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伍子胥滅楚看個時代國家利益的體現！伍子胥算叛國嗎？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其實就是統治者希望臣民做的事，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打著國家的旗號要求所有人保衛國家，也就是保衛他自己，在政治概念中尤其是統一以後這種觀念被奉為政治正確，而且不論是什麼階級，什麼社會都強調這一點，這恰恰是政治不民主的表現。真正的民主國家應該是人民利益高於一切，國家作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強制機構，通過人民讓渡部分利益進而保證人民主體利益的。這就是啟蒙思想帶給我們的奮鬥目標。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是建立在人民基礎之上的，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利益是否讓渡給一個政治實體，人民也有權收回，而且是無條件的。

不管國家是那個人或者那個階級所有或掌握，在人民民智未開時，這些人會通過政治捆綁將自己與國家捆綁起來，保護國家就是保護統治者，反過來一樣，而民眾往往成為替罪羊，如今的國家都是階級統治，在國家中統治階級的利益遠遠高於一切，但同時每一個階級都會將自己做大，將其它階級囊括進來，或者進行合作，組成聯合政府，擴大統治基礎，實現廣泛的階級代表，鞏固統治。當然這是現在的相對正確可行的政治舉措，而這種理念是近代的，在封建時代，國家確切的說是皇族和官僚聯合執政，官僚就是國家的統治階級，民眾都要依附官僚或者與官僚有聯繫的地主，一方面社會資源以及土地雖然表面上在新興朝代都分給了農民，但往往會以國有化，合作化的手段變為集體甚至是官僚所有，農民不知不覺就變為佃農，租種地主官僚土地。

國家不掌握在民眾手裡，遇到問題，往往是官僚階層最擔心民眾造反，所以訂立封建倫理制度，對民眾進行教化，以孝為基礎，國家為表現要求民眾以國家利益為上，國家危機一旦度過，政權分給民眾的可能一點也沒有，所以有些不滿的群眾自然會不計國家利益，因為自己付出一切卻是給官僚做嫁衣，揭竿而起就是結果。在統一之前，這種封建倫理還不濃，因為政治沒有統一，即便是奴隸社會政府也要顧忌民眾的利益，春秋戰國時代，稅收過重，民眾是可以交農的，交農就是不幹了，把農具交還官服，反出國家。因為是大爭之世各國都十分重視人口流動，一旦這種情況發生給國家打擊很大。

最初由於條件不健全，各國都會重視這種情況的發生，而且對於春秋戰國時代，國家的興起都是各個貴族的支持，貴族往往都是團體，大貴族嵌套小貴族，平民依附大小貴族，奴隸依附以上階級，這種情況下，貴族的利益就是平民的利益，因為捆綁，所以春秋戰國時階級集團的利益高於一切，這也是戰國變法要改變的，所以廢除世卿世祿，改變貴族的權利傳承，有功激賞，改變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法律壟斷，沒收貴族封地，將捆綁的貴族和民眾分開，加強國家對社會資源都控制。在那個年代，國家的利益真的不重要，當然是相比較而言，並不是一點也不重要。

而戰國時期還誕生了士人階層，原本都是貴族只不過家道中落，對於這些人而言，國家和自己的貴族集團都衰落了。按照現在的標準這些人簡直無父無母，不保護自己的國家，漢奸事迹罄竹難書。但這種想法其實也提現了現在部分人依然沒有從階級思維中走出。對於這些人按照歷史邏輯來看，是有一種天下觀的群體，別看他們不固定服務於個別國家，但他們完全服務於自己的信仰，那個國家能施展才華就往那去，同樣的付出誰給我的收益多我就去哪，但就不服務於外族，這是底線。其實現在也是這樣，誰找工作願意乾重活低工資但是會評為勞模的工作，誰都想找一份輕鬆高薪，或者至少付出和所得成正比的工作。

伍子胥雖然是楚國人，但是家族被滅，身負血海深仇，國家又是特定階級的國家，叛與不叛並沒有我們想的複雜，因為家族都幻滅換來的這是全族和自己一生的恥辱，在那個年代滅族仇恨並不是單單幾條人命，而是身份榮譽，這在那個年代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這個家族並非因為自己的重大過失而造成的滅族災難。國家是人民的，不是人民代表的，因為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權都說自己是人民的代表，實行階級捆綁，對民眾進行政治欺騙。只有人民利益高於國家利益，人民才會為了自己真正的利益去保衛國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而不是打著國家的旗號讓老百姓為統治者付出生命，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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