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對中國圖書的掠奪與利用
中國悠久燦爛的文化，憑藉圖書文獻典為主要載體傳播於域外，對於人類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特別是漢籍向日本的傳遞，歷史之久遠，規模之宏大，為世界文化史所僅見。然而，近代以來，日本屢屢對華發動侵略戰爭，並依其在中國的強權地位，採用多種手法搜集與劫掠中國的圖書典籍。如1929年日本外務省直接插手秘密獲取杭州「東海藏書樓」典籍，不僅提供運作的經費，並具體策劃將典籍以外務省的公用貨物名義，利用外交豁免權將其劫運至日本。
1931年至1945年的侵華戰爭，日軍對中國圖書事業造成巨大破壞，據1940年美國在華人士估計，中國圖書損失在1500萬冊以上。戰爭期間，日本軍人、學者自發地或有組織地掠奪中國圖書典籍，配合和支持對中國的侵略。
掠奪中國圖書概略
日本掠奪中國圖書由來已久，早在1894年中日戰爭時，日本宮廷顧問九鬼隆一，為使日軍能從戰敗的中國奪取更多的文獻和文物，曾親自製定了《戰時清國寶物搜集辦法》。為了有效地掠奪中國圖書，日軍曾組織專門機構：「滿鐵調查部」，主要搜集有關蘇共和中共的情報資料；「滿洲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活動在東北地區，任務是搜集各種中國古籍；「新民會」是華北地區受日本特務機關控制與操縱的所謂「民間組織」，搜集有關抗日圖書文獻是其主要任務之一；設在東京的「政治經濟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經濟方面的圖書。1937年12月13日在上海成立的日軍「中支（華中）佔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以「滿鐵上海事務所」、「東亞同文書院」、「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等機構成員為骨幹，搜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圖書。此外，還有軍方各種組織（如調查部、憲兵隊等）及私人劫奪中國圖書的組織。
雖然日軍不會主動留下掠奪的證據，但還是有許多證據確鑿、有案可稽的掠奪案例：北平淪陷期間，1938年6月，故宮博物院太廟圖書分館被日本憲兵搬走書籍314冊，1939年3月被日本憲兵搬走雜誌6551冊。1941年9月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的中田邦造到北平索書，新民會便以「寄贈」的形式交付給東京帝國大學，戰後歸還單行本6071冊、雜誌以及報紙計14734冊。
1937年7月29日，日軍飛機炸毀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日軍侵佔南開大學後，還將部分南開圖書直接掠至日本。戰後在日本尋獲南開圖書190箱，於1947年4月3日從神戶港運歸中國。日本學者松本剛研究認為，「戰後，儘管有統計表明京都大學歸還給南開大學的圖書有10566冊，但是實際被掠奪走的情況依然不明。」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以收藏國學典籍見長，有錢塘丁氏的「八千卷樓」藏書及其他珍貴版本，1937年日機空襲時，倉促選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裝110箱藏於南京朝天宮故宮博物院分院地庫。1940年2月敵偽衝破地庫，劫走全部圖書。戰後清查，該館缺少甲庫善本（宋明元版）141種計542冊。此外，《陶風樓藏名人手札目》缺少283人的全部或部分手札1042函，共3417頁。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學院被日軍劫掠後的情形
金陵大學戰前藏書以地方志及叢書為大宗，尤以全國方誌農業小冊最珍貴，戰後統計，共計損失73928冊。其中部分圖書被劫往日本。1948年11月6日，在日本發現的金陵大學圖書426冊，隨同兩廣地質所、上海阿樂滿律師事務所被劫圖書，在名古屋由海遼輪啟運上海。
1940年5月，日本中支那派遣軍勝字第4218部隊長田清清郎陸軍少佐在江蘇省嘉定縣外岡鎮，就劫走地方志535種以及《圖書集成》、殿版《二十四史》各一部。1942年3月，日本憲兵劫去常熟縣立圖書館圖書224冊。
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軍司令部從廣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經註疏》、《韓昌黎文集》、《歐陽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書11種。廣州陳伯衡的《粵東筆記》一書，為清代提學使李調之所著，十分珍貴，被日軍崛部春幌「借」去，屢索不還。粵北乳源縣被佔後，清康熙26年張洗易編纂的《乳源縣誌》被掠奪，致使中國國內失傳，1981年北京圖書館在日本發現此志，才從日本影印回來。
抗戰初期，人們認為香港安全，重要圖書典籍便轉藏港城。1942年2月2日，日軍南支那派遣軍特別調查班在諜報人員竹藤峰治引導下，查抄了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劫走該館所存大陸圖書：中央圖書館典籍35000冊；中華圖書館協會圖書210箱、私立嶺南大學圖書20箱、國立北平圖書館70箱又零散文獻3787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圖書5箱、王重民東方學圖書3箱。香港遭劫奪的文獻中，有28種可謂「國寶」，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選》、《後漢書》、《禮記》、明寫本《永樂大典》數卷。嶺南大學圖書館貯存於香港中國文化研究室的書刊約11000冊，包括《大清實錄》及地方志等，全部散佚，寄存香港嶺南分校的善本書12箱，亦失去6箱，內有通報（Tong Pao）全份，Chinese Repository 兩整套全份，影印明本《金瓶梅詞話》，及4種罕傳廣東縣誌。中央圖書館典籍35000冊，為戰時在江南淪陷區收集的民間珍藏典籍，其中有吳江鄧氏群碧樓藏書、常州費氏藏書、杭州胡氏藏書。文化名人鄭振鐸所藏3000冊元、明版書，也在香港遭劫。
1940年9月，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收押了由美國運往重慶的「援蔣物資」，其中圖書約6000冊。日軍還利用偽政權助其掠奪中國圖書。如1942年4月，日本興亞院華中聯絡部沼田宏、滿鐵上海事務所庄野英三、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鵜鷹幸藏、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西村舍也、東亞研究所上海支所藤井正夫代表日本5機關在南京獲得汪偽中央圖書館「贈送」的複本圖書30956冊。
被掠奪至日本的圖書，有典籍方誌善本，有利於侵略的中國重要政治、經濟資料。日本東京東亞研究所就有劫自我國的書籍共15470冊。由於種種原因，戰後，僅從日本追回書籍158863冊。其中，中央圖書館存香港被日軍攫取之善本書籍3.5萬餘冊，抵日後由陸軍參謀本部移交文部省發給上野之帝國圖書館。戰局危迫後，該館將原書分3批疏散，最貴重的運長野縣山形縣保存，次要的運伊勢原地方保存，其較普通的仍存該館地下室。這些古籍被尋獲後，於1946年分兩批空運、船運回國。1949年3月1日，從日本運回在香港被劫書籍兩批，計劉文典教授之書籍646冊分裝3箱，嶺南大學書籍278冊、手冊400冊裝6箱。1949年6月28日，興安輪從日本運回中山大學被劫圖書594箱。從日本追還的圖書中，還有山西臨汾圖書館、上海市立圖書館、亞洲文會等機構的圖書。
對中國圖書資料的利用
為使圖書資料更好地為侵略服務，日本國內成立了東亞研究所、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亞經濟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機構，它們以亞洲和中國為中心，搜集政治、經濟圖書情報資料，並有針對性地設計有關中國的課題進行專門研究，因此就特別希望得到有關中國經濟方面的圖書資料。1941年，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教授三田村一郎就要求汪偽圖書專門委員會提供中國經濟類圖書、公報76種，以提供研究之用。考察日佔時期南京一地的圖書流動，便可見日本掠奪和利用中國圖書資料之大概。
檔案顯示，自1943年起，僅下列5家日本機構就從南京獲得有關中國經濟情報的圖書資料5803冊。具體為：位於日本東京市的「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事務局資料課長岡野茂雄要求提供中國的全國經濟委員會及地質調查所的出版物。結果獲得「地質關係及其他財政地理關係資料264冊」。其中有中央研究院的圖書資料17冊、地質調查所的出版物227冊。
「中支那振興株式會社調查部資料室」索要中國的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資料，1943年10月23日，在南京珠江路942號領取圖書資料914冊，其中有：全國經濟委員會出版物90冊，中央研究院出版物54冊，地質調查所出版物350冊，社會問題29冊，產業13冊，經濟16冊，財政10冊，行政66冊。
1943年11月4日，「華中興亞院資料調查所」所長田尻愛義確認該調查所收到：圖書資料910冊、古今圖書集成464冊、叢書集成1989冊、清史稿131冊。其中，經濟委員會的圖書109冊，中央研究院出版物152冊，地質調查所出版物347冊。
1943年10月7日，華北交通株式資業局的中山四郎領到圖書328冊。其中有交通通信23冊，中央研究院圖書9冊，全國經濟委員會出版物14冊，地質調查所出版物205冊。
1943年7月19日，台北帝國大學南方文化研究所所長川子之藏索要圖書，結果獲得804冊，其中有：全國經濟委員會出版物67冊，中央研究院圖書37冊，地質調查所圖書325冊，法律類73冊，行政類75冊，補遺10冊，清史稿131冊。
此外，一些機構還以中日學術交流的名義，向南京汪偽當局索取圖書。如日本「三菱經濟研究所」常任理事佐倉重夫索要經濟委員會、地質調查所的圖書資料，結果獲得所選定的地質、土壤、礦業圖書資料113冊。1944年8月，這些資料由小林篤帶到日本。
南京淪陷期間，日本從未放棄對所掠奪圖書的控制。即使1941年出於扶植汪偽政權的宣傳需要，日軍形式上將圖書「移管」於汪偽圖書專門委員會，但該委員會還是由日本人控制。矢田七太郎、池田千嘉太任圖書專門委員會顧問。1941年5月，該委員會共有職員20人，其中有日本派駐的福崎峰太郎、木下隆、梅田潔、橳島善次郎、中村文三、大森毅、石井德雄、福崎和枝等8人。福崎峰太郎任事業科科長，梅田潔任編目組主任併兼整理組主任。不久，又聘任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今關天彭任圖書委員會顧問。所謂圖書的「歸還」，在日本人看來不過是「從左手換到了右手」。
為了加強對日佔區的統治和「復興」，1939年3月，興亞院華中聯絡部設置「中支建設資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是興亞院的及川源七，副委員長是興亞院華中聯絡部文化局長伊東隆治。「中支建設資料整理委員會」設立「中支建設資料整理事務所」，所長清水董三，所址在南京雞鳴寺路一號（原中央研究院），主要從事圖書的搜集和標本類的整理。具體分設圖書整理部、標本整理部、編譯部、復興部。
編譯部所編集的《資料通報》是文獻目錄類，內含經濟政策、農業、水利、工業、鐵道等合計17個種類的文獻目錄，以及《中支建設資料整備事務所南京圖書部華文雜誌、公報目錄附新聞目錄》（1940年6月）、《支那文雜誌內容索引目錄》（1940年10月），又編集《第二次支那文雜誌內容索引目錄》（1942年3月）等。編出的目錄，諸如「全國經濟委員會刊行目錄」、「中國經濟財政金融資料目錄」、「中國水利資料目錄」、「中國礦業資料目錄」、「中國公路資料目錄」等。上述活動為其掌握中國的政治、經濟、交通等重要情況，為其佔領和統治中國提供了決策依據。
在接收整理的文獻中，有中國政府多年調查的各種資料，將文獻翻譯成日語並迅速利用，對於安定佔領地和經濟建設與日本經濟關係，是必要的「基礎的資料」。在主任大塚令三領導下，自1939年10月起，「編譯部」迅速將中國各方面信息整理出來譯成日語，通過文獻目錄《資料通報》、雜誌《編譯簡報》、冊子《編譯彙報》，散發給有關機關。1940年－1942年3月，編譯部就出版《編譯彙報》88冊，1944年4月刊行第100輯。100冊按內容、主題分類，礦工業33冊、農業29冊、政策、外交關係18冊、地域調查8冊，以下有交通5冊、水利3冊、法律3冊。《編譯簡報》，1941年6月發行第1年第1號，每號登載4-5篇日語譯作。中國政府原有的各種調查報告，華中新淪陷區的組織、地域的諸多情報，通過此種活動而向日本方面傳達。在對佔領區統治和控制的「情報戰」中，日本方面在南京等地劫掠的大量文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迫切需要獲得更多南洋和華僑方面的情報和知識。於是，日本就利用在南京搜劫的圖書資料加緊製作南洋關係文獻目錄，「鑒於時局之急需，就西文圖書中有關南洋之文件開始編目至2月20日，打字印刷完畢」，並將「期刊索引中華僑關係之中文雜誌論文，摘出整理，編纂目錄」。
在淪陷區，日軍曾將各地散亂圖書搜羅集中起來，後來甚至將部分圖書交由偽政權保管，並沒有全部劫運日本。因此，戰後一些日本的當事者便否認日軍的掠奪行為，甚至說是他們「拯救了戰火下的中國文獻」。其實，圖書沒有全部劫往日本，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想到日本會被打敗，而是認為中國必將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在現地運用會有很多便利。至於後來將部分圖書交由偽政權保管，並沒有改變日本的實際控制權，「移管」是為支持偽政權而採取的一種宣傳欺騙策略。搜集、整理中國的圖書典籍，是為了更好地統治中國。從整理、翻譯重要的經濟政治資料直接為戰爭服務，就證明了這一點。可見，即使圖書資料沒有運到日本，其行為性質也是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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