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著名的六個碑文的賞析
隸書也叫「隸字」、「左書」，是由篆書簡化演變而成的一種字體，把篆書圓轉的筆畫變成方折，在結構上，改象形為筆畫化，目的是為了書寫方便、快速。隸書始於秦代，普遍使用於漢魏。晉朝衛恆的《四體書勢》說：「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指胥吏，即辦理文書的小吏）佐書，曰隸字。」就是說，隸書本來只是小篆的一種簡率快速寫法，到了漢朝，經過加工，發展成為一種具有藝術價值的字體。秦隸也叫「古隸」，同小篆相差不很遠：漢隸也叫「今隸」，其筆勢、結構都與小篆不同。漢隸西漢與東漢也有較大的區別，西漢的隸體筆畫比秦隸簡省，但尚無波磔（捺筆挑勢）；至東漢時，始有波捺，後人又叫「八分」。隸書的結構打破了六書的傳統，奠定了楷書的基礎，提高了書寫的效率，它的產生，標誌著漢字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接下來以漢朝著名的六個碑文的賞析說說隸書的特點：
乙瑛碑
背景資料：全稱為《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吏碑》，或《孔和碑》，刻於東漢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六月，在山東曲阜孔廟大成殿東廡。碑高3.6米，寬1.29米，隸書18行，行40字，無額。後有宋人張雅圭題字二行。此碑記司徒吳雄、司空趙戒以前魯相乙瑛之言，乙瑛上書請於孔廟置百石卒史一人，執掌禮器廟祀之事，並提出此官任職條件。
從風格形態來說，乙瑛碑具有宗廟之美。其風格，既不像《石門頌》那樣豪肆，也不像《曹全碑》那樣秀潤，而是介於二者之間。乙瑛碑是八分隸書完全規範化的極致，具備了漢隸的全副表現手法。其用筆不像《張遷碑》那樣多方筆，也不像《曹全碑》那樣多圓筆，而是多切鋒方筆入紙，頓筆圓轉出鋒，剛柔相濟。平畫表現最為明顯。作為漢隸最重要表現特徵的波磔畫顯明突出。
它又比《禮器碑》多一分沉厚，比《史晨碑》多一份雄強。其用筆沉著厚重，結字端莊雍容，體現了傳統文化追求的一個向度，正如清代方朔所言：「（乙瑛）在三碑為最先，而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稱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王篛林太史謂雄古，翁覃溪閣學謂骨肉勻適，情文流暢，漢隸之最可師法者，不虛也。」（《枕經金石跋》）
清代梁巘說：學隸書宜從乙瑛碑入手（《評書帖》）。乙瑛碑在漢碑中屬平正規範一路，適合初學。自乙瑛入隸，左可通雄肆一路，右可通雅逸一路。《古代碑帖鑒賞》稱：《乙瑛碑》的結字看似規正，實則巧麗，字勢向左右拓展。書風謹嚴素樸，為學漢隸的範本之一。
筆畫：用筆方圓兼備，點劃秀潤而不失端勁，骨肉勻適，雖然總體屬方整平正一路，但平正中有秀逸之氣。此碑尤其燕尾的姿態非常優美、形態各異，轉折處銜接工整，清晰有力。筆畫工整勻適，組織嚴密，粗細統一，極有法度，是漢隸成熟期的典型作品。
結字：其結字筆畫排列勻整，近小篆之排疊布白，沒有大的鬆緊變化，字內空間較平均，筆畫向四周均勻排布，不像《史晨碑》和《曹全碑》那樣刻意突出長大的主筆畫，間架結構皆十分注意。結體扁方整肅，規矩森嚴，結體平正、布白勻稱，結字宕逸相逼，而氣加凝整，字亦剛健有風韻，字勢開展，古樸渾厚，俯仰有致，向背分明。
章法：規矩合度，基本平直，橫成行豎成列，字距略大於行距，呈森然氣象。
行氣：豎行齊整，橫行略有起伏，整體行文流暢，相互間不爭不奪，平靜有序。
氣息：氣度雄古典重，整體風格密麗典雅，「橫翔捷出，開後來雋利一門，然肅穆之氣自在。」《分隸偶存》稱「字特雄偉，如冠裳佩玉，令人起敬……」
《乙瑛碑》
禮器碑
背景資料：全稱《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又稱《韓明府孔子廟碑》、《魯相韓勑復顏氏繇發碑》、《韓勑碑》等，東漢永壽二年(156年)立，現存山東曲阜孔廟。碑身高1.5米，寬0.73米，四面皆刻有文字。碑陽16行，滿行36字，碑陰 3列，列17行；左側3列，列4行，右側4列，列4行，文後有韓勑等九人題名。碑文記述魯相韓敕修飾孔廟、增置各種禮器、吏民共同捐資立石以頌其德事。碑側及碑陰刊刻捐資立石的官吏姓名及錢數。此碑是漢代隸書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金石家評價甚高。碑文字跡清勁秀雅，有一種肅穆而超然的神采。
此碑自宋至今著錄最多，是一件書法藝術性很高的作品，歷來被推為隸書極則。書風細勁雄健，端嚴而峻逸，方整秀麗兼而有之。碑之後半部及碑陰是其最精彩部分。藝術價值極高。一向被認為是漢碑中經典之作。
明郭宗昌《金石史》評云：「漢隸當以《孔廟禮器碑》為第一」，「其字畫之妙，非筆非手，古雅無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謂『星流電轉，纖逾植髮』尚未足形容也。漢諸碑結體命意，皆可彷彿，獨此碑如河漢，可望不可即也。」
相同的字，在同一碑中重複出現時，每字的結體卻無一重複，字的點畫形態各有變化，不能不讓人嘆服書寫者的功力。無怪乎清王澍《虛舟題跋》評云：「隸法以漢為奇，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為奇絕，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書到熟來，自然生變。此碑無字不變。」又說，「唯《韓勑》無美不備，以為清超卻又遒勁，以為遒勁卻又肅括。自有分隸以來，莫有超妙如此碑者。」
此碑字口完整，碑側之字鋒鋩如新，尤其飄逸多姿，縱橫迭宕，更為書家所激賞。攻漢隸者，多以《禮器》為楷模。《禮器碑》所傳拓本甚多。明拓斷裂適當垂處，不遑寫下一字，而引上腳使長，又與是碑『年』字不同。」初唐楷法多帶隸意，無不與此碑有著深遠密切的血緣關係。因此說《禮器》開創了初唐楷法的規模，也不為過。
筆畫：用筆力注筆端，如幹將莫邪，鋒利無比，瘦勁剛健，輕重富於變化，捺腳特別粗壯，至收筆前略有停頓，借筆毫彈性迅速挑起，使筆意飛動，清新勁健，尖挑出鋒十分清晰。「燕尾」捺畫大多呈方形，且比重較大，看上去氣勢沉雄，極為精彩。《禮器碑》的線條質感，與《張遷碑》、《曹全碑》等有著一定的差異，它與《乙瑛碑》一樣屬於平正端莊、俊挺寬博一路，但整體筆畫比《乙瑛碑》纖細。用筆以「方筆」為主，偶亦兼用「圓筆」，有的字筆畫細如髮絲，鐵畫銀鉤，堅挺有力；有的粗如刷帚，卻又韻格靈動，不顯呆板。儘管線條起伏變化，但通篇看來又不失和諧，在力量感的表現上非常成功。行筆時的提按輕重反差強烈，筆畫細的「一分筆」與筆畫粗的「三分筆」交替並用，跌宕起伏的輕重變化以及結字的緊密，使字形猶如鋼繩鐵索，有一種細勁剛挺，纖而能厚，寓疏秀於嚴密，寓奇險於平正的風神。陰側的用筆比較隨意不拘，更具奇逸飛動之趣。
結字：其結體寓欹側於平正中，含疏秀二嚴密內，歷來被奉為隸書極則。結字上下緊湊，左右開張，猶如大鵬展翅，翩翩有凌雲之勢。碑陽部分結字端莊，碑陰用筆奔放飄逸，自然成趣。整體結體嚴謹，字法規範，在結構處理上，無論是上下結構、左右結構，還是包圍結構，都能取勢頤盼，體態優美，形成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有機整體，毫無矯揉造作之嫌。同時，線條的粗細及所分割出來的空間形成了黑與白、輕與重的強烈反差，從而給人以鮮明的節奏感。
章法：碑陽部分章法排列較為規律，縱有序，橫有列；字距寬，行距密，這種章法充分展現了和諧、端莊、秀美的整體特徵。碑陰字的大小不甚統一，橫列的法則也被打破，縱有序、橫無列，行與行之間有一定間距，字距參差不齊，富於流動感，通篇自然靈動，抒情性極強，富有生氣。
行氣：豎行齊整，橫行略有起伏，整體工整方縱，大小勻稱，左規右矩，法度森嚴。
氣息：碑文氣韻沉靜肅穆，典雅秀麗，風格在勁挺中又兼遒美之姿。它能將筆畫的粗細、方圓，筆勢的動靜，向背完美地統一在一起，清超遒勁，莊重典雅，高古且充滿逸趣。
《禮器碑》
史晨碑
背景資料：《史晨碑》又名《史晨前後碑》，兩面刻，碑通高207.5厘米，碑身高173.5厘米，寬85厘米，厚22.5厘米，無碑額，現存山東曲阜孔廟。前碑全稱《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刻於東漢建寧二年(169年)三月。十七行，行三十六字。末行字原掩於石座中，舊拓多為三十五字，新拓恢復原貌三十六字，字徑3.5厘米。碑文記載魯相史晨奏祭祀孔子的奏章。後碑全稱《魯相史晨饗孔子廟碑》，十四行，行三十六至三十五字不等，記載孔廟祀孔之事。文後有武周正書題記四行。此碑為東漢後期漢隸走向規範、成熟的典型。
清方朔以為〈晨史碑〉」書法則肅括宏深，沈古遒厚，結構與意度皆備，洵為廟堂之品，八分正宗也「（見〈枕經堂題跋〉）。何紹基說：」東京分書碑尚不乏，八凡遇一碑刻，則意度各別，可想古人變化之妙。要知東京各碑結構，方整中藏，變化無窮，魏、吳各刻便形板滯矣「（〈史晨碑〉跋）。清代萬經在《分隸偶存》中評論說：「修飭緊密，矩度森嚴，如程不識之師，步伍整齊，凜不可犯。」
筆畫：起筆重按、筆勢中斂，造型豐美多姿，波挑分明、神采飛逸、左右開張，疏密有致，行筆圓渾淳厚，有端莊肅穆的意度，其挑腳雖已流入漢末方棱的風氣，但仍有姿致而不板滯。
結字：結字工整精細、方正，端莊典雅，中斂而四面拓張，呈方棱形，筆致古樸，神韻超絕。
章法：章法疏密勻適，結構謹嚴而氣韻靈動，蘊藉跌宕，字間距明顯大於行間距。
行氣：橫行平豎行直，規規矩矩，如在格中書寫的一般。
氣息：端莊遒美而不失樸實，歷來評定為漢碑之逸品，磨滅處較少，是漢碑中比較清晰的一種。《前碑》結字似略拘謹，《後碑》的運筆及結字比較放縱拓展。總體而言，《史晨前後碑》的字體規正，屬漢隸中普通平正的書法，是當時官文書體的典型，宜於初學入門。
《史晨碑》
曹全碑
背景資料：曹全碑，全稱《漢郃陽令曹全碑》，是中國東漢時期重要的碑刻，立於東漢中平二年 (公元185年)十月刻。碑高約2.53米，寬約1.23米，長方形，無額，石質堅細。碑身兩面均刻有隸書銘文。碑陽20行，每行45字；碑陰分5列，上列一行，二列二十六行，三列五行，四列十七行，五列四行，內容為王敞記述曹全生平。明萬曆初年，該碑在陝西郃陽縣舊城萃里村出土，1956年移入陝西省西安博物館碑林保存。
曹全碑是漢碑代表作品之一，在漢隸中此碑獨樹一幟，是娟秀清麗一派的典型，以風格秀逸多姿和結體勻整著稱，為歷代書家推崇備至。結體扁平勻稱，舒展超逸，風致翩翩 ，筆畫正行，長短兼備，與《乙瑛》、《禮器》同屬秀逸類，但神采華麗秀美飛動，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態，實為漢隸中的奇葩。其結體，筆法都已達到十分完美的境地。
清孫承澤讚譽其：「字法遒秀逸致，翩翩與《禮器碑》前後輝映」，乃「漢石中之寶也」。萬經平其曰：「秀美飛動，不束縛，不馳驟，洵神品也。」南海康有為先生則認為其與《孔宙碑》為「一家眷屬」，「皆以風神逸宕勝」。徐樹鈞在其《寶鴨齋題跋》中稱其碑陰書法「神味淵雋，尤耐玩賞」。從前人諸多評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曹全碑》最顯著的審美特徵是典雅逸靜。與其同時代的漢碑相比，《曹全碑》若一位翩翩君子，具有極高的修養，其個性不激不勵，中正平和，既符合規範，又飄然逸出，與《張遷碑》等以追求真率拙樸的碑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筆畫：運筆以「圓筆」為主，波畫行筆的提按極為分明。筆畫的粗細基本屬於「二分筆」，初學者筆力不夠，如果一味追求它秀美的外形表象，往往容易失之於纖弱。它的波畫「燕尾」處也極為圓潤精到，臨習時如呈「方形」，亦易失去原跡的風神。捺筆的波磔忌過於輕飄浮滑。《曹全碑》中的鉤畫，各有其獨特的形態，有的鉤畫類似撇畫，有的鉤畫近似捺畫，有的鉤畫宛如點，有的則省略其鉤頭。《曹全碑》中撇畫有主副之分，主筆撇畫如直撇、斜撇等皆為隸書的經典之筆。副筆摘畫一般不作大的發揮變化。同時一字中若有多撇組織在一起時，則其主次變化不太明顯，其傾斜方向、角度大致也相近，有一種秩序感。
《曹全碑》的筆法變化豐富多樣，其用筆多圓勁如篆勢，所以雖瘦而腴，且如錐畫石，此中鋒之最顯著也。轉折兼用，而折兼有先提而後按者，有迤而下行者，有略斷而續行者相參。皆因勢而寬嚴為之，至純用轉筆者，殆極罕見，故能遒麗獨出也。
結字：《曹全碑》的結字縱橫佔位準確，呼應筆勢分明。結體舒展、用筆放縱、意態醇美，使作品秀美之中存豪氣，該碑風格飄逸，個性獨特。形體多呈扁形，少數有方或長方形。由於形扁，其勢必呈橫向，故而有穩的感覺。扁、橫的形體主要由字的主橫畫拉長或撇捺開展造成的。與《禮器碑》相比，《曹全碑》的結構顯得更調勻，這是由於《曹全碑》的扁平及其結構中，上下左右的關係處理得更加自然合理的緣故，也正因此，《曹全碑》比《禮器碑》、《張遷碑》等顯得更加素靜雅緻。
章法：字間距略大於行間距，主要表現為疏朗平整，舒展奔放，字形多取橫勢，間有長、方結體，橫向開張流暢，縱向含蓄穩健，從而使結構顯得雍容大度、飄逸多姿。
行氣：豎行齊整，橫行略有起伏，橫豎行的重心平直，顯得穩定、規矩，但因一些弧形長線造成整體有靈動跳躍的感覺。
氣息：《曹全碑》的字跡文字清晰，結構舒展，字體秀美飛動，書法工整精細，秀麗而有骨力，風格秀逸多姿。
《曹全碑》
張遷碑
背景資料：《張遷碑》篆額題，全稱《漢故轂城長盪陰令張君表頌》，亦稱《張遷表頌》，有碑陰題名，刻於東漢中平三年（186年）無鹽（治今山東省東平）境內，張遷碑高九尺五寸，寬三尺二寸，共十六行，滿行四十二字。碑陰三列，上二列十九行，下列三行。書法樸厚勁秀，方整多變，碑陰尤為酣暢。《張遷碑》於明代出土，現存於山東泰安岱廟，碑文記載了張遷的政績，系故吏韋萌等對故令張遷的追念。碑文書法多別體，未署書者姓名，刻石人為孫興，所以有人懷疑是摹刻品，但就端直朴茂之點而言，非漢人不能，所以決為當時之物。碑陰所刻人名，書亦雄厚多姿。
明王世貞評其書云：「其書不能工，而典雅饒古意，終非永嘉以後所可及也。」清萬經評其書云：「余玩其字頗佳，惜摹手不工，全無筆法，陰尤不堪。」孫退谷評其書云：「書法方整爾雅，漢石中不多見者。」楊守敬《平碑記》云：「顧亭林（顧炎武）疑後人重刻，而此碑端整雅練，剝落之痕亦復天然，的是原石，顧氏善考索而不精鑒賞，故有此說。」又云：「篆書體多長，此額獨扁，亦一格也。碑陰尤明晰，而其用筆已開魏晉風氣，此源始於《西狹頌》，流為黃初三碑（《上尊號奏》、《受禪表》、《孔羨碑》）之折刀頭，再變為北魏真書，《始平公》等碑。」
筆畫：此碑用筆以方為主，碑中字體大量滲入篆體結構，用筆稜角分明，具有齊、直、方、平的特點。筆道粗細介於二分筆與三分筆之間，方勁沉著、力氣雄健。波畫的提按過渡不甚明顯，有別於孔廟三碑的大撇重捺。字形偏於古拙一路，於方直中寓圓巧，筆畫粗細相間，生動自然。
結字：《張遷碑》結構組合，字型方正勁挺，稜角分明，結構謹嚴，筆法凝練，初看似乎稚拙，細細品味才見精巧，端正中見揖讓錯綜，靈活變化，殊多生趣。碑陽之字朴雅秀雋，碑陰之字稍見縱肆，皆高潔明朗。學漢隸者，都以此碑為最後范則。
章法：此碑通篇章法方正，豎行齊整，橫行略有起伏，字間距略大於行間距；
行氣：此碑行氣沉著有力，古妙異常，但也見靈動之氣。四周平滿，嚴正朴茂，而且接近楷法，書風古茂樸厚，方勁雄渾。
氣息：張遷碑出土較晚，保存完好，其字體嚴密方整而多變化，於樸厚中見勁媚。其書法以方筆為主，筆劃嚴謹豐腴但不板刻，樸厚靈動，堪稱漢碑中的上品。
《張遷碑》
石門頌
背景資料：全稱《漢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又稱《楊孟文頌》、《楊孟文頌碑》、《楊厥碑》。東漢建和二年（148年）十一月刻，摩崖隸書。《石門頌》原刻為豎立長方形，22行，行30、31字不等，縱261厘米，橫205厘米，全文共655字。摩崖漢隸，是「石門十三品」之第五品，屬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它卷鐫刻在古褒斜道的南端，即今陝西漢中市褒城鎮東北褒斜谷古石門隧道的西壁上，1967年因在石門所在地修建大型水庫，乃將此摩崖從崖壁上鑿出，1971年遷至漢中市博物館，保存至今。內容為漢中太守王升為表彰順帝初年的司隸校尉楊孟文等開鑿石門通道的功績，文辭為王升撰。
《石門頌》摩崖是我國著名漢刻之一，它與略陽《郙閣頌》、甘肅成縣《西狹頌》並稱為「漢三頌」。《石門頌》是東漢隸書的極品，又是摩崖石刻的代表作。它對後來的書法藝術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人們稱之為國之瑰寶，清代張祖翼評說：「三百年來習漢碑者不知凡幾，竟無人學《石門頌》者，蓋其雄厚奔放之氣，膽怯者不敢學也，力弱者不能學也。」楊守敬《平碑記》云：「其行筆真如野鶴閑鷗，飄飄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從此出。」解放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海》封面「辭海」二字，就取自於《石門頌》。
該刻被稱為草隸鼻祖和楷模，大氣磅礴，揮灑自如，既整齊規範，又富於變化，富含感情，不拘一格，不拘繩墨，筆勢縱放，奇趣橫生，筆畫粗細雖區別不大，但每一筆畫卻變化多端，用筆揮灑自如，不作修琢，有自然豪放意趣；字畫瘦硬，結構疏朗，飄逸有致，筆隸中帶篆、帶草、帶行，被書家稱為「隸中之草」。
筆畫：《石門頌》繼承了古隸的率意性與篆書的簡潔性用筆，以圓筆為主，並把方筆與圓筆巧妙地融合，起筆逆鋒，含蓄蘊藉；收筆回鋒，少有雁尾而具掠雁之勢；中間運筆道勁沉著，故筆畫古厚含蓄而富有彈性。《石門頌》為漢隸中奇縱恣肆一路的代表，素有「隸中草書」之稱，文中「命」、「升」、『誦」等字垂筆特長，為漢隸刻石中所罕見，其實這是漢代竹簡帛書的作風。《石門頌》字多用一分筆，提按粗細變化的幅度也不大，如果初學者筆力不夠，容易流於纖細油滑，失卻漢隸凝重渾厚的風采。
結字：結字極為放縱舒展，具飄逸新奇的風韻，瘦處多，肥處少，且喜用長勢，多用圓筆，體勢瘦勁開張，意態飄逸自然。結體大小不一，筆法瘦勁恣肆，雄健舒暢，頗饒趣味，布置巧妙，錯綜變化。
章法：具有漢隸的典型風格，字形扁方，轉折、波磔較為明顯，但符號化、抽象化、造型的浪漫性和裝飾意味及用筆上的抒情強烈。字、行間距都較小，縱有行，但橫則不一定成列，格局錯落。
行氣：通篇看來，字隨石勢，參差錯落，縱橫開闔，洒脫自如，意趣橫生。
氣息：通篇字勢揮灑自如，奇趣逸宕，刻字書寫較隨便，不刻意求工而流露出恣肆奔放、天真自然的情趣，《石門頌》正是以她不拘一格，隨意發揮的藝術氣質為後人所稱頌。
《石門頌》
【書法研究】新出曹操墓石牌、熹平元年殘碑及漢末碑隸變異
一、曹操墓石牌
對於近年新面世的安陽安豐鄉西高穴2號墓石牌（簡稱曹操墓石牌），學術界仍在爭論不已，或認為其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墓主（曹操）身份，或指責石牌為贗品。我認為，從石牌刻文特徵看，與漢魏間碑隸發展變異情況基本吻合，應為漢末魏初之物，西高穴墓應為曹操墓。
西高穴墓出土石牌有59塊，發表40塊，形制大體分兩類：圭形石牌、六邊形石牌，前者尺寸長10.8cm、寬3.1cm，後者尺寸為長8.3cm、寬4.7cm。已發表的石牌依刻文內容可分兩類：一類是標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有7件；另一類是隨葬品名錄石牌，共33件。第一類刻文如「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第二類如「絳白復裙二」「木墨斂二合八寸幾一」「書案一」「漆唾壺一」等。第二類石牌所示物品又可分三種：一是墓主衣物、綢帛類，二是文房用品，三是日用器物。
（一）曹操墓石牌近於木楬形制，屬遣策性質
有研究者認為曹操墓石牌具有漢代簡牘「遣策」性質，筆者贊同此說，比如一部分石牌就類似簡牘遣策之「衣物疏」。秦漢墓葬出土大量遣策，乃記寫陪葬物品的清單，曹操墓石牌刻文內容與那些遣策頗近似。與簡牘遣策不同處是，遣策一般為竹木質，手書墨字，所記內容常集中於一冊或一牘（有時也分寫於數牘）；書於竹簡冊上的遣策其實也是一簡一物（或一類物品），如馬王堆1、3號墓出土遣策數百枚，大都一簡記一物，然後將單簡編聯成冊。曹操墓石牌絕大多數是一塊石牌記一物，且為刻石。
曹操墓石牌 木墨行清一
曹操墓石牌形制近似於簡牘中的「木楬」。楬為標識性木牘，其上部為半圓形、三角形等，上部有孔以繫繩，楬上一般記所標識物品的名稱，楬常繫於笥、箱、篋等盛器上。曹操墓石牌上部呈三邊形、整體為六邊形，上部有一穿孔，外形與木楬相近又不全同，它們本是系拴在所示器物上的，其用途與木楬相似。
與曹操墓石牌外形最相似的是2010年出土的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的簽牌（曾刊於2013年第5期《書法叢刊》），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之簽牌（木楬）形制有4種，其中一種和曹操墓石牌一樣，即上部呈三邊形或「凸」形、整體為六邊形，這批簡牘為東漢中期之物，看來這種形式（六邊形）的標識牌在東漢三國時應並非鮮見，可能只是比上部為半圓形的簽牌較少出土而已。
（二）曹操墓石牌上的隸書
曹操墓石牌刻文大都為隸體，風格並不全同，並非出於一人之手。其中占絕大多數的是方筆隸書，尤以圭形石牌為代表。比如橫畫兩端稜角突出且形狀如一，收筆不作常規的波挑；豎畫的起、收筆和橫畫類似；許多筆畫「左右雙重」「上下雙重」，有的主橫筆兩端揚起如「折刀頭」，有的則近於今天的印刷黑體字。如石牌中的「復、練、一、二、萊（采）、兩」等字，已近於《王基碑》《曹真殘碑》等三國碑隸。曹操墓石牌刻文風格並非漢魏間孤例，後漢末《建寧三年殘碑》（170年）以及下文要提到的《熹平元年殘碑》（172年）、《朐忍令景雲碑》（173年）等，均與石牌刻文有相似的技法趨向。漢隸在經過東漢後期輝煌後也漸轉式微，比如筆畫過於講求波磔、稜角並陷於程式化，結構過於求平衡勻整而走進呆板劃一的泥潭，岐入十六國、東晉那種碑銘墓誌形態，包括稜角四齣、方折生硬的北涼體。
這種書刻的時代特色反過來可表明曹操墓石牌的真實性，即含有東漢末、曹魏初的碑隸個性。此外，曹操墓個別石牌刻文的另類也可說明其時代特徵，比如「木墨行清」石牌。「木墨行清一」石牌是這批石牌中唯一未用傳統隸書（正體）者，而是與時文接近，即以早期楷書兼及新隸體筆意入刻。「木墨行清一」石牌所標為廁所或「馬桶」模型，其簽牌上的文字可以不必鄭重其事，因而書刻得隨意自如，不由地就使用了時書體——現實中流行的早期楷、行寫法。
應該說，曹操墓石牌書刻水平不高（如果有書丹的話；若屬直接契刻，則刻手對文字形體結構的掌握也不甚高明），不能與那些後漢名碑相媲美。書刻好壞是技術問題，重要的是這些刻文透露了那個時代的風氣。
二、熹平元年殘碑
河南安陽近年還出土了東漢《熹平元年殘碑》。該碑雖四周殘損，但中部碑面保存較好，碑文字口完整，清晰如初，存字15行，每行最多17字，字跡完整者220多字。東漢靈帝熹平元年（172年）正是朝野上下書學興盛的時期，鴻都門學即將設立，乃漢隸八分的黃金時代。
（一）《熹平元年殘碑》書刻風格不統一
《熹平元年殘碑》刻文用筆上可分為兩類，一類主方，一類主圓，方勢的讓人聯想起《張遷》《衡方》諸品，筆畫斬截、雄厚朴茂，倒2行的「石」「國」，碑中部的「謂」「日」等字近於《鮮於璜碑》那樣的方直用筆，或呈《熹平石經》之類有些刻板的正方字形；主圓的字具有《曹全》《孔宙》等碑的圓潤靈動、遒美逸致。秀逸線條與粗厚方直線條在《熹平元年殘碑》中「同居一堂」，數種書刻法雜糅一碑，這既是筆法形態、結字方式多樣化的展示，也可看作書寫技法不甚成熟的表現，如此造成《熹平元年殘碑》寫法、風格上並不統一的特徵。
《熹平元年殘碑》（局部）
該碑刻文風格上的不統一以及技術上的不很成熟表現在：多種風格集於一碑；筆畫寫法不一致，筆觸不統一，點畫粗細反差較大；字形及字徑變化較大，字形有橫扁、縱長、正方多種，像第12行「孳」比「既」等字長出兩倍多。當然，某一碑版內風格或寫法不很一致的例子很多，比如與《熹平元年殘碑》形似的《孫仲隱墓誌》也有字形、用筆、風格上不夠統一的情形，名碑《曹全碑》也有兩種風格交替呈現的現象，《張遷碑》《鮮於璜碑》等的碑陽、碑陰亦存差異。以上差異或出於書丹者，或出在勒刻環節上。《熹平元年殘碑》寫法上的差異主要來自書寫者，但刊刻似乎也有影響，如「糧」的左豎粗得有些匪夷所思，不像出自寫手原筆，「出、不、仁、石」等字的粗筆亦像鐫刻所致。
（二）東漢碑隸向魏晉隸書蛻變的先聲
《熹平元年殘碑》書刻風格的多樣性在橫筆上更凸顯出來。
該碑大部分主橫畫有著標準的蠶頭雁尾樣式，這部分寫法較一致；無波勢的橫筆有圓筆、粗方筆兩種；較細的橫畫分平直、上彎兩類，有趣的是，上彎狀短橫畫集中於碑版的上、中部，碑中下部上彎狀橫畫只有「慟、感、百、寄、寓」（第4、5行）等字。還有一種橫畫則顯得另類，如第2行「而」、第3行「方」、倒2行「生」、倒1行「亦」等字的長橫，入筆施以重筆，且有上揚之意，收筆極力上挑，筆畫兩端上揚明顯，異於當時一般的八分形態，與後來十六國、東晉翹檐式長橫接近，北涼、西涼書刻亦做此法（《沮渠安周造像碑》《高善穆造像塔題記》等）。《熹平元年殘碑》中這種橫畫或可看作十六國、東晉銘石體的濫觴。《熹平元年殘碑》和早兩年的《建寧三年殘碑》等有著某種「超前性」，「超前性」還體現在之後魏晉隸體沒落特徵的顯露，如「不」「致」「愛」「為」「士」「而」等字的寫法以及和《熹平石經》《樊敏碑》等的相似處——規範化、程式化的代價是書寫性、靈動感的喪失。同出於巴蜀地區的《樊敏碑》《高頤闕文》《漢巴郡朐忍令景雲碑》均顯露向魏晉隸體過渡的特徵，當然這種趨向並非地區性的。
《熹平元年殘碑》長橫例字
三、漢巴郡朐忍令景雲碑
《漢巴郡朐忍令景雲碑》2004年出土於重慶雲陽舊縣坪漢晉朐忍縣故址。該碑斷為兩截，除斷處有十餘字損壞外，其餘字完好，碑文共13行367字，碑高182cm、寬81cm，碑立於東漢熹平二年（173年）。
叢文俊先生《漢巴郡朐忍令景雲碑考》分析《朐忍令景雲碑》的格式及文字特色：此碑文辭格式與其他漢碑有所不同，如碑題不書於額而置於碑文首，其後徑接卒年，然後是正文；碑文中的別字頗具特色，如「衛」字從「艹」，「艾」字從「艹」從「叉」等；有些字保留古形，如「楚」字從「林」從「足」，「中」字右下加二點等。
《漢巴郡朐忍令景雲碑》（局部）
《朐忍令景雲碑》一些筆畫像黑體字般粗細均一、兩端方直、形態雷同，鋒利的磔角分別安置在橫畫兩端；波磔筆有時高高挑起；單字雙波挑、「雁雙飛」的情形也時有出現……這些多歸於漢隸漸趨程式化、僵板化的表徵或先兆；契刻也隨之趨於裝飾化、格套化，如「火」兩點刻成三角形，捺磔尾部也常刻成生硬尖利的三角形，許多豎、橫的起收筆齊平方直若刀切，這並非墨書筆鋒所為，而屬刻工程式化、習慣性的改造，這已初現東晉、北朝銘石字體端倪。從書刻技術角度講，《朐忍令景雲碑》比《熹平元年殘碑》、曹操墓石牌要成熟、高妙得多。
《熹平元年殘碑》《漢巴郡朐忍令景雲碑》、曹操墓石牌等為近些年面世的隸體銘石書，加上之前包頭出土的《建寧三年殘碑》等，它們或多或少具有某些相似細節特徵，比如刻板、程式化的波磔類筆畫，橫畫兩端同時擁有磔筆（或類似磔筆）且左右上翹、近於翹檐式橫畫，等等。這類特徵在早些時候出土的漢末三國碑隸中也能找到，如《趙寬碑》（180年）圓筆主導，雍容豐滿而勁挺，也開晉碑乃至唐代隸書的風氣；三國期間的《孔羨碑》《曹真殘碑》《王基碑》《受禪表碑》等，一味求取整齊劃一的形式以及標準化筆畫，而漸失之前朴茂的氣象和多變的點畫，如華人德先生描述的：筆畫兩端皆尖峭，用筆如折刀頭，撇畫收筆時加重頓，波撇尾端加重而更方削，這樣加重橫畫左端及撇筆尾端的做法，意在求取字結構更加平衡。這令撇的尾部與橫的起端形態接近，結果是左右雙重、有時甚至左重右輕了，比如晉碑《龍興皇帝臨辟雍碑》（278年）。總之，這類過於講求平衡、刻意修飾隸書標誌性筆畫的做法，漸近極端，以致走進死角。
從《熹平元年殘碑》《朐忍令景雲碑》到《高頤闕文》再到曹操墓石牌，漢碑隸向魏晉碑隸過渡的同時也愈顯式微跡象。拿同時期的銘石書、書手體相比，它們的寫法已然「各奔東西」：碑石用體仍是傳統隸體天下（已陷入僵化呆板程式化窘境），同時的日常書手體則新體（早期楷、行、今草）方興未艾，這與秦末漢初的情景很相似：當時官書、銘石體為秦篆，而實用手書體則普遍使用秦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