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大腦里植入兩根電極，20年的毒癮，戒了

隨著剃刀熟練划過，黑髮一縷縷滑落在地，陳啟軍的腦袋上漸漸露出光潔的頭皮，以及，兩個硬幣大小的「肉瘤」。

穿著病號服的他對著鏡子左右打量，又用手摸了摸，「手術後我還真是第一次看，原來長這樣」。

「像對牛角。」女友楊蘭和他打趣。

醫院內的轉運車很快到了。陳啟軍躺上擔架，與女友一起乘車至手術大樓門口。

進電梯前，家屬須在此道別。「放心，我會在外面等你。」她伏在他耳邊低語。

醫生潘俊特地來和他握手，「沒事的，相比之前的，就是個小手術。加油！」

被推入手術室之前，他把手伸出來，背朝家屬區揮了揮手。

（全文約5237字，閱讀約需14分鐘）

陳啟軍頭上的突起是兩年前那台DBS戒毒術留下的「印記」——DBS手術，俗稱「腦起搏器手術」，是通過植入到腦深部特定核團的兩根電極發出脈衝，刺激核團，以達到讓患者「不想吸毒」的目的。

今年6月17日國家禁毒辦發布的《2018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中顯示，截至2018年底，全國有吸毒人員240.4萬名(不含戒斷三年未發現復吸人數、死亡人數和離境人數)。但在這個龐大的人群中，選擇手術來戒毒的，屈指可數。

對於在腦袋上「動土」，大多數人充滿恐懼。最大的爭議在於，手術戒毒的原理依然未明。關於手術後遺症，如性格變化、癲癇發作、感染等，也沒有足夠多的研究數據。這是一項處於試驗領域的手術。

6月21日，國際禁毒日前5天，也是陳啟軍術後2年零2個月。他已堅持兩年不復吸，決定取出DBS裝置，告別這個陪伴、幫助他兩年的助手。

墨綠色的無菌單蓋住了他的臉，自動門徐徐關上。

陳啟軍即將告別陪伴他兩年的DBS機器。

腦里的機器其實已關閉半年

「我已不需要它，我很肯定自己不會再吸」

6月20日，術前一天中午11點，陳啟軍和女友抵達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瑞金醫院功能神經外科中心。

故地重回，陳啟軍熟門熟路。

45歲的他，黑瘦，濃眉，一件紅色T恤配黑色短褲，頗顯年輕，問了他年齡的病友表示不敢相信，「最多只有30多歲」。

他承認轉變發生在DBS術後。機器剛裝上的第3天，他覺得舒服，「原來一直有一口氣頂在胸口，突然沒有了、順暢了」；隨後他開始感到餓，此後3頓飯按時吃，葷素搭配，而從前總吃零食、喝飲料，有一頓沒一頓；體重回升後，他整個人變得有精神，最重要的是，「不再想那東西了」。

「取掉以後會不會又想吸呢？」女友有些擔憂，向看望他的主任孫伯民詢問。

「如果有念頭，這半年多應該已經表現出來了。」孫伯民微笑。

這句話傳達出一個重要信息——陳啟軍腦子裡的機器已經關閉6個多月。而醫生們之前沒有打算告訴他。

「我們把機器關了的這半年，和開著的時候你感覺有差別嗎？」孫伯民問陳啟軍。

「我自己不覺得有什麼啊。」陳啟軍的口氣明顯自豪起來。

這半年裡，他不是沒有受到與毒品相關的暗示——他在大街上遇到以前「毒友」，照樣打招呼，但不會「一起玩」了；有一次進ktv包廂，看到了針管、打火機，立刻明白這裡在發生什麼，他選擇扭頭就走。

這說明，他後來靠的不再是機器，而是自己的意志力。

這對於有20年吸毒史、戒斷又復吸10餘次的陳啟軍來說，的確是件了不起的事。手術後兩年醫院的例次「飛行檢查」——隨時通知進行的血檢、尿檢以及毛髮檢查也證明，他確實沒有復吸。毛髮檢查甚至可以檢驗出半年內有沒有吸毒。

與此同時，陳啟軍表示，自己沒有感受到任何不適。他的家人及女友沒有觀察到他在情緒、性格、記憶上有什麼改變。

戒毒手術已有近20年歷史。「成癮本質上屬於一種精神疾病，與人腦中的『犒賞中樞』有關。『犒賞中樞』收到刺激時會釋放出一種叫『多巴胺』的化學物質，令人愉快；吸食毒品時，毒品會對大腦進行化學反應式刺激，釋放大量多巴胺產生快感，所以在得不到毒品的時候就會難受，難以自拔。」孫伯民說。

伏隔核是腦中「犒賞中樞」中的關鍵部分，像兩粒黃豆，分布在左右腦各一。

早期實行的是腦毀損戒毒手術，通過兩條深入腦內的金屬針發射正負相反的電流，燒毀這兩顆「黃豆」，但漸漸人們發現，這種手術可能帶來心境障礙、記憶喪失和性慾改變等副作用。2004年，衛生部下令在大多數醫院停止開展腦毀損手術戒毒。

DBS戒毒手術基於這一背景發展而來。有研究者又把DBS稱之為腦深部神經調節——與不可逆地殺死腦細胞的毀損術不同，這種手術從理論上來說，對腦組織的干預是可逆的，並已較廣泛應用於帕金森症、特發性震顫、肌張力障礙等神經系統疾病的治療。2016年，包括上海瑞金醫院在內的國內4家醫院被允許開展「新型腦深部電刺激（DBS）戒毒多中心臨床研究項目」，探索DBS用於戒毒領域的臨床試驗。

但即使是「可逆」的DBS手術，也有持反對意見者。他們認為，迄今為止DBS發揮作用的具體機制仍不明確，在哪裡放置電極來治療成癮還存在爭議，而成癮有複雜的生物、社會和心理因素，手術對潛在風險預估不足。因此，這項手術的研究在很多國家的發展舉步維艱。

「你決定好了嗎？為什麼不再多放一段時間？」一位來自美國的心理學者問陳啟軍，她想了解中美在對待戒毒問題上的異同。

「我已經不需要它。我很肯定自己不會再吸了。」陳啟軍很有信心地回答。

「特別想跟這個東西做個了斷」

手術完，他就去了母親墳前

下午2點，瑞金醫院手術室，穿著墨綠色手術服的醫生們魚貫而入。

這場景和2年前植入電極時一樣，不同的是，那一次，是鑿開兩個小孔將電極放進去，而今天，是通過這個小孔慢慢地將電極拔出。

手術室內的氛圍很輕鬆。長長的針型電極被拔出後，孫伯民為小孔填上兩塊鈦板，然後縫合。火柴盒大小的脈衝發生器隨後也從右胸的皮下被取出。至此，陳啟軍的戒毒手術治療算是告一段落。

陳啟軍是孫伯民團隊DBS手術用於戒毒領域臨床試驗中的第2例病人。

目前，按規定，手術要先經過臨床試驗階段，結束後由相關部門評估，再做後續研究。20例是初期臨床試驗需要完成的數量。

孫伯民一開始以為很快就會「滿員」——畢竟人群需求放在那裡，研究階段手術也是免費的。結果兩年過去了，僅僅完成7例，離20例的目標還有不小距離。

原因，一方面與人們對手術的認知不足有關，另一方面是病例還須篩選：首先要個人意願強烈，個性誠實，其次家庭也需充分支持、配合。

孫伯民接觸了大量患者，但依然對兩年前的陳啟軍印象深刻。「你能看到他有強烈的戒斷願望，他說戒斷以後可以找工作、成家、要孩子。那種語氣不像很多吸毒的人，覺得這些都是很麻煩的事情」，「他說得非常具體，渴求」。

陳啟軍來自海南省西部一座快速發展的城市，那裡是海南最大的植膠產業市，靠橡膠掙錢很容易。陳啟軍曾靠倒賣橡膠，一個月入賬10萬元。他的父親去世早，母親把兄弟六人帶大，他最小，也最皮，初中畢業後沒再讀書，「從小辛苦的事情沒做過，因為大的（哥哥們）都做完了」。懶散成了生活常態，唱K、騎摩托車兜風、麻將賭博、福利彩，以及無所事事地喝茶——當地村鎮的茶館，總能見到一些男人，一坐一個下午。

1995年他第一次「玩」海洛因，看別人吸，也學，並不知道那叫「毒品」。幾年之後，「遠離毒品」的口號終於在鎮上傳播開來，他在一次抓捕行動中被送到強戒所，3個月，戒斷了。

復吸來得輕而易舉。看朋友吸，他心裡癢，心想「已經戒了，再吸一兩次，應該沒事」。結果，一次就上癮。他怕被家人發現，不敢在手臂上注射，都扎在大腿根部，如今全是針眼。他多次嘗試戒斷，但無一例外都復吸了。

因為販毒，他被判刑1年8個月。那時他已對美沙酮上癮。在監獄，美沙酮的戒斷反應比海洛因更加難熬，打噴嚏、流眼淚、骨頭髮癢，他看見有人撞牆……那次成功戒斷後，他回家和朋友聚會時，朋友遞來一支煙。煙抽完了，他感覺不對勁。朋友連忙解釋，一包香煙里一半是普通香煙一半是「特製」，「不小心拿錯了」。他再次陷落。

「特別想跟這個東西做個了斷。」他跟家人坦言。

他曾經有過妻子，有一次發現懷孕3個月，他聽人說，孩子不能要，於是讓她打掉，又在諮詢醫生時聽說「其實孩子未必會發育不好，可以先觀察」，他覺得是自己親手害了孩子；判刑期間，有一次母親暈倒在家，他卻無法回家，「心裡特別特別愧疚」。

嫂子當時與潘俊醫生相熟。潘俊是功能神經外科博士，在瑞金醫院進修後赴海南工作，一直致力於推動DBS戒毒的研究。

陳啟軍沒有馬上決定動手術，而是請潘俊帶他去看了另一位手術的病人。礙於潘醫生在場，他特意用本地話和那人對話，「我就想知道，手術到底怎麼做的，到底會不會變傻」。

聯繫妥當後，就在出發前5天，患高血壓的老母親毫無徵兆地在家中去世。3天葬禮儀式結束後，陳啟軍直奔上海，態度決絕。

躺在手術台上時，他想，這一次，真的是要「改」頭換面了。

手術完一回到海南，他就去了母親墳前，「媽，老六來看你了。」「以後，老六好好的！」

「不戒毒，我不會嫁給你」

手術室外，楊蘭一直在病房徘徊。儘管知道是小手術，她依然擔心可能發生的意外，幾乎隔半個小時就向醫生詢問，然後再向家族群里陳啟軍的哥嫂們彙報。

她與陳啟軍的戀愛，尚未得到她父母認可。她是大學本科畢業，目前當幼兒園老師，在外人看來，這並不門當戶對。

「吸毒是一件不好的行為，但並不表示，這個人的本質是壞的。我看人，只看本質。」她說話乾脆。

但她也深知，毒品會摧殘人的本性，在毒品面前，再好的本質也靠不住，所以她依然有所遲疑。「不戒毒，我不會嫁給你。」她在手術前認真地跟陳啟軍說。

戒毒最難的關鍵在於吸毒—戒毒—復吸—再戒毒—再復吸的輪迴，生理依賴（葯癮）可以通過強制戒毒、藥物替代及心理治療實現，但這些辦法對心理依賴（心癮）是無效的，這也是為什麼戒毒人群的復吸率很高，有些地方半年內復吸率可以高達97%-100%。孫伯民說，DBS手術可以幫助降低這種心理上的渴求感。

兩年前那次手術後不久，魔鬼的誘惑很快就來了。

一次，一位毒友來看陳啟軍，臨走，在門邊扔下小袋，並向他拋去一個「雙方都懂」的眼神。糾結了整整一個下午以後，陳啟軍把粉末掃進簸箕，讓它隨著垃圾運走了。

還有一次，因與家人吵架，陳啟軍氣急敗壞，一個人跑上大街，找到毒友代買。「吸第一口我就後悔了，感受不到那種爽的感覺。」他努力尋找理智，「家裡人都在期待一個好結果，我何必要冒這種風險？」

他丟了剩下的毒品，回醫院找到潘俊說，「潘博，我犯錯了。」

潘俊認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手術起效了，這說明他已經可以剋制心底的慾望，同時原來的劑量不再能喚起他生理快感。

手術最主要的作用是毒品戒斷後防復吸，後續的藥物、心理以及家庭支持都是治療的一部分，孫伯民說。

有的人指望機器幫忙，就繼續吸食毒品，那是無法真正戒毒的。比如陳啟軍在術前去詢問的那位海南第一例患者，在接受治療後第三個月，因服用過量海洛因而死亡。孫伯民團隊將此案例發在2017年7月的學術期刊《神經病學》上。

「機器沒有那麼神奇，不是說它讓我向左就向左，讓我向右就向右，你必須要有自己的意志。」這是陳啟軍的體悟。

瑞金醫院功能神經外科中心主任醫師李殿友說：「我們得『扶卿上戰馬，再送君一程』。」

自那之後，團隊加強對患者的跟進，基本做到一天兩次聯繫，還需和家屬保持溝通。

對陳啟軍，潘俊也加強了警戒。他叮囑醫院的警衛，哪怕是陳啟軍出門吃夜宵，也要如影隨形。

不過，陳啟軍不再需要「盯梢」了。他開始自覺去哪裡都帶上楊蘭，楊蘭不肯去的聚會他就不去。楊蘭說：「我會察言觀色。誰是吸毒的，我能感覺到，就不讓他接觸。其實我起到的作用跟那個機器起到作用是一樣的，他心裡能有個安慰。」

手術成功率都達到之後

再面向大眾

手術結束後，尚在全麻中的陳啟軍被送入麻醉後恢復室，等待麻醉蘇醒。

另一例來自上海的美沙酮成癮者已經到達病房。他是DBS臨床研究項目中最新的一例，術後27天，來做電極的調整。

「病友們叫我豬八戒，因為我戒了八次，都沒成。」最後一次在上海精神衛生中心住院，他把電視機砸了。

「手術的效果很明顯。」他說，他從術前時每天要喝140ml美沙酮，已經減到每天55ml。按此速度，他希望4個月就能實現完全戒斷。

「我們別急，一步一步來。」李殿友安撫他。

孫伯民始終看好DBS的治療效果，並深感推廣價值之大。「有太多家庭走投無路，你不可能不管他們。」他發現，很多業內人對戒毒過於悲觀，覺得是件不可能的事。

當然，改變正在發生。各國對待DBS戒毒的態度正變得鬆動。歐洲的科學家們一直在努力為他們的DBS成癮研究招募病人；在美國，植入這種設備可能需要10萬美元，但阿片類藥物（如海洛因）流行所造成的巨大損失，正在促使美國醫生和監管機構接受這一項目。今年2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首次批准在西弗吉尼亞州開展一項關於DBS治療阿片成癮的臨床試驗。就在最近，美國將迎來第一位接受DBS戒毒治療的試驗性手術病人。

孫伯民說，完成20例病例後，如果認為試驗結論可信，他們就將進行多中心研究。「不能說你一家醫院做得好就行，一定要有重複，多中心做，成功率都到了之後，最終才能面向大眾」。這個過程可能還需要三五年。

同時，科研層面的工作也在進行。「到底哪一個核團更有效（醫生們最近發現一個芝麻大小的韁核可能更為有效），認知方面的影響是變壞了還是有改善，要把治療機制說清楚。」

3小時後，陳啟軍仍然沒有從手術室回來。楊蘭有些急了。醫生解釋，手術開始得較晚，因為光是打針就耗了不少時間，陳啟軍的血管太難找了。

下午5點半，陳啟軍終於回到病房。

被推進病房時，他的頭用乾淨的紗布包裹著，看上去有些迷糊。

等人群散去，楊蘭豎起兩個指頭，在陳啟軍眼前晃，問道：「這是幾啊？」

「3。」

楊蘭一愣。

「逗你啦！」

兩人都笑了。

（文中陳啟軍、楊蘭為化名）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原創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

作者：王瀟

微信編輯：納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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