與西方政治哲學的思辨話語相比，中國政治哲學傳統對於政治的理解則是更加經驗性、對策性、全面性和智慧性的。從中西思想史對比的角度看，當代的政治哲學研究要自覺發掘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資源，為當代政治哲學的構建提供可能的理論參考。
按照我的理解，作為一個東方大國，中國的政治模式可能是歷史的「正常」，而希臘雅典移民城邦的民主制則是歷史的「反常」。因為，希臘城邦政治是多種偶然的歷史機緣的結果，在此基礎上才有希臘理性精神。近代以來，作為歐洲文化的根基，這種希臘理性精神能夠迅速擴展到全世界，也意味著它在東方社會具有同樣的內在根據。在這個意義上，人都是人，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沒有什麼原則區別，可能只有在特殊的政治路徑和文化演進中才表現出一種顯性差別。就中國政治哲學思想而言，大家現在引證比較多的是《禮記》里的「小康社會」「大同社會」「天下為公」，孟子講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這些都是中國傳統的政治和社會理想，是非常寶貴的思想資源。另外，道家的「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等思想也多少讓我們感受到了一絲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氣息。因此，發掘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資源首先就要深入把握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實質。本質上看，中國傳統的政治統治乃是一種精英政治。對此，福山也有類似看法。這種精英政治說到底是一種「德性政治」「文化政治」，「道德文章」是數代中國政治精英的追求和標誌。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政治的根本理念是教化，即靠文化的優勢去感召、教化國民，從而形成一個共同體，即通過教化來實現共同體的團結。這與當代的功能政治有著完全不同的旨趣。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也就是說，在過去，國家之間的競爭更多是基於文德，即哪個國家的文德更好，自然就會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而一個國家的強盛首先就是人多，即孔子說的「庶矣」，然後才能富之、教之。在這個意義上，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特別是在隋唐科舉考試之後，文化已經在事實上成為中國社會治理的一個基本機制。它同時也是一個分層機制。正是依於人們對文化的佔有帶來了相應的社會分層，地方鄉紳的社會地位依賴於其文化上的權威。今天的時代是一個全球版的「戰國」時代，世界性的人才爭奪特別是對高端人才的爭奪異常激烈。在這個新的時代，我們仍需「修文德以來之」的自信和胸懷。
「道德文章」的文化權威也能帶來高效的社會治理。在《岳陽樓記》中，范仲淹寫到「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滕子京為何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得傑出的政績？當年的地方官在沒有政黨、沒有鄉村基層政權且資源極其有限的條件下，靠什麼實現了卓越的社會治理？很有可能，這主要靠的是一種「文化的執行力」。滕子京的優勢是他所具有的文化權威，能夠得到地方士紳的積極支持，從而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執行力。在這個意義上，西方可能和我們有相似的經歷。在《歐洲現代史》中，美國學者修斯曾提到，一戰前後歐洲的軍官和外交官還大多是貴族出身，他們在外交場合往往只是通過一個文學意象、文學隱喻，相互之間就能夠心領神會。這意味著，直到20世紀初，歐洲也和我們一樣經歷著相似的「文化國家」的命運。可能只是到了20世紀以後，現代政治哲學、現代政治治理模式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轉變。這就是從人文知識到科學知識、從教化政治向功能政治的轉變。正是在這種轉變過程中，才湧現出當代政治哲學的一些新的課題。
構建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要點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曾指出：「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科學如何進步，馬克思主義依然顯示出科學思想的偉力，依然佔據著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這是我們構建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基礎和自信所在。
第一，在當今時代，馬克思主義作為真理的制高點仍然是不可超越的。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資本統治的時代，只有通過馬克思的資本分析才能深入把握當今時代的本質。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國學者德勒茲說他和迦塔里是馬克思主義者。當今時代，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代表的國際間資本競爭成為最根本的主題。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撕去了「普世價值」溫情脈脈的面紗，表現出赤裸裸的美國優先、赤裸裸的單邊主義，世界經濟和貿易出現了新的困境和格局。對此，馬克思的《資本論》仍然是理解我們今天政治生活的「聖經」，資本批判的政治哲學是理解當代政治的鑰匙，是不可超越的，仍然佔據科學的制高點。
第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史觀是理解當代生命政治哲學的理論基礎。作為馬克思的「兩個發現」之一，唯物史觀在歐洲激進左翼思想中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傳承。至少從福柯開始的「生命政治」哲學，實質上是把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具體化為諸多先驗的社會形式和個體生命之間的關係，這就是生命政治。不管是監獄、醫院、警察，還是權威話語，都作為每代人所面對的既定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的懲戒和規範存在。後來德勒茲甚至認為我們已經從「懲罰社會」進入一個「控制社會」，無論是硬性的還是軟性的規範，都是對人的身體和生命的控制。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唯物史觀仍然是理解當代生命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是「解放政治」合理化的理論前提。
最後，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道義的制高點。馬克思的《資本論》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成為理解當代政治生活的「聖經」，從而佔據了科學的制高點。與此同時，馬克思的政治哲學因為以探索無產階級的社會解放為目標，也佔據了道義的制高點。古今中外，可能沒有任何一種哲學，像馬克思哲學那樣，徹底地為無產階級和底層百姓的解放做理論思考。在這個意義上，它肯定佔據著正義和道義的制高點。以《資本論》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不僅能使我們在理性和邏輯上深深信服，而且深層地觸及著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及具有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的情感。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資本論》應該是無產階級底層勞動人民和具有社會良知知識分子的希望之聲、解放之聲，也可以說是正義之聲，是開闢了人類文明新紀元的文明之聲。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學召開的「對話馬克思」理論研討會發言記錄整理稿）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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