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里的怪獸原型出土於這裡，真實的文物故事比電影還精彩
這是一匹健壯的駱駝，
它來自盛唐，
但與滿載貨物的駱駝不同，
它馱著8個人，
這些人是往返於絲路上的商人，
在漫長、枯燥的商旅生活中，
他們怎麼消磨時間呢?
唐代絲綢之路通達四方，國際貿易繁盛。唐代藝術家將絲路商旅中的異域元素融入創作中，由此誕生了數量眾多的藝術品。出土於陝西省西安市中堡村唐墓的這件唐三彩駱駝載樂俑便是其中的精品。
唐三彩駱駝載樂俑
承載絲綢之路的恢宏畫卷
在廣袤的大漠中，耐飢耐渴、溫順易馴的駱駝是往來商隊的主要運輸工具。這匹駱駝體格雄健，昂首捲舌呈嘶鳴狀，駝身施白釉，頸部、前腿和尾部塗赭黃釉。駱駝背上鋪著一條藍色橢圓形毯子，兩個駝峰上還架有一個深綠色的平台，平台上還鋪著一條色彩艷麗的菱形方格毯。毯子自然地垂在駝身兩側，毯邊微微上揚，似在迎風飄動。
最令人驚嘆的是，在這個平台上或坐或站竟聚集了八個人。其中七個男樂手面向外緊挨著坐成一圈。他們一人棒笙、一人吹簫、一人吹笛、一人懷抱琵琶、一人手拿箜篌、一人正打拍板、一人慾吹排簫，個個眉清目秀、神情專註。在七個男樂手的中間站著一位婀娜的女子，她面龐圓潤，體態豐盈，身著白花長裙，頭微微上揚，右手舉到胸前，左臂長抽舒展，似乎正隨著節拍翩然起舞。
現實中一匹駱駝是無法承載八個人的重量的。工匠們巧妙地將藝術誇張和現實生活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將現實中的舞台搬到了這小小的方寸之上。自漢代張騫出使西域起，沿著絲綢之路的貿易通道，古代中國與西亞、中亞各國實現了政治、文化、經濟的往來。到唐代隨著陸上絲綢之路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的不斷延伸，國家的外交版圖逐步擴大，向西一直延伸到地中海一帶和北非諸國。
據專家介紹，唐代絲綢之路的繁榮，離不開負責唐朝西域軍政事務的安西都護府的保護。安西都護府先後被設置於西州和龜茲。西州位於如今新疆吐魯番地區，它是龜茲重要的商品供給地。據《西州圖經》記載，從西州通往周邊國家的道路就有11條。龜茲是漢唐時期西域的大國，它位於絲綢之路上的交通要塞，是西域局勢安全的戰略中樞。西域形成了以龜茲、西州為中心輻射天山南北及中亞、西亞的交通貿易網。
今天，當人們靜靜凝視這件唐三彩駱駝載樂俑時，曾經盛極一時的絲綢之路在今天又勾勒出一幅和諧發展的恢宏畫卷。
海獸葡萄鏡
凝結歐亞大陸文明之鏡
銅鏡的出現，是古人臨水而照之後的需求與文明進步、冶金技術發展的結果。我國銅鏡的發展流行於春秋戰國，鼎盛於兩漢，繁榮於隋唐，直到清代才逐步被玻璃鏡替代。唐代銅鏡在戰國及漢代銅鏡發展的基礎上達到了中國銅鏡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高峰。與之前的銅鏡相比，唐代銅鏡在鑄造工藝、造型、紋飾、內容及用途等方面都有不少改變及突破。
在眾多精緻的唐代銅鏡中，最典型的就是海獸葡萄銅鏡。這面出土於陝西省漢中市西鄉縣的唐代海獸葡萄鏡，背面是高浮雕式的若干瑞獸和葡萄枝蔓紋樣圖案。這些形態各異的瑞獸穿梭嬉戲在葡萄藤間，構成一幅妙趣橫生的畫面。據專家介紹，與這件紋飾相同的銅鏡是唐代最具特色的銅鏡，不僅在唐高宗時代、武則天時期最為流行，而且在日本、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及伊朗等國也有實物或仿製品出土。可見在當時，這類銅鏡的流傳及影響十分廣泛。
宋代的《博古圖錄》中稱這類紋飾的銅鏡為海馬葡萄鏡。海馬、海獸究竟為何種動物?至今也沒有一致的說法。有學者認為海馬是古代伊朗與祭祀有關的一種神聖植物，也有人認為海馬就是海外來的馬，還有人認為海馬指的是我國青海一種能日行千里的馬。
葡萄是漢代經絲綢之路傳入長安的重要物種。之後，葡萄紋樣逐漸被應用在了人們的各種生活器物上。外域的葡萄、瑞獸與中國傳統的銅鏡結合，大幅度提升了銅鏡的觀賞性，顯示出唐代文化的蓬勃生機。因此，唐代的海獸葡萄鏡也被譽為「凝結歐亞大陸文明之鏡」。
據記載，唐玄宗李隆基每年生日那天都會賞賜大臣銅鏡。因此，民間百姓也競相效仿，紛紛將銅鏡作為禮物相互贈送。銅鏡在現代已經不再應用於人們的生活之中，更多是以藝術品的形式出現，留存於世的大量銅鏡，讓人們感受到了承載在其中的文明之光。
金怪獸
匈奴文化是絲路文化的重要組成
1957年秋，在陝西省榆林市神木縣的納林高兔村，一場大風吹走了地表的沙石，一件由純金捶揲成型的金怪獸走進了人們的視線。
金怪獸的全名是戰國鹿形金怪獸，高11.5厘米，長11厘米，重160克。底座為四瓣蓮花形，外沿有12個可以綴釘的小圓孔。專家據此推測，金怪獸可能是一件戴在頭上的冠飾。
當年與金怪獸一同出現在世人眼前的還有銀鹿一件、銅刺蝟兩件、金虎一對、銀虎一對、銀質錯金劍柄一件……專家們通過對出土文物的紋飾及工藝研究，認為它的主人應該是匈奴族的某個首領。
在金怪獸的身上，能看到鹿的角、馬的臉、鷹的嘴、羊的身體、蠍子的尾巴。仔細觀察還會發現，它的兩隻犄角是由背相對、身相連的16隻小鳥構成的，蠍形的尾巴也是1隻小鳥的樣子。當年的工匠巧妙地將17隻小鳥隱藏在小小的身軀里，足見其睿智巧思。
《山海經》中有記載:「又東五百里，日區吳之山。無草木，多沙石，鹿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滂水。又東五百里，日鹿吳之山，上無草木，多金石。澤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滂水。水有魯焉，名曰蠱雕，其狀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嬰兒之音，是食人。」其中「無草木，多沙石」是北方沙漠的寫照，這個記錄應該源自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蠱雕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獸，金怪獸的外形與記載中的蠱雕很相似，學者們普遍認為它可能就是按照神話傳說里的蠱雕的形象製作出來的。
在內蒙古自治區准格爾旗西溝出土的金飾片上，有與金怪獸類似的鹿形鳥喙怪獸形象，但像金怪獸這樣，全身包含多種動物特徵的圓雕怪獸，尚屬首次發現。金怪獸的主人生活在漠北草原，他所屬的部族匈奴，曾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強大的游牧民族，對古代中國歷史以及亞洲史、歐洲史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這個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弓馬嫻熟，勇武善戰，幾乎全民皆兵。他們來如風，去如電，讓人防不勝防。在漢文化對西域產生影響之前，匈奴人是絲綢之路上從天山到河西走廊段的霸主，因此匈奴文化是絲綢之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鴛鴦蓮瓣紋金碗
展現絲綢之路上兼容並蓄的時代氣象
唐時的絲綢之路安全暢通，來自西域的物品和文化悄然改變了唐代人們的生活。中國在唐代以前，金銀器大多為非器皿類飾件。在當時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空前繁榮的社會生活環境中，唐人開始將原本流行於西方的金銀器皿作為追逐的對象。
鴛鴦蓮瓣紋金碗就是在盛唐時期東西方文化融合發展中誕生的，它來自何家村唐代窖藏。整體造型是經捶揲而成的，捶揲工藝是西方金銀器製造的主要工藝。鴛鴦蓮瓣紋金碗身上的全部紋飾都是用手工一點點地鏨刻出來的，圈足和碗體是焊接而成的。外壁捶揲出上下兩層外凸的蓮瓣，每層十瓣，上層蓮瓣內有狐、兔、獐、鹿、鴛鴦、大雁等動物及花草。走獸或走或奔，禽鳥或飛或棲，動靜結合，栩栩如生。下層蓮瓣內刻著忍冬紋。《本草綱目》記載，久服忍冬，延年益壽，所以忍冬也是長壽的象徵。外壁空白處裝飾有密密麻麻的魚子紋，寓意多子多福。
在鴛鴦蓮瓣紋金碗的內底中心，鏨刻了一朵薔薇式團花。而在外底中心，則刻了一隻回首展翅、飛翔於花叢之中的鴛鴦。鴛鴦自古都作為愛情和幸福的象徵被人們所喜愛。據中國古代文獻《唐摭言》記載，唐文宗在賞賜大臣美酒時「命賜酒二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許，宣令並碗賜之」。因此，有學者認為在唐代鴛鴦蓮瓣紋金碗一般是作為酒具使用的。
今天，當人們在欣賞工藝精湛、紋飾華麗、氣度雍容的鴛鴦蓮瓣紋金碗時，不僅能感受到盛唐時代的富足豐裕，也能體會到唐代社會在繼承中華民族優秀歷史遺產的同時，對絲綢之路上各種外來文化兼容並蓄的時代氣象。
鑲金獸首瑪瑙杯
開放包容文化特質的完美體現
鑲金獸首瑪瑙杯也來自何家村唐代窖藏。由技藝高超的工匠用一塊醬紅、橙黃和乳白色夾雜在一起的瑪瑙精心雕琢而成。據專家推測，這可能是一件酒具，在當時，能製成這樣大件的瑪瑙製品實屬罕見，而材料來源很可能是貢品。
很多文獻中都有記載，我國自魏晉至隋唐所用的瑪瑙，多出自西域、印度、波斯、康國等。獸首瑪瑙杯周身線條光滑流暢，形似獸角。紋理豎直的一端被雕成杯口，口沿外有兩條圓凸弦紋，光滑流暢，粗細間隔恰到好處。平直的另一端，被雕琢成似牛頭形的獸首，獸首雙目圓睜，目視前方，耳朵後抿，頭上的雙角粗壯有力，彎曲向後一直延伸到杯口。獸嘴上鑲嵌的金塞，增加了明快的色彩，顯得更加富麗堂皇。
用如此寫實的手法製作出逼真傳神的獸首造型，在唐代並不多見，而在波斯薩珊和粟特的石刻、銀器以及織物中則常常能看到。獸首瑪瑙杯不僅材質和造型設計與域外文化有關，在使用方式上，也有別於傳統。用它來飲酒，酒是從下端的孔，即鑲金塞處，注入飲用者口中的。很多學者認為這與西方的「來通」相同。
根據史料考證，「來通」早在西亞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又稱波斯第一帝國)時就已出現，在公元7世紀之前的西亞與中亞地區一直流行，主要用在禮儀和祭祀活動中。關於獸首瑪瑙杯製作年代的考證，有專家根據所採用獸首的這種樣式，推斷獸首瑪瑙杯應該是公元前3世紀或公元前2世紀的產物，也就是說，可能在唐代獸首瑪瑙杯已經是一件傳世數百年的古物了。也有專家推斷獸首瑪瑙杯只是唐代工匠仿「來通」的樣式而製作的工藝品。夫於獸首瑪瑙杯的身世雖有許多未解之謎，但其聚合異域特色文化是不爭的事實，它是對大唐開放包容文化特質的完美體現。
絲綢之路綿亘悠長，
絲路文化開放包容，
從古至今一直影響和見證著
我國的歷史和時代的發展。
編輯：loki
出品：魅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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