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民國時期是個天下大亂的時期

民國時期是個天下大亂的時期

民國時期是個天下大亂的時期，根本不像現在人吹的，簡直是黃金時代。天下大亂，最倒霉是誰？是老百姓，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沒法比。你不能把全部歷史都寫成知識分子的受苦受難史。即使「文革」也不能這麼講。當時誰都知道，首當其衝是老幹部，知識分子頂多是陪綁。更何況，整知識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識分子。

這是一段戰爭與革命的歷史，血流成河、淚流成河，中國人受了很多苦。但這也是一個英雄輩出、大師輩出的時代。它既催生了武夫、政治強人和革命家，也催生了現在讓人羨慕不已的「學術大腕」。國家多難，英雄和大師都是倖存者。在中華民族的苦難史當中，知識分子並非神遊物外，而是身在其中。他們或者被政治拋棄，想搞政治而不得，或者寄生於政治的夾縫之中，有如褲襠里的虱子（阮籍的經典比喻），躲避政治還來不及。很多人的學問都是逃避政治逃出來的。

中國傳統，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熱衷政治。天下有道，可以搞政治。但天下無道怎麼辦？孔子說，得保全自己，等待時機，東山再起。但起不來怎麼辦？於是而有隱逸。隱是隱士，逸是逸民。「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註腳是逃避政治。

比如王國維，他對政治本來很上心，革命絕了他的望，他才借學術打發時光，像魯迅說的，「無聊才讀書」（《贈鄔其山》）。他根本看不慣這個時代，覺得革命就是天下大亂，天下大亂有什麼好。他跟羅振玉東渡日本，就是出去躲政治。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在他看來，都是亂黨。什麼時候不亂？當然是大清朝，特別是早一點兒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輩的大清朝。陳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此人無黨無派，要說派，是名士派，台灣不去，北京不來，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他都不買賬。現在有人說，某些文化保守主義者對保存文化有功，這是對的。但說「萬般皆下品，唯有保守高」，就過了。

真正的「民國范兒」是國民黨的范兒

這兩位大師，講范兒也是「前民國范兒」。真正的「民國范兒」是國民黨的范兒。

現在講「新史學」，真是越講越亂。梁啟超講進化史觀，自稱「新史學」。傅斯年尊蘭克學派，台灣叫「新史學」。現在倒好，文化保守主義可以叫「新史學」，國民黨史學可以叫「新史學」，唯獨左翼史學不許叫「新史學」。其實左翼史學才一味求新。誰都知道，它最重考古學和民族學，最強調社會史和比較研究。你就是再不喜歡，也無法把它歸入舊史學。

1949年，蔣介石兵敗如山倒，逃往台灣。國民黨不得民心，連挺蔣的美國人都大失所望，打算換掉他（文換胡適，武換孫立人）。現在倒好，有人說，大陸淪陷，文化斷裂，傳統文化全都去了台灣，不但人去台灣，東西也去了台灣。比如「中研院」，那才叫人才濟濟；台北故宮，好東西全在那兒。這不是胡扯？

民國的遺產

民國有什麼遺產，咱們來看一看。

台灣學者的傳燈錄，杜正勝來北大講過。他們的第一代學者是上述遷台五院士，以及北大、清華和中研院的個把老人，根子在大陸。第二代是留美的余英時（1930-）、許倬雲（1930-）、張光直（1931-2001），也是從大陸走的。第三代是杜正勝（1944-）他們這一代。這一代才是在台灣長大。我記得，1990年「中研院」選院士，呼籲本土化。他們的院士，國籍多是美國。本土化的意思是台灣化。

余英時和許倬雲，家庭背景都是國民黨。因為人在美國，國籍是美國，他們更喜歡的身份是「世界公民」。

張光直

張光直是李濟最得意的門生。他是把新中國的考古發現介紹給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促成中美考古合作的第一人。1994年，「中研院」請兩個本省人執掌該院，正院長是李遠哲，副院長是張光直，兩人都是有國際聲譽的學者。當時，張光直已患上帕金森症。

張光直是台灣人，但他說，他也是中國人。他在台灣做過發掘，但更大的願望是回大陸發掘，因為中國考古的基地畢竟在中國。李水城回憶，張先生和夏鼐聯繫過，想回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跟宿白聯繫過，想回北大工作，都未成功。商丘考古是他的圓夢之旅，可惜已經太晚。當他終於站在商丘工地的探方里，已舉步維艱。他比前兩位小一歲，但早早離開了我們。

李零，北京大學教授。個人研究興趣主要在考古、古文字、古文獻、藝術史、軍事史、方術史、思想史、歷史地理八個方面。著有《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喪家狗：我讀〈論語〉》、《蘭台萬卷：讀〈漢書?藝文志〉》、《中國方術正考》《續考》、《入山與出塞》、《我們的經典》、《放虎歸山》、《花間一壺酒》、《何枝可依》、《鳥兒歌唱》等。

轉自 雅理讀書 活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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