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醫生自己和親人身患絕症時，他們為何選擇了最少的治療？
「錢不要緊，你一定要把人救回來。」
「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
ICU病房裡，醫生們經常會遭遇類似的請求。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被東開一刀，西開一刀，身體插滿各種各樣的管子後，被掛在維持生命的機器上……直到生命最後一刻，患者仍在接受創傷性治療。
我們見過太多諸如此類的情形，有時會不禁好奇到，每天直面生死的醫生，當他們自己和親人身患絕症時，會做出怎樣的抉擇呢？
當醫生身患癌症時
他們會怎樣選擇？
2011年，美國南加州大學副教授穆尤睿，發表了一篇轟動美國的文章——《醫生選擇如何離開人間？和我們普通人不一樣，但那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方式》。
幾年前，穆尤睿的導師查理，經手術探查證實患了胰腺癌。
負責給他做手術的醫生是美國頂級專家，可以把胰腺癌患者的5年內存活率，從5%增加到15%，提高3倍！
但是代價也是痛苦的，患者在治療的過程中生活品質大大降低。
查理拒絕了這位名醫的治療方案，第二天回到家，他關掉了自己的診所，把所有的時間全都用在了和家人一起享受人生的最後時光上。
幾個月以後，查理在家裡病逝，親人們都陪伴在他的身旁。在生命的數量和質量之間，他選擇了質量。
穆尤睿發現，其實不只是查理，很多美國醫生遭遇絕症後都作出了這樣的選擇。
醫生們不遺餘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當醫生自己身患絕症時，他們選擇的不是最昂貴的葯和最先進的手術，而是選擇了最少的治療。
當親人身患絕症時
醫生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醫生雖然見慣了生死，但親人這一關卻並不那麼好過。
首都醫科大學腦血管病研究所所長凌鋒的公公也是醫生，晚年得了多種癌症，「肺癌、腎癌、腎上腺癌」。
雖然患有多種癌症，但他只是把腎癌的手術做了，肺癌並未做，到最後，已經無法呼吸，非常痛苦。
「
他跟我講了好多次，你給我一針讓我過去，我說不能，因為我們國家沒有安樂死的法律，我前腳給你一針過去了，後腳就進監獄了。
」
凌鋒唯一能做的，就是讓醫生把他的氣管切開，用呼吸機替代肺的呼吸。但仍然很痛苦，「經常是他自己的呼吸和呼吸機打架，特別洗澡和其他護理的時候，或者吃飯，就會非常難受。」
就這樣挺了五個月。後來，他的腎還是衰竭了，「沒有辦法排尿，人就已經昏迷了，這時候監護室的醫生就跟我說，主任，我們可以給他做透析。」
但她最終還是決定，不做透析，關掉呼吸機。「我知道這種情況下再做透析會是什麼樣，人浮腫、蒼白、血小板丟失各種可能都有，而且這個人脫相了，就不成樣了」。
呼吸機關掉後，公公又活了十幾分鐘。那段時間裡，她就坐在一旁陪著他，等著時間流逝，看著親人離去。
即便在科學上知道別無他法，但這仍然是個痛苦的過程。
如果患絕症的是你父親
你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告別他？
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主任醫師陳作兵，在得知父親身患惡性腫瘤晚期後，沒有選擇讓父親在醫院進行放療化療，而是決定讓父親安享最後的人生——
和親友告別，
回到出生、長大的地方，
和做豆腐的、種地的鄉親聊天。
他度過了最後一個幸福的春節，吃了最後一次團圓飯，7菜1湯，還拍了一張又一張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
最後，父親帶著安詳的微笑走了。
父親走了，陳作兵手機卻被打爆了，「很多人指責和謾罵我不孝。」
面對謾罵、質疑，陳作兵說：「如果時光重來，我還會這麼做。」
我們面對最大的問題是
如何安詳地離開
科技發展到今天，醫生面對最大的問題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安詳地離開。
中國抗癌協會監事、解放軍總醫院第七醫學中心主任醫師劉端祺，從醫40年，至少經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在那些癌症病人最後的時刻，劉端祺聽到了各種抱怨。有病人對他說：
「
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現在我才琢磨過來，原來這說明書上的有效率不是治癒率。為治病賣了房，現在我還是住原來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給人家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
」
對那種「生命不息，化療不止」的觀點，劉端祺一直持反對態度。劉端祺說，整個醫院，他最不願意去的就是ICU病房，儘管那裡展示著最先進的設備。
有時候，劉端祺會直接對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說：「買張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結果病人家屬投訴他。沒多久，病人賣了房來住院了。又沒多久，這張病床就換上了新床單，人離世了。
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夠與即將離去的親人坦然而深入地討論死亡，每個人的意見和情感都得到充分的表達和尊重，就像在計劃一次遠行，而不是各自憋在心裡默默承受生離死別的劇痛，該多好。
但願每一個看完這篇文章的人
在珍愛生命的同時
也能學會試著去理解死亡的意義！
圖片來源：123rf等
編輯：離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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