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葛思德圖書館
眾所周知，胡適在20世紀50年代擔任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圖書館館長。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在這段時間曾經寫過兩篇相關的英文文章，一篇是My Early Association with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載Green Pyne Leaf，1951年第6期），另一篇是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載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1954年第3期）。最近出版的《胡適英文文存》（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年3月）收入了這兩篇文章，使我們得以更好地了解這個圖書館的早期歷史以及胡適和它的因緣。
圖書館的創建人葛思德（Guion M. Gest，1864—1948）是一位美國商人，1914年在紐約創辦了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建築工程公司。隨著業務的擴大，葛思德在20世紀20年代多次來到中國，並結識了美國駐華使館海軍武官義理壽（Irvin V. G. Gillis，1875—1948）。義理壽後來辭去了公職，專門幫助葛思德購買書籍，完全可以看作是圖書館的另一位創建人。
葛思德患有綠內障（青光眼），在美國和歐洲多次尋醫問葯，但效果不佳，一直飽受痛苦。在北京使館結識義理壽後，義氏建議他試試中醫，並推薦了「馬應龍定州眼藥」。馬應龍眼藥始創於明萬曆年間，創始人馬金堂是河北定州人，起初叫「八寶眼藥」，清乾隆年間馬金堂的後人馬應龍將「八寶眼藥」定名為「馬應龍定州眼藥」，從此遐邇聞名。民國初年北京有不少店家就靠賣這一種眼藥就足以維持門市。葛思德一試之下，發現效果果然不錯，雖然沒有完全根治他的青光眼，但大大緩解了病症。這讓葛思德對中醫產生了極大的好感和興趣，於是他給了義理壽一筆錢，讓他公務之餘收購有關中醫中藥的書籍，葛思德圖書館的第一批書籍由此而來。
在義理壽的建議和參謀下，葛思德對中文書籍的興趣逐漸擴大，投入的資金也越來越多，到1926年時，購書總量已達232種，8000冊，存放立刻成為了一個問題，而且購買還在繼續。葛思德的公司在加拿大蒙特利爾有一家辦事處，和當地的麥吉爾大學經常打交道。經過協商，麥吉爾大學同意為這批中文書建立一個專藏，並於1926年2月13日對外開放。此後經義理壽之手各種書籍源源不斷地從北京運往麥吉爾，到1931年總量已達7.5萬冊，到1936年則猛增至10萬冊。
20世紀30年代美國遭遇空前的經濟危機，葛思德公司深受影響，到1936年時葛思德開始考慮轉手這批藏書，但麥吉爾大學無力收購。一番周折之後這批珍貴的文獻於1937年落戶普林斯頓大學，並最終於1948年正式歸屬普大，同年葛思德與義理壽相繼去世，這批書籍的最終歸屬應該足以讓兩位創始人安心地離去。葛思德藏書加上普大原有的約三萬冊中文圖書，使普大一躍成為與美國國會、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並肩的中國學文獻中心。
1946年，在歐美搜求珍稀中文文獻的著名學者王重民應邀訪問普林斯頓大學，在查閱了葛思德圖書館大約三分之一的藏書後，他驚訝地發現經部中有70%的版本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或北平圖書館所沒有的，而集部中則有50%的版本是另外兩家沒有的。僅此兩個數字就足以證明葛思德藏書的質量和價值了。
如此大量中文珍本的匯聚，完全是義理壽的功勞。義氏雖然行伍出身，但是他精通漢語，又娶了一位滿族女子做太太，加上購買的過程本身也是學習的過程，義理壽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成長為一名相當專業的版本目錄學家，雖然他從來沒有受過這方面的專門訓練。同時義理壽又具有商人的精明，知道如何把錢花在刀刃上。他不和中、日書商爭購宋版書，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明版上，其中標點本佛經（1399年刻本）、朱載堉《樂律全書》（1599年刻本）、錢謙益《初學集》（1643年刻本）最能顯示義理壽的眼光。在清版書中，義理壽相當看好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這套叢書共138種，原版刊刻時間前後相距30年，每種印量大約不超過300冊，所以要湊成一套絕非易事，近代藏書家繆荃孫經過一生尋覓才實現了這一宏願。義理壽在果斷地買下藝風老人這一套後，又四方尋求，湊足了另外3套（包括替哈佛燕京學社代購的1套），在當時全世界僅有的5套中獨佔4套（另有1套藏於故宮），完成了一項幾乎無法完成的工作。除了眼光、經驗、生意經之外，義理壽也不缺少運氣。1926年左右，義理壽聽說北京西山八大處之一的大悲寺有一套大藏經出售，在初步判斷有價值後，義理壽買下了這套5348冊的佛經。他當時萬萬沒有想到，這套他稱之為「大悲寺經」的古籍就是中國佛教史上十分著名的《磧砂藏》。《磧砂藏》原刻本於南宋後期至元代中葉陸續完成，大悲寺藏的這套雖然是抄配、補配的《磧砂藏》，但其中宋元刻本也達到了2000冊之多。另外，據胡適後來的檢視，其中不少配補的明刻本也很有價值，特別是《南藏》本和建文元年天龍山刻本都是難得一見的珍稀文獻。義理壽的這樁買賣，再次驗證了一句老話——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義理壽在四處打探和購買的同時，為這批書籍編寫了一份詳細的目錄，1941年以《葛思德東方藏書庫書目》（Title Index to the Catalogue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為題在北京刊印，大大便利了後人的查閱和研究。
胡適上任後，根據義理壽的目錄對藏書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在葛思德10萬冊藏書中，胡適認為有版本價值的約4萬冊，具體說來可以分成10組：（1）宋版書700冊，（2）元版書1700冊，（3）明版書24500冊，（4）稿本3000冊（其中抄寫於1602年以前的2150冊）；（5）雍正六年（1728）銅活字排印本《古今圖書集成》5020冊，（6）武英殿聚珍版叢書1412冊，（7）武英殿本二十四史754冊，（8）翻刻宋元明本2000冊，（9）蒙文《甘珠爾》109冊，（10）中醫中藥書2000冊。為了讓這些珍貴的文獻為更多人所了解，1952年胡適特別策划了一次書展，展期持續兩個月（2月20日—4月20日），受到了美國各界廣泛的好評，成為他兩年任期的最大亮點。
胡適出任館長是在1950年，但他和葛思德圖書館的淵源卻可以追溯到1943年。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移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從1943起，他開始投入精力考證《水經注》。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是一部古代地理學經典著作，由於屢經傳抄翻刻，錯簡訛奪十分嚴重，因此歷代研究者甚多。到了清代，著名學者趙一清、戴震等對以前各種版本做了精心的校勘和研究。但是晚清以來，以魏源、王國維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對戴震的《水經注》研究產生了懷疑，認為他有抄襲趙一清的重大嫌疑，由此形成一樁著名的公案。胡適出於學術興趣和個人情感（戴震為胡適安徽同鄉），決心重審此案。由於趙一清《水經注釋》稿本完成時間 （1754）和刊刻時間（1786）相差30多年，胡適認為有必要首先將這兩個本子進行對勘，刊本很快就找到了，但稿本卻一籌莫展，1944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胡適得知葛思德圖書館藏有趙著稿本的一個完整的抄本，真是喜出望外。在考證此案時，胡適發現，戴震整理的《水經注》有兩個刊本，一個是由乾隆皇帝題詩的武英殿聚珍本（1775），一個是沒有皇帝題詩的自刻本（1776）。為什麼在殿本出版的幾乎同時要推出自己的刻本呢？胡適認為乾隆的題詩值得研究，但要確定這首詩確切的寫作時間，就必須查詢按照年代編排的乾隆《御制詩文全集》。但在美國，無論是哈佛、哥倫比亞，還是國會圖書館都沒有收藏這位皇帝詩人的作品，無奈之下胡適再次求助於葛思德圖書館，結果發現那裡不僅有，而且還有兩套。
對於收藏家來說，版本當然是最要緊的，而對於研究者來說，內容無疑更為重要。葛思德圖書館作為一個「收藏家的圖書館」（collector』s library）顯然當之無愧，而作為一個研究型圖書館（research library）它也完全合格。
從1943年到1946年6月回國，胡適在三年多的時間裡多次和葛思德圖書館打交道，每次都有意外的收穫，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這或許是他日後願意出任館長的一大動因。有些學者認為胡適任館長的兩年是他一生最黯淡、最委屈的時期。此說固然有它的根據，但我倒並不這麼看，對於一個嗜書如命的讀書人，一個善於利用孤本秘籍做學問的學者，坐擁10萬冊書城應該是令人愉快的。胡適這個時期寫的兩篇英文文章中，也完全沒有絲毫的怨氣和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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