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穎：徐家匯藏書樓探秘

上海之所以成為上海，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的百年最關鍵，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得以形成上海的文化、城市的精神。徐家匯藏書樓作為一個東西思想的交匯點，無疑是這段歷史最好的見證者。

圖片說明:位於漕溪北路80號的徐家匯藏書樓是兩幢被高樓「環抱」的小白樓

沿著肇嘉浜路一路來到徐家匯，除了「不息」，還真想不出什麼更貼切的詞語：穿梭的車流人流，一直在賣出買進的百貨商店，生怕追趕不上高科技的數碼城產品……似乎一不小心放慢了腳步，就會被落下。

然而，沿著漕溪北路一路向南，經過白色拱形人行道、隔牆看到那兩幢與周圍「很不搭調」的歐式小白樓時，很多人會被吸引而心甘情願駐足。在這裡，連時間都沒有逃得過，幾百年的厚重歷史安心地、靜靜地沉澱著，這就是漕溪北路80號的徐家匯藏書樓（Bibliotheca Zi -Ka-Wei），今稱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作為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在上海創辦的第一家圖書館，作為上海現存最早的具有公共性質的近代圖書館，藏書樓無疑是我國西學東漸、東學西傳的一個縮影。

兩幢小白樓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大門被打開，包括上海在內的5個城市被闢為通商口岸，一度為清廷所禁止的西教逐漸恢復在華傳播。1843年上海開埠。1847年3月（清道光二十七年二月），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南格祿（Claudius Cotteland）委派司鐸梅德爾 （Mathorinus le Maitre）在徐家匯置地，西班牙籍耶穌會士范廷佐（Joannes Ferrer）設計圖紙，建造耶穌會修院、會士居所和小堂。據同治《上海縣誌》第三十一卷記載：「徐家匯天主堂舊建在西門外肇嘉浜徐文定公光啟廬墓之東北，為近地教中人瞻禮所。」

從3間供會士閱覽的「修士室」開始

1847年7月（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竣工落成，耶穌會修院由青浦橫塘遷至徐家匯。當時，傳教士們已經開始搜集圖書，並專辟3間「修士室」用以藏書，是為徐家匯藏書樓的雛形。起初並不是獨立樓體，也未見規模，只是供會士查閱資料的小型場所。

1867—1868年，因藏品漸豐需要擴大空間，原有的平房改建成兩層樓房，下層用作藏書室，並在樓東北側新建3層耶穌會住院，即神甫樓。1897年，原先的兩層樓房拆除，藏書室移到神甫樓東北側，擴建成新的兩層藏書樓，又稱「匯堂石室」、大書房或藏經樓，當時往來的信札中也稱藏書樓耶穌會士為「石室神父」。

上海圖書館原古籍部主任陳秉仁曾專門考證過藏書樓的建造時間：「由於幾次改建、擴建，外界講法不一，但真正初具規模的，應該和天主大教堂的建造聯繫在一起看。」他介紹說，有資料顯示，1896—1897年工人進場開始作天主大教堂的建造準備工作，當時要搭工棚製作石料，很多東西要拆掉，便建了幢樓來藏書。「那麼多藏書也不可能一下子搬過去，前後陸陸續續大概有10年左右的時間。」

現今看到的徐家匯藏書樓西南樓，就是1867年建造的耶穌會住院，即神甫樓，1931年經過較大改造，為四層坡頂的外廊式建築，磚木混合結構。一樓入口處，大屏幕循環播放著介紹藏書樓的紀錄片。二樓朝南小房間設煙道和壁爐，原為神父居所，現為藏書樓工作人員的辦公室。朝東的大開間是閱覽室，十幾張書桌不算多，但古樸厚實，西式檯燈發出暖黃的光，木地板踩上去還微微作響。

圖片說明:1900年徐家匯藏書樓遠景

藏書樓的老一代先生基本都已去世，現在可能沒有人比陳秉仁更熟悉藏書樓了。他1964年剛參加工作時就在藏書樓，一共呆了10年：「當時工作人員很少，沒有保安，人事部門就安排我白天工作、晚上值班，前6年我算是1天24小時在藏書樓里。當時住的就是神父住過的房間，裡面帶帳架的鐵床、用的寫字檯、坐的藤椅都是神父留下來的。壁爐都在，只是不燒了。」陳秉仁說他在藏書樓期間，周邊基本保持著原來的格局，每天早上起來時，朝不遠處一看，都能看到天主堂神父。星期天做彌撒時，教堂里管風琴的聲音都聽得很清楚。

「我那時還是學員，葛伯熙老先生可以算是師父，1956年藏書樓歸入上海圖書館後，只有他是原來天主堂藏書樓時期的留用人員，對藏書樓情況了解得比較詳細，很多都是他那邊聽來的。」據陳秉仁介紹，神甫樓以前有個地下室，積水很厲害，走進去都漫過膝蓋，「一到星期四勞動時間，大家就拿水桶舀水，每人要遞個100多桶。後來房管所在地下室下面又挖了個窨井，安裝了抽泵，才解決了積水、排水的問題。」他還聽老人講過，「大躍進」和「自然災害」時期，地下室養過蘑菇，花園裡還養過豬：「我去的時候豬圈還在，只是不養豬了。」

藏書房設計風格理念做到「中西合璧」

閱覽室里唯一有點「靜中取鬧」的就是寬敞的外陽台，時不時捎來花園裡的陣陣鳥語，但又通聯著另一個更深邃和肅靜的世界——藏書樓的東北樓，即1897年建造的大書房、藏經樓。這幢兩層坡頂的小樓也是磚木混合結構，南北面設歐式百葉窗，在老建築專家婁承浩看來，應該是國內唯一一座在設計風格和理念上做到「中西合璧」的藏書室了。

大書房二樓為西文書庫，仿照羅馬梵蒂岡圖書館的布局。12格木質書架「頂天立地」，半腰的木質走道底部有鐵欄杆支撐，3架扶梯與走道相連，整體形成六進六齣的「迴廊」，就像一個個中國字「四」。這種開架式，取書特別方便，每一本基本都是觸手可及：高處的就走樓梯上去，低處的稍稍彎腰就行。聽藏書樓主任王仁芳介紹，西文書庫的排架也參照梵蒂岡圖書館的分類法，以羅馬字母加阿拉伯數字來標記分類號、架號，共列37大類286小類。「譬如A大類SCRIPT SACRA，就是聖經類。」他還補充說，漢學類書RESSINENSES和神學類書THEOLMORAL近年來受學界關注比較多，可謂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筆「富礦」。

藏書室內有專門記錄溫度、濕度的儀器，以此來決定是否開空調降溫或祛濕。百葉窗的開關也因季節、氣候而定，主要照明靠從天花板上垂下的一盞盞如倒扣酒杯似的小燈。書的保存和光線有非常大的關係，見光越少，保存時間越久。為避免光的直射，燈罩設計特意要求用磨砂玻璃。後來為了裝噴淋系統和空調，樓頂有所抬高，而書架和那些很不起眼的三角木撐（書擋）都是原來的，「做書架的每塊木板都是一整塊，一棵樹上的，沒有拼接過。比我們的年齡可大多了。」王仁芳說。

大書房的一樓原為中文書庫，仿造明代寧波天一閣的樣式，朝北一個大通間連接起朝南的六個開間，取《易經》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說：一通間就是「天一」，六開間就是「地六」。藏書樓最怕火，取以水滅火之義。與天一閣六開間由書櫃隔斷開來不同，這裡的六開間完全是牆砌的，大約有4米高。現在能看到的只有五開間，東邊最外側一間在徐家匯修建地鐵期間，改建成了漕溪北路上的那個白色拱形人行通道。

每個開間的東西兩面牆設書架，「頂天立地」共10格，「最初都是12格，上9下3，上面較窄，放一般線裝書，下面較寬，放大開本書或報紙期刊等。」據王仁芳介紹，2002年大修時，為了鋪木地板防潮，地面抬高佔去了1格，同時為了安裝空調、噴淋系統，天花板壓低後也佔去了1格。每排書架最上端裝有窗帘桿一樣的鐵杆，用來掛靠竹梯取書。「當年我也就20歲多點，上上下下還是有點怕，高啊！取好書，還要一手拿書，一手扶著梯子慢慢下來。」陳秉仁坦言自己還有一「怕」，就是「暗」：「百葉窗經常關著，燈光也很弱，尤其是從梯子上往下走時，心理感覺更強烈些。」

由於上海圖書館資源布局的調整，中文資料已經都搬出去了。原先排架按照經、史、子、集、叢書五部，放了五間多點，地方志全部放在朝北大通間里，集中了全國各個省、府、州、縣地方志12萬多冊。解放前，國內收藏地方志最多的就是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其次就是徐家匯藏書樓，陳秉仁說自己還看到過當時徵集地方志的小廣告紙。

王仁芳隨身帶著很多鑰匙，一把一把，圍成一個大圓盤，叮鈴作響，每次進大書房，一道一道，要開好多門。在他看來，進書庫就是一種對書的朝聖，「1800年之前的書，我們都用牛皮紙包起來。學者若想一睹芳容，除了提出申請外，還要所在單位開具證明，同時需要圖書館館長的批准。」雖然他也表示，書要公開出來才能發揮出它的價值，但一想到這些珍貴的「文物」，自己還是深感責任重大。

絕非「故紙堆」

徐家匯藏書樓藏有1800年之前出版的西文珍本共計1800種2000冊，最古老的是兩部西洋搖籃本：1477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世界各地》拉丁文初版和1480年在米蘭出版的《曼德威爾遊記》義大利文初版。前者是和《馬可孛羅遊記》同年出版的西方和東方遊記，後者是和《馬可孛羅遊記》齊名的中世紀提及中國的遊記作品。

義大利耶穌會士克拉維烏斯（Christoph Clavius）的《歐幾里德幾何原理》（Euclidis Elementorum）拉丁文初版於1574年在羅馬刊行，徐家匯藏書樓藏有1591年的科隆版，可謂是《幾何原本》的「原本」。

圖片說明:1591年科隆版《歐幾里德幾何原理》

《中國圖說》圖解《關雎》中的「窈窕」

西方早期的漢學研究資料近年來頗受學界關注，包括漢外字典、中國傳統經典西譯、介紹中國風土人情的著作等等。漢字西譯善本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1813年法國漢學家小德金奉拿破崙一世諭旨編纂的《漢法拉字典》，以及1853年刪去法文部分、送香港刊印的《漢洋字典》，後者還未發行便遭遇一場大火，僅數部存世，藏書樓有幸藏有一部。

圖片說明:1813年法國漢學家小德金奉拿破崙一世諭旨編纂的《漢法拉字典》

1662年，義大利耶穌會士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和葡萄牙耶穌會士郭納爵（Ignatius da Costa）合作，將部分《論語》《大學》翻譯成拉丁文，取名《中華箴言》（Sapientia Sinica），在江西建昌刊行，是為中國古典西譯的開先河之舉。因版本太珍貴，西方學界一度認為此書已散失。後徐家匯藏書樓經整理髮現了《論語》一冊的前五章，震驚海內外，被人們俗稱為「半部《論語》（治天下）」。

圖片說明:《中華箴言》中的拉丁文對照《論語》

法文《中國悲劇趙氏孤兒》於1732年由法國漢學家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根據元曲《趙氏孤兒》翻譯而成，是第一部被翻譯成西文的中國戲劇。而1761年在倫敦刊行的《好逑傳》（HauKiou Choann）又名《俠義風月傳》（ThePleasingHistory）則是第一部被翻譯成西文的中國小說。

在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教授李天綱看來，德國耶穌會士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的《中國圖說》（《中國宗教、世俗和各種自然、技術奇觀及其有價值的實物資料彙編》）是早期漢學著作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部。《中國圖說》於1665年在羅馬刊印拉丁文版本，徐家匯藏書樓藏有1667年的阿姆斯特丹拉丁文版和1670年的法文版，它記述了傳教士在中國的所見所聞，還配有精美的繪圖，被視為當時歐洲了解中國的「百科全書」。李天綱介紹說，《中國圖說》引入了很多中國文化符號，「首次用拉丁文解釋《詩經》的首篇《關雎》，『窈』『窕』兩字還有圖解。書中雖然不乏杜撰、猜測，但至少可以看出西方研究中國的熱情。」

圖片說明:《中國圖說》中圖解「窈窕」

《古新聖經》抄本：破了學界「疑案」

在明清天主教文獻收藏方面，徐家匯藏書樓可以與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羅馬的梵蒂岡教廷圖書館齊名。1996年，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研究者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台灣清華大學教授黃一農，以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祝平一等人編纂《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由輔仁大學出版，把原藏於徐家匯藏書樓、後又輾轉到台灣的一批中文文獻公諸於世，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2013年，鐘鳴旦、杜鼎克、王仁芳等又聯手編纂《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由台灣利氏學社出版，收錄了徐家匯藏書樓所藏84種文獻，其中就包括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LouisAntoine de Poirot）的《古新聖經》珍本。

賀清泰為清宮畫師，歷經多年翻譯完成中文本《古新聖經》，是現存最早的白話文漢譯本《聖經》。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翻譯的《聖經》譯本，就有參考賀清泰的本子。「藏書樓所藏抄本的問世，對於馬禮遜譯本與《古新聖經》之間的關係可以有更好的比較研究。現在已經有學者開展這方面的工作了。」徐家匯藏書樓館員徐錦華作了進一步解釋：「比如有學者發現，《啟示錄》的第12章第3節，說到天上有一個異象，原文拉丁文本是Draco，英文本是Dragon，賀清泰將其譯為『蟒』，馬禮遜譯為『龍』，而『龍』是在中國被廣泛使用的正面形象，將其和惡魔化身的Draco/Dragon對譯，在文化上會產生衝突。這裡可以看出在華多年的天主教耶穌會士和初到中國的新教傳教士對於中國文化的不同認識。」

有60多年時間，《古新聖經》不見蹤跡，最後一次出現是在1940年前後徐宗澤編纂的《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里。據說北京北堂有個稿本，但學界一直難見「真身」。2011年藏書樓所藏抄本的發現，無疑了了學者們長久以來的一個心愿，因為不管是在《聖經》翻譯史、語言學、比較文學，還是天主教在華傳播等研究領域，賀清泰《古新聖經》都有著極高的學術價值。

圖片說明:上海許氏（左）、江蘇王氏家族（右）流傳的中文本《聖經》

整理過程中，徐家匯藏書樓還發現了2部沒有正式出版的《聖經》的節譯本，分別是兩位華人耶穌會士王多默、許彬翻譯的。其中有一個本子還是上海土白的譯本。「這兩個本子時間上在賀清泰的譯本之後，在李問漁、馬相伯的譯本之前。而且李、馬的譯本和這兩個本子都是在徐家匯完成翻譯的。通過幾個譯本的比較，能夠更好地揭示當時徐家匯地區華人耶穌會士的活動脈絡與中外文化交流的情況。」徐錦華說。

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陶飛亞目前正在進行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語基督教文獻書目整理與研究」：「我們對全國所藏的漢語基督教文獻進行梳理，已經整理了15000多種，徐家匯藏書樓藏有2000多種，品相一般都很好，這裡是中文基督教文獻收藏最重要的地方了。」在他看來，這批漢語文獻不僅對研究中國教會歷史、基督教中國化及中國社會的變遷是不可或缺的資料，而且對研究明清以來西方文化與思想在漢語語境中的轉換與再創造有特別的意義。

全世界最全的一套散頁版《申報》

開埠後的上海華洋混雜，成為一個重要的出版中心。徐家匯藏書樓所藏近代報紙期刊的數量、質量可以說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圖書館，一直以來都是上海圖書館的一個強項。

字林洋行1861年出版的《上海新報》，是上海最早的中文報紙，1872年停刊。在《申報》出現前的10年里，是上海唯一的一份中文報紙。因為時逢太平天國運動，《上海新報》刊登了許多新聞，基本都是實況記錄，非常珍貴，成為研究太平天國運動的重要來源，只有徐家匯藏書樓有藏。

近代中國發行時間最久、在中國新聞傳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申報》，1872年在滬創刊，1949年停刊。「雖然陸陸續續出現過很多套《申報》，但最全的一部就在徐家匯藏書樓，從創刊到最後結束，缺了3天半，後來又增補進去1張半。」為了更形象地表達「全」，陳秉仁作了個比較：「原來的上海報刊圖書館也收藏《申報》，他們跟申報館有關係，照理說收藏的應該是最全的，但也不及藏書樓的這套。而且，報刊圖書館後來移交上圖的那套《申報》已經改裝過，作為申報館的檔案資料，外面做了一個封套，成了精裝版。裝訂之後就帶來一個缺陷，中縫裡面的廣告都沒了。」1980年代，上海書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影印《申報》，依據就是徐家匯藏書樓所藏的散頁版，為新聞出版界的一件大事。

除了中文類報紙期刊，藏書樓還藏有不少難得的外文報刊珍本，包括上海最早的西文報紙《字林西報》（1850—1951年），以及當時工商界的名冊《字林西報行名錄》等。

一代代藏書樓人

在滬上，按「樓齡」來算，徐家匯藏書樓稱不上「老資格」，但裡面的寶貝跨越了幾百年時間，一次次在戰火中倖免，現在依舊能安定地居於一隅，背後是一代代藏書樓人的集體貢獻。

往公共圖書館方向邁進了一大步

首任耶穌會會長南格祿就非常注重藏書，他還規定耶穌會士有義務貢獻和收集圖書。其後的義大利耶穌會士晁德蒞（AngeloZottoli），法國耶穌會士費賴之（LouisPfister）、夏鳴雷（HenriHavret），以及馬相伯、李問漁等也都盡心儘力於徐家匯藏書樓的壯大。1870年，有中國籍神父許彬擔任過藏書樓主管。1913年開始由張璜、楊維時、徐宗澤、王方等中國籍神父相繼擔任藏書樓中文部主任。1924年徐光啟後裔徐宗澤任藏書樓中文部主任，歷時24年之久，為任職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位。

晁德蒞是徐匯公學的創始人，在藏書樓任職期間，千方百計擴充資源，還編寫拉丁文著作《中國文學講義》、編纂漢語詞典。夏鳴雷注重收集有關西學和漢學的西文書籍，同時創辦漢學刊物《漢學雜編》。費賴之的名著《在華耶穌會士傳略及書目提要》，就是利用藏書樓資源耗費20年心血編纂而成的，他同時還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及在華傳教士的書信等。

徐宗澤，字潤農，教名若瑟，是徐光啟的第12世孫。他曾不惜高價徵集方誌，使藏書樓方誌規模達到2000種，東方圖書館在戰火中遭毀後，藏書樓名列全國方誌收藏之首。在徐宗澤的主管下，原來主要針對耶穌會士開放的規定也有所鬆動，當時，只要有耶穌會士介紹或擔保，任何人都可進入藏書樓閱覽。中國新聞史學家戈公振就經馬相伯引薦，查閱藏書樓里的報刊資料，這無疑將藏書樓往公共圖書館方向推進了一大步。前文提到的《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就是徐宗澤利用藏書樓資源編纂而成，收錄了耶穌會士和漢學家的中文著述400多種。

館藏規模擴大讀者數量上升

解放前，徐家匯藏書樓已經達到中文書12萬冊、西文書8萬多冊的館藏規模。1956年作為上海圖書館分館，徐家匯藏書樓收入了亞洲文會圖書館、尚賢堂、海光西方思想圖書館，以及原上海租界工部局圖書館藏書，館藏舊版外文文獻總數現已達到75萬冊。

顧廷龍任上海圖書館館長期間，仍重視徐家匯藏書樓藏品的擴充。「他老人家的觀念是有價值的就買回來。圖書館當時只有採購部門有許可權買書，其他部門都沒有，但徐家匯藏書樓是單獨撥款的。」陳秉仁還回憶起買書的情景：「就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出去買，還不是到古籍書店下面的營業部，而是直接去人家庫房挑，非常方便。我們幾乎每天都去，看中的就挑出來。書店服務態度也很好，造成清冊，全部送貨上門。書進來藏書樓後要審核，和家底核對一下，重複的、覺得不合適的，都退回去，他們還派人上門取。」在陳秉仁眼裡，當時比上圖有錢的圖書館很多，「但藏書樓能有如此豐富的藏品規模，和圖書館掌舵人的興趣、愛好、眼光有非常大的關係。」

藏書樓劃入上海圖書館之後，也不是完全對外開放的，來閱覽的人都要憑單位介紹信。「基本都是學者，老是那幾人，隔三差五就來，像湯志鈞、秦瘦鷗、田汝康等。他們都把我當小年輕，跟我講很多東西，有時還一起到歷史研究所的食堂吃飯。」陳秉仁感慨在藏書樓的那幾年對自己影響很深：「很多都是從那時候開始起步的，包括學外語、古漢語，因為比較容易靜心。」

1993年徐家匯地區進行地鐵工程建設，據婁承浩介紹，「1號線徐家匯站地下連續牆，距離藏書樓東山牆最近處僅13米。」藏書樓受到了一定影響，藏品陸續搬到龍吳路書庫和航頭書庫。1996年淮海中路1555號上海圖書館新館建成後，原藏書樓的中文文獻移到了新館。經過2002年的大修之後，徐家匯藏書樓於2003年回遷了部分西文資料並向社會公眾開放。

隨著徐家匯藏書樓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讀者數量逐年上升，近幾年每年都超過2000人，外籍人士和國內讀者的比例差不多為1∶1。「有讀者來查閱資料，發表了相關文章後，被更多人知曉，不少人就寫電子郵件過來提出需求。比如今年4月，荷蘭萊頓大學的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教授看到某篇論文里提到徐家匯藏書樓收藏有一本英文著作的稿本，他通過復旦大學的董少新老師聯繫到藏書樓，一到上海，剛下飛機，就趕來看書了。」據徐錦華介紹，《上海鄔達克建築地圖》（Shanghai HudecArchitecture）一書作者、上海日報專欄作者喬爭月做相關研究時，就經常來徐家匯藏書樓翻閱老報紙，「館藏也有很多珍貴的建築期刊。」

2010年，徐家匯藏書樓有幸收入「羅氏藏書」，共1551種。據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主任黃顯功介紹，「羅氏藏書」是瑞典藏書家羅聞達先生花20多年時間，從世界各地收集來的1477—1877年間出版的漢學西文印本。「這在國內影響非常大，是上海首次這麼集中地引進如此大規模的西方珍本。從亞洲地區來講，徐家匯藏書樓作為西方漢學資料中心的地位基本就建立起來了。」

打造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資料中心

目前，黃顯功正進行著一個「大動作」，就是把徐家匯藏書樓打造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資料中心」，計劃於5月25日正式亮相。

「由於歷史原因，藏書樓長期以來有很多思想上的顧慮，不少文獻都封存了起來，沒有真正對外開放，只提供了極少一部分給學者作研究用，尤其是宗教類書。現在的國家大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越來越明確，『一帶一路』體現的就是歷史的交流、融合。」在黃顯功看來，純粹的宗教色彩應淡化，而突出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分量。「上海的資源優勢就是徐家匯藏書樓，現在到了可以適當做些調整的時候了。」根據計劃，藏書樓在資源調配方面將衝破很多「禁區」，封存在航頭書庫的文獻年內將調回來，同羅氏藏書以及藏書樓現有藏書結合起來。此外，巴黎的「利氏學社」已決定向上海圖書館贈送《利氏漢法字典》7卷本。作為全世界規模最大的一套漢法字典，傳教士從1949年開始，整整編了半個世紀。去年，商務印書館根據7卷本出了濃縮的1卷本，這次是完整的7卷本首次回歸中國。為了作配合，徐家匯藏書樓將舉行一個小型展覽，把所藏與法國相關的珍本書都拿出來，包括歷史上出版過的法漢、漢法字典。「徐家匯藏書樓最早就是法國人建造的，『利氏學社』是為了紀念利瑪竇而成立的，而利瑪竇又和徐光啟有著特殊的淵源，這一脈下來，足見徐家匯藏書樓作為中西文化交流見證者的意義。」黃顯功感慨道。

除此之外，現代出版的、跟中西文化交流有關的圖書也在上圖的購買計劃內，比如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這樣就打破了藏書樓一直以來的「舊西文書庫」的概念，將「舊」和「新」結合起來，再通過一些跟西方漢學相關的資料庫的引進，將圖書和網路資源也結合起來。

在黃顯功的觀念里，圖書館不應成為一個單純的閱覽場所，「讀者來才看，不來好像也無所謂。」他認為，把藏書樓建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資料中心，就是要打造好一個平台，將這個場所作為互動空間的作用體現、發揮出來，具體內容包括舉行一系列展覽、講座、圖書首發、研討會等。「學者甚至可以在藏書樓里進行教學，我們現場提供原件。」黃顯功透露，藏書樓將聘請一批特約研究員，一方面希望給圖書館工作帶來指導，另外也便於學者利用藏書樓的資源。

徐家匯藏書樓底樓將來會有一個常設性展覽——「從徐光啟到世博會」，上海的中西文化交流自徐光啟始，而迄今為止中國規模最大的中西文化交流盛會就是世博會。黃顯功說：「上海圖書館是世博會的重要參與者，再加上徐家匯藏書樓的資源，整條線串起來，就凸顯了上海在整個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為上海圖書館的「當家人」，館長吳建中始終心系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徐家匯藏書樓的未來前景：「就圖書館功能來看，不斷擴充藏品非常重要，尤其是一些有針對性的收藏。國內學者曾經非常期待不出國門就能了解到西方對中國的看法，『羅氏藏書』的收入無疑幫他們實現了這個願望。當然，圖書館角色的多樣性又要求我們不能止步於收藏。」他認為，圖書館應該是一個「知識庫」，一個讓人和資源充分交流、互動的中心和平台：「把徐家匯藏書樓打造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資料中心就是這樣的考慮。我們開放藏品，就能凝聚起來中西學者。更可貴的是，人才本身也是資源，而且，他們不僅會帶來已有的資料，還會帶來學術研究成果、帶來集體智慧。」

上海之所以為上海

歷史學家朱維錚曾說：「誰要了解十七世紀迄今的中西文化交往過程，誰就會把目光投向歷史上的徐家匯。」作為原蒲匯塘、肇嘉浜的匯合處，徐家匯起初只是上海的一個普通村落，何以能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與明代閣老徐文定公光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徐光啟於1600年在南京遇到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603年受洗入天主教。1607年，他回上海奔喪守制，邀請義大利耶穌會士郭居靜來滬，是為天主教進入上海之始。1633年徐光啟去世，謚文定，1641年歸葬「肇家浜北原」（今光啟公園）。徐氏後人在此種地、看顧墳墓，也多篤信天主教。

由於徐光啟，上海從明代就成為西方文明的「輸入地」。他與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與義大利傳教士熊三拔合作翻譯《泰西水法》，介紹西方的水利科學知識；編著《崇禎曆書》，將一天劃分為24小時96刻。他還推廣番薯、引進西式火炮，在明朝危亡之時，竭力以實學救國利民。作為復旦「利徐學社」負責人，李天綱多年來致力於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他在很多場合不惜讚美之詞，稱徐光啟為「近代意義上的第一個上海人」、「四百年來最傑出的上海人」。

1847年法國天主教耶穌會選擇在徐家匯地區置地建造耶穌會院，徐錦華表示：「一是因為這裡有宗教基礎；二是徐家匯靠近法租界，能夠獲得當時持有天主教在華保教權的法國政府的支持。」徐光啟逝世後，圍繞著徐光啟墓，徐家匯逐漸發展成為上海「西學」的大本營，包括耶穌會院、徐家匯藏書樓、徐匯公學、天文台、土山灣印書館等，還誕生了南洋、震旦和復旦三所著名大學。在李天綱看來，徐家匯天主教當時的主要任務並不在於傳教，傳播科學知識、進行教育培訓才是首要的。「上海之所以成為上海，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的百年最關鍵。但是很長一段時間內，因為這一段被列強壓迫、受屈辱的歷史，『西學』好像也成了被動的了。事實上，從徐光啟到馬相伯，沒有誰是被動的，都是主動的，因為西方當時的確在很多方面有它的先進性。更重要的是，他們都不是單單傳播『西學』，而是把『西學』和中國傳統學術相結合、交融，產生了一種新的學問，進而演變成『海派文化』。」

李天綱直言，人們長期以來對上海有「誤解」：要麼認為它沒有什麼文化底蘊，不如北京、南京、杭州、蘇州；要麼就把「海派文化」當成純粹的商業文化、貿易文化。「在這裡，我也想用『trade』一詞來形容『海派文化』，指的是文化上的一種交易，西學東漸的同時，我們也在東學西傳，這是雙贏、雙利的。」

沒有人懷疑，上海在「西學」輸入中國的過程中承擔了「橋頭堡」的作用，而因為徐光啟，徐家匯得了西方文化風氣之先，「成為上海乃至全國近代文化的重要發源地」。李天綱視徐家匯為「上海的拉丁區」，就像巴黎左岸拉丁區一樣，充滿著濃濃的浪漫氣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如今，徐家匯已經打造成徐家匯源國家4A級旅遊景區，而「徐家匯源」這個名字就是李天綱提議的。他堅信，徐家匯蘊藏著上海的城市精神，而徐家匯藏書樓就是一個最好的見證人。

陶飛亞始終有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曾在外地大學工作多年的經歷，使他覺得上海學者有義務也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有利於他們投身於當下的中西文化與學術的交流。「西方學者花了很多精力和財力來利用和研究藏書樓的資料，我們有這麼好的資源近在咫尺，理應可以在推進中國學術國際化的方面做得更好、更有影響力。」

在徐家匯乃至整個上海的風雲變幻中，藏書樓始終不驚不懼、不動聲色，守護著裡面的一頁一冊。如果書有生命，應該是最脆弱的，畢竟不是鋼筋鐵骨造；但也應該是最恆久的，一筆一划都在延續著人類文化交流和歷史發展。看著兩幢小白樓和裡面不少已經殘破的文獻資料，就像看著一位老者扶持著更老的老者一樣，不禁讓人動容。或許，我們可以做那守護者的守護者，包括藏書樓、古籍，那段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話，以及上海之所以為上海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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