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製造」是怎麼沒落的？「中國製造」嚇了一身冷汗

魯曉芙，財經作家，旅居歐洲，以荷比盧為基地，從事全歐洲投資併購業務。

中國經濟已經國際化了，不了解歐洲，有時候，你就不了解中國。

歡迎關註：魯曉芙看歐洲。合作請聯繫微信：Xiaofu_Lu

工業革命誕生於1773年，英國的製造業從此遙遙領先全球。1870年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之後，英國在許多學術領域上仍舊領先全球，卻在許多新興產業上失去領先優勢，甚至還逐漸失去傳統產業的優勢，以至於製造業迅速地被美國和德國追趕過去而衰落、萎縮，甚至還輸給瑞士這樣的小國。

這個驚人的衰落過程，帶給中國許多的警訊：中國沒有英國的學術優勢，卻有比她更不利於製造業的內部特質和外部環境；英國可以靠金融業彌補製造業的不足，中國卻沒有這樣的條件；美國的崛起吸引了英國的投資，也排擠英國的對內投資和海外市場，美國對於中國的擠壓更厲害；美國超越英國之後反過來投資英國，以英國做為進攻歐洲市場的跳板，但是現在美國對於中國敵視態度。

比較英國的衰落與德國的崛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國必須避免英國的缺點並學習德國的優點。但是中國在價值觀、產學關係、市場機制等文化與制度特質上，卻有太多英國的弱點而鮮少德國的優點。

如果我們繼續在經濟上「畫虎不成反類犬」地抄襲美國，並且在思想上盲目地擁抱自由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前景恐怕不看好。

英國工業衰退之謎

英國是科學革命、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的誕生地，工業實力領先全球至少一百年，而且在二次大戰結束時依然是全球的學術與金融中心，卻在1870年就已經跨過領先優勢的最高峰，甚至在1930年代開始輸給德國，生產力只有美國的一半到四分之一。這怎麼可能會發生？

在維多利亞女王（1819－1901）誕生之前，英國就已經是世界的中心。由於法蘭西斯培根的倡議，全球第一個科學社群（英國皇家學院的前身）在1645年成立，並且在1665年發行全球第一份學術期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牛頓在1687年發表了三大運動定律，此後150年內的科學大發現幾乎都是英國科學家在主導，直到十九世紀末，還比第二名的德國略勝一籌。

此外，John Kay在1733年發明紡織用的飛梭，瓦特在1769年大幅改良蒸氣機的效能，史蒂文森父子在1825年完成全球第一條鐵路，布魯內爾（Isambard K. Brunel）在1833年建造了全球第一艘鐵殼越洋郵輪，第一次工業革命（1760-1840）的紡織業、礦業和鋼鐵工業，也都是英國在主導，使得她在1870達到工業、經濟與政治的最高峰，遙遙領先全球。

在1870-1914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里，主角是以理論為基礎的電學、電磁學、化學和引擎，英國在理論和發明上仍舊明顯地領先其他國家，但是德國、美國與日本也紛紛追趕上來，並且在技術的應用與企業的現代化上，比英國更積極。

此外，英國開始出現投資不足與管理效率低落的現象：1870年時英國每個工人的平均資本投入，比美國和德國分別多出10%和30%，到了1900年時卻比美國少了90%，並且被德國追平，甚至連反映管理與創新能力的總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都低於其他歐美國家。結果，英國製造業的領先幅度開始縮小：1880年代英國、德國和美國的製造業出口，分別佔全球43%、16%和6%，到1913年時已經變成32%、20%和14%。

美國福特在1913年完成T型車的量產生產線，1914年福特汽車每個工人的產能是其他美國車廠的4.6倍。但是英國投資不足的情況，一直沒有改善，而且一直無法引入福特式的大量生產。到了二次大戰前夕的1935年，德國工業已追平或略微超越英國：德國每小時的人均勞動生產力，已經是英國的1.05倍，每小時的人均附加價值，更是英國的1.12倍。到了1940年代，美國製造業的生產力，已經高達英國的兩倍到四倍。1973年的石油危機對英國的打擊，遠超過其他國家，而撒切爾夫人在1979年開始積極推動的市場自由化，還是救不了英國製造業的衰落，甚至1989-2007的表現，還不如日本失落的二十年。

英國製造業競爭力的衰退，是始於戰前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甚至可能始於1870年或更早。

學術與產業的鴻溝

自從1870年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英國的學術發現，對工業進步的影響遠小於德國和美國。許多英國學者把這個現象，歸咎於英國企業家族化，管理效能低落，沒有能力將科學發現的充分產業化。

此外，當美國和德國在積極提升基礎教育和技職教育時，英國的投入卻相對地不足，中學與中等職校的就學率不到25%。這些無疑地都有其重要性，但是學術社群與產業間的隔閡，可能是更重要、更根本、更長遠的影響因素。

如果仔細比較皇家學院這個社群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明家，你會發現這兩個社群很少有交集！前者是為真理服務，不關心（甚至看輕）俗世的利益；後者是為產業與利潤服務，而無關乎真理；很多英國貴族和中產階級，把前者看成是高尚的、理性的、進步的、符合貴族品味的，後者則是工程師、匠人的事，有趣而不高尚，甚至排斥去工業界服務。這樣的價值觀，或許才是阻礙英國工業技術發展的最大障礙。

愛迪生以來的許多美國人，把科學與發明當成致富的關鍵手段，甚至把基礎研究，當作產業競爭力的基礎，科學是手段，致富是目的。所以，比爾蓋茲可以開心地休學去創業。對這些美國人而言，學術的「神聖性」，不僅難以理解，甚至是荒謬的無稽之談。

但是許多英國科學家，卻只對真理有興趣，甚至奮力維護學術的純粹度與神聖性，刻意將它與現實的利益隔離。牛津大學刻意維護其古典人文教養的傳統，而硬把一百多位跟科學、工程有關的教授塞到一個「科學與工程系」；劍橋大學為了維護其純科學的傳統，硬把一百多位跟工程、管理有關的教授全部塞到一個「工程系」里；而倫敦政經學院則只有人文、法政與經濟學，而沒有管理學院。

劍橋大學對工程的鄙視，清楚地彰顯了科學社群和工程技術間的鴻溝。英國政府在1850年，就建議劍橋培養工程專才，她卻堅持到1894年，才開始招收第一批專攻工程科學的學生；雖然她在1875年，勉強設立了第一個跟工程有關的講座教授席次，卻無論如何不肯在頭銜中置入「工程」一字，而稱之為「機構與應用力學講座教授」。1894年之前想要研究工程專業的人只能到第二輪的「紅磚大學」去念，科學家維根斯坦在1908年從柏林到英國去研究航空技術時，就是在曼徹斯特大學註冊，而非劍橋大學。

更令人難以想像的是，作為電學與電磁學的發源地，劍橋大學卻在1945年才有第一位電機工程的講座教授，到1962年才招收第一批專攻電機工程的大學生！

在這樣的價值觀念下，英國不可能出現像比爾蓋茲的人──學術是高貴的、神聖的，而創業是另一種旨趣截然不同的選擇。因此，儘管劍橋大學旁邊有一個1973年成立的科學園區，學術技轉的成果，卻相當有限。

不只學術圈這樣，連工程天才的態度也相近。英國最頂尖的發明家，幾乎都不是為了經濟的利益而發明的：曾獲得235項電機專利的Sidney G. Brown，從專利所獲得的財富抵不上昂貴的專利費；Frederick W. Lanchester曾在航空與汽車領域，獲得過將近五百項的專利，但他在汽車廠擔任顧問的收入極其有限。這都是典型的例子，而非例外。

反之，成立於1810年的德國漢堡大學，首開以研究領導教學的現代大學風氣，她雖然強調學術自由與自主管理，卻也同時強調大學對社會的責任，因而兼顧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這個機制與理念，被美國與日本模仿，而樹立以基礎研究厚植產業競爭力的觀念。

此外，德國巴斯夫公司（BASF）在1868年首開全球風氣，在企業內設立研發部門，聘請化學博士Heinrich Caro主導染料的研發，後來並陸續聘請許多傑出學者，主持該公司的研發工作，首開全球先例地，將最先進的基礎研究與企業利益直接結合。愛迪生的通用電氣實驗室與貝爾的實驗室，也同時在1876年成立，並且在二十世紀初成為企業創新與競爭力的核心。

此外，日本與韓國的經驗更顯示：後進國學術界的首要任務，是保持跟產業界的緊密對話，以縮短國內外產業界的技術差距為第一要務，而不是漫無目的地從事跟國內產業毫不相關的研究。

日本的湯川秀樹，在1949年獲得諾貝爾獎，相隔16年之後朝永振一郎才獲得日本的第二個諾貝爾獎，而那時候日本的製造業早已經超越英國，日本的案例顯示應用研究領先基礎研究（或至少同步）的必要性。同樣地，韓國之所以崛起，是因為學術界與產業界互動密切，不但產業界有頂尖的研究，而且學術界的許多研究，也都在回應產業界的需要。

回過頭來再看看英國，雖然三大名校，只關心真理而不關心世事，但是還有曼徹斯特、愛丁堡大學與（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在認真從事與產業有關的應用研究。可是，當學術界的最高價值跟社會徹底脫節時，再怎麼卓越的學術研究，也救不了英國工業界的衰落。這個故事顯示，學術研究領先產業技術是必要的，但是當學術研究與產業需要脫節時，卻對製造業沒有任何的好處。

中國的學術圈呢？中國的產學鴻溝遠遠大於英國、日本和韓國，如果我們繼續漠視這個根本性的「學術失能」，一味奢談下一代產業或學術卓越，對中國的產業競爭力，恐怕是有百害而無一益！

金融市場與產業界的鴻溝

英國製造業的衰落，跟投資不足有很密切的關係，而投資不足的原因，跟英國金融業的性格密切相關。

一份2013年的研究指出，英國的金融機構重視短期利益，遠勝於長期獲利，而且對國內的產業發展漠不關心，只在乎盈利水平，因而有60%的基金都在海外投資，使得英國知識密集的中小企業，經常募不到發展前期的基金。

其實，這個問題自從十九世紀的維多利亞時期，就已經存在了：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的海外投資熱潮，使得倫敦的金融商圈吸金能力遠高於製造業，而導致製造業投資不足；而且製造業的投資偏好傳統的礦業、鋼鐵業、船業與紡織業，使得電機、化學與汽車等新興產業的投資，相對地不足。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就已經是全世界的貿易與金融中心，不但外國企業把錢存在倫敦金融中心的銀行內，而且英國的海外投資，遠遠超過其他國家。1914年英國的海外投資總金額高達40億英鎊，甚至遠遠超過英國的年度總產值（23億英鎊）。

譬如，為了充分榨取印度殖民地的資源，英國在印度大規模地建造鐵路系統，使得印度在1853年就擁有第一鐵路，還比美國的第一鐵路早了16年。這些海外投資，只顧追逐高獲利的機會，卻因此擠壓了國內製造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而引起邱吉爾首相和經濟學家凱恩斯的抱怨和批評。

此外，英國是美國最重要的境外資金來源，這項投資不僅排擠英國的國內投資，還培養了英國製造業的競爭者。

只要投資眼光精準，新興市場的獲利，往往高於成熟市場。美國1868-1880年的鋼鐵產量，年增長率40%，1881-1920年的年增率還保持在10%，遠高於英國和德國。同文同種的英國金融商如果不去投資這個市場，那是不可能的。1920以後，美國製造業積極發展福特式大量生產的製程，生產效率因而迅速躍升而急速超越歐陸，使得美國的經濟發展更加迅速，也對英國的金融商，更加地具有吸引力。

反之，在1948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生效之前，歐洲國家只能仰賴內需市場和海外殖民地，但歐洲國家的內需市場規模小，且差異性高，大量生產只會增加投資的風險，而無法收到規模經濟的好處。因此，雖然英國從1890年代就開始，密切注意大量生產模式的利弊，卻只就適合英國市場的部份局部地加以引進和應用。

當英國資金大量湧向海外市場時，德國銀行團卻不吝於對國內製造業提供長期而穩定的投資，以及比英國更低的利率，使得德國製造業可以迅速崛起。

海外殖民地的龐大市場和英國金融業的發達，是英國工業革命可以領先全球的關鍵因素。但是資本市場所追逐的利益，並非永遠吻合國家發展的需要，有時候資本市場的海外逐利行為，會造成國內產業的空洞化，當年的英國和現在的美國都深受此苦。

這種時候，政府必須積極建立起有利於國內長期發展的投資銀行體系，而不能繼續仰賴極端不健全的股市，才有機會化解困境。

「美國化」與德國化之爭

規模經濟與福特式的大量生產，是美國在十九世紀末迅速崛起，並超越歐洲的關鍵，但是歐洲卻必須要等到1960年代關稅障礙撤除，且全球經濟蓬勃發展之後，才具有推動大量生產的現實條件。

面對這個天然的發展障礙，德國採取研發密集、知識密集，以及技術密集的手段，以及加強企業的組織、經營與管理，在不需要仰賴大量生產的市場里朝向高質量、高附加價值的方向發展，打造出「德國制」的品牌形象，而成功地跟美國低質量、低成本的產品形成明確的市場區隔。

直到1950年代末期，全球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及欠缺勞動力，才使德國積極投資於大量生產的設備，而在1968年時在適合量產的礦業、鋼鐵業、紡織業、化工業等領域，大幅超越英國。

另一方面，英美兩國的政府，都曾致力於推動英國零組件的標準化以及福特式量產模式。但是因為時機拿捏不當，以及沒有充分掌握英美市場的差異，大部分的努力都成效不好，甚至弊大於利。

由於警覺到規模經濟的重要性，英國政府在1930年代積極推動企業的國有化，大肆併購沒有競爭力的企業。然而此舉不但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因為消除了內部的競爭者，而使企業更加有恃無恐地仰賴政府的保護，變成既無效率又大到不能倒的寡頭企業。

在馬歇爾援助計劃的要求下，英美生產效率委員會（Anglo-American Council on Productivity）在1948年成立，針對英美生產方式的差異，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提出許多具體建議。但是英國工業界深知英美市場特質的差異，因此很懷疑（美國）生產模式在英國與歐洲市場的適用性。後來，在英美政府的強力推動下，剛剛國有化的英國鐵路公司，被指定要推動零組件標準化和大量生產，以作為全英的示範。可惜，實驗的結果頗讓人失望。

反之，二次大戰前夕英國情報單位對德國工業界的調查報告則指出，德國的生產方式不比英國有效，他們真正的傑出表現是在研究人員、工程師、技師、工人與經理人員的素質，和企業的組織與協調運作。

這份研究，確實真正掌握到德國的長處和英國的弱點，很多案例都顯示英國企業內部的組織不健全，無法整合出一個優勢企業所需要的各領域專業人才，因此無法將企業與學術界的創意，充分地產業化。

化學合成染料產業的競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是英國在1857年發明的，並且因為有紡織業龐大市場的需要，而一度蓬勃發展。然而英國並沒有警覺到，他們可以利用類似的合成技術，去開發出更多顏色的染料，反而是落後英國十年的德國化學廠，以高效率的團隊組織和有系統的方式，把一系列相關的染料，全部開發出來申請專利，並且向國內外紡織業進行強力的營銷。結果，德國染料的全球佔有率，迅速地在1881年達到45-50%， 並繼而在1990年擴張為80-90%。

阻礙英國工業界現代化的組織管理問題，一部分是根植於英國人固有的拘謹個性和文化，一部分是源自於過分強調單一專長的精英教育，這使得他們遠比德國人更不擅於跨專長領域的對話與功能整合。

此外，傳統英國貴族治理產業的模式，就是嚴於主僕分際，管家與企業經理人的職責，是全力達成主人的心愿，而不輕易質疑主人的目標與心愿。因此許多實證研究的案例都顯示，英國企業的優點，反映著企業主的長處，缺點則反映著企業主的短處。而中低層主管和高層主管的互動模式，也經常反映著這種源自封建社會的階級文化。

然而全方位的通才難找，而金融業的發達，也對製造業形成一定程度的人才排擠作用。每一個國家的人才都是有限的，當英國最頂尖的人才，被大量吸納到與國內產業互動不足的學術界和金融界後，製造業的經營管理人才，就難免略遜一籌。

企業規模的大小，不足以決定一個企業的競爭力，大量生產的規模經濟，也不是企業致勝的唯一途徑。中小企業如果能夠強化內部組織的分工與管理，並且找到適合自己發揮的利基市場，照樣可以闖出一片天；反之，如果昧於企業與市場的特質，一味追求量產與市場規模，反而有可能畫虎不成反類犬。

針對英國汽車產業的實證研究就指出，雖然英國的經濟與社會特質，使她很難發展美式的量產規模，但是這種企業特質，反而適合1970年以前的跑車與頂級手工車等利基市場。因此，能夠強化內部的組織與管理效能的車廠，往往可以在全球車市佔有一席之地。不過，後來的車市因為供應過剩而競爭激烈，使得小廠很難生存，這個又是後話了。

反觀中國，我們的教育體系遠比英國體制更僵化、空洞，中小學生至少浪費一半以上的時間，在一年內一定會忘記的瑣細知識上；大學教育還延續中小學的模式而只有講授，罕有問答與討論，而且嚴重漠視跨領域對話的教育和能力，而企業界更充斥爭功諉過與爭風吃醋的文化，使得我們在團隊合作與組織管理上的能力，甚至遠不如英國。

如果我們不能從各級教育去積極改上以上弊端，就算找得到適合中國的市場方向，甚至籌足資金，也不見得會有夠水平的企業組織來攻佔、鞏固相關的產業和市場。

結語

比較德國製造業的崛起和英國製造業的沒落，可以清楚地看到國家產業落後時，必須全力縮短產業落差，強化跨領域對話、集體領導與團隊整合的能力，充分發揮技術工人與各種人才的能力極限，以達到「人盡其才」的目標，來充分發揮中國的優勢。

從國家發展的角度看，金融機制是支撐，制度、教育與文化的問題是根本，只要解決了這些問題，企業界自然會有能力，因時因地制宜地找到自己的發展市場。

編輯：鶴立高崗 格式：黃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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