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晉書》看唐代的《世說新語》接受
唐修《晉書》採用《世說》入史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著名的公案，其褒貶毀譽蘊涵著豐富的文化意義。本文從接受史角度入手，在取捨與剪裁、統整與編排、訂補與訓釋、贊潤與篡改等四個方面，詳細梳理《晉書》對《世說》的采撰實況，認為唐代史臣基本上是把《世說》作為一般史料來看待和處理的，其采撰行為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恰好說明《世說》在唐代業已成為一部知識分子喜聞樂見的通俗經典。
《世說新語》（下稱《世說》）在隋唐時期的接受情況，要比南朝明朗得多。
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一）目錄學著作的著錄；（二）《大唐新語》的模擬；（三）文人詩文的徵引；（四）史家劉知幾的評論；（五）官修《晉書》的大量采撰。這一時期，傳統的小說文體概念已經形成，但總的來說，唐代對《世說》的接受仍在史學的籠罩之下。所以，在對其傳播接受的歷史進行深入考察後，我們將唐代歸入《世說》接受的「史學期」。[1]關於這一點，更具典型性的例子是唐太宗御敕修撰的《晉書》。《晉書》對《世說》的大量采撰，以及後人對《晉書》得失的褒貶，無形中為我們確立了一個藉以觀照唐人接受《世說》情形的生動坐標：一方面，采撰本身揭示了史臣們對《世說》歷史價值的確認，另一方面，采撰行為遭致的譏評又暴露了在史學目光的逼視下，《世說》那藏掖不住的文學性和小說品質。
一、《晉書》的修撰及其當代評價
唐修《晉書》採用《世說》入史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著名的公案，其褒貶毀譽蘊涵著豐富的文化意義。《晉書》之編撰，蓋因前後十八家《晉史》未能盡善，故御敕史官更加纂撰，以成新書。從貞觀二十年（646）唐太宗頒布修史詔令起，至貞觀二十二年（648）書成奏上，《晉書》的修撰只用了兩年多時間，可謂「速成」。其成書後，「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2]。這除了說明唐修《晉書》的確是一部後出轉精的集大成史著外，至少還暗示了一點——它的讓人耳目一新的可讀性。這可讀性是怎麼造成的呢？首先，當與編撰者身份才具有關。劉知幾《史通·論贊篇》云：「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話雖含貶意，但其主要編撰者房玄齡、褚遂良、令狐德棻、上官儀等人皆為當時著名文士，嫻於辭賦文章，其修史風格比一般史臣更注重文學性，卻是不爭的事實。「遠棄史、班，近宗徐、庾」，也許是劉知幾的一面之詞，但「加粉黛」、「服綺紈」的活兒，令狐德棻們恐怕也沒少做。
其次，《晉書》的取材十分宏富，前代的各種晉史幾乎網羅殆盡。趙翼說：「唐初修《晉書》，以臧榮緒本為主，而兼考諸家成之。今據《晉》、《宋》等《書》列傳所載諸家之為《晉書》者，無慮數十種。」約略言之，蓋有華嶠《魏、晉》紀傳、干寶《晉紀》、謝沈《晉書》、傅暢《晉諸公贊》、荀綽《晉後書》、束皙《晉書》、孫盛《晉陽秋》、王隱《晉書》、虞預《晉書》等，宋以後則有徐廣《晉紀》、沈約《晉史》、謝靈運《晉書》、王韶之、荀伯子《晉史》、張緬《晉鈔》、臧榮緒《晉書》、劉彤注《晉紀》、蕭子云《晉書》等。另據《唐書·藝文志》所載晉朝史書，尚有陸機《晉帝紀》、劉協注《晉紀》、劉謙《晉紀》、曹嘉之《晉紀》、鄧粲《晉紀》、檀道鸞《晉春秋》、蕭景暢《晉史草》、郭季產《晉續紀》、《晉錄》之類，將近三十種。誠如趙翼所言，這些書「當唐初修史時尚俱在，必皆兼綜互訂，不專據榮緒一書也」。[3]這些書雖有「正典」的身份，但受時代風氣的影響，撰述風格十分多樣，它們所提供的千姿百態的歷史圖景，自然會使唐修《晉書》錦上添花，後來居上。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晉書》對魏晉時期小說、雜傳的大量採用。這在當代就引起極大的爭議。劉知幾在《史通·采撰篇》中指出：「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采以為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秕，持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說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劉知幾作為一代史家，不可謂無識，但過於強烈的本位意識卻使他對《世說》之類的「小說家言」抱有一種不可理喻的偏見。[4]在《史通·雜說篇》里，他又對《世說》特加詆詬：「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之類。」又說：「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劣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采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如此評價，幾近於謾罵。因為不齒於「短部小書」，就將與之「有染」的《晉書》也一併罵倒，我們自然不能指望從中獲得什麼真知灼見；但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劉知幾的「酷評」在旗幟鮮明地檢討了正史修撰的方法論問題（確切說就是正史能否采小說、偏記入書）的同時，還第一個揭櫫了唐修《晉書》與《世說》的親密關係。我們認為，唐修《晉書》之所以成為一部還算好看的史書，很大程度上藉助了這種「親密關係」。而這種顯然被誇大了的關係，其實是大有深意在焉的。
二、唐修《晉書》採錄《世說》之因與果
然則，唐修《晉書》緣何會對《世說》情有獨鍾？目前，學者一般認為原因有三：首先，是《晉書》編撰者多為當代文人學士，注重文、史並茂，雅信兼得，而《世說》所記，文筆可觀，故成為取材的上佳之選。其次，唐修《晉書》以臧榮緒《晉書》為藍本，而後者就曾選取了不少《世說》中的記載，轉相引據，自然而然。[5]第三，《世說》本身的特點（如動人的故事，優美的文辭，豐富的史料等）也使它有資格成為編修《晉書》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6]這樣的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此外，在唐時劉孝標的《世說》注本最為盛行，劉注的詳贍進一步增強了《世說》的史料價值，這恐怕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
儘管有以上這些足夠充分的理由，在小說附庸於史傳的時代，《晉書》編者對《世說》的青睞還是難辭其咎。對《晉書》的批評自劉知幾開始，一直就沒有中斷過。五代時所修的《舊唐書·房玄齡傳》就說：唐修《晉書》，「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顯然受了劉知幾的影響。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三亦云：「劉知幾《史通》：『《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是也。曹（嘉之）、干（寶）兩《紀》，孫（盛）、檀（道鸞）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親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也是陳陳相因。直到清代，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代表的正統言論仍對《晉書》持否定態度：「其所褒貶，略實行而獎浮華；其所採擇，忽正典而取小說，波靡不返，有自來矣。……其所載者，大抵宏獎風流，以資談柄，取劉義慶《世說新語》與劉孝標所注，一一互勘，幾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體，安得目曰史傳乎？……正史之中，惟此書及宋史，後人紛紛改撰，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書並亡，考晉事者，舍此無由，故歷代存之不廢矣。」這段話幾乎成為對《晉書》的蓋棺論定。
不過，偏見之流行，並不等於思想者真的都給自己放假休息。早在宋代，劉知幾史學思想的權威性，就受到另一位史學大家的挑戰。司馬光在《與范內翰論修書帖》中非常辨證地指出：「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小說未必皆無憑。」與理論家的劉知幾不同，司馬光是個成功的實踐家。在《資治通鑒》所參考依據的各種典籍中，小說、雜記就佔有相當的比重。他的這句話當是實踐經驗的總結，而非不切實際的空論。南宋人葉適在全面論述《晉書》的得失後，也承認，其所「得」佔七、八成，其所「失」則不過二、三成。[7]趙翼也說：「論《晉書》者，謂當時修史諸人皆文詠之士，好采詭辯碎事，以廣異聞，又史論競為艷體，此其所短也。然當時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於文學，其紀傳敘事，皆爽潔老勁，迥非《晉》、《宋》二《書》可比，而諸僭偽載記，尤簡而不漏，詳而不蕪，視《十六國春秋》不可同日語也。」[8]這評價就漸漸趨於持平和公允。到了近代，在新思潮、新觀念的影響下，人們對歷史書寫的認識更為客觀和科學，《晉書》的命運隨之大為改觀。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例如《晉書》，自劉知幾以下，共譏其雜采小說，體例不純。吾儕視之，則何傷者？使各史而皆如陳壽之《三國志》，字字精嚴，筆筆錘鍊，則苟無裴松之之注，吾儕將失去許多史料矣。」[9]這既是為《晉書》鳴不平，又何嘗不是為《世說》等「稗官小說」討尊嚴？這裡，我們看到，褒貶毀譽，都習慣性的將《晉書》與《世說》並論，幾乎給人一種「成也《世說》，敗也《世說》」的感嘆了！
至於今天，更多的學者則認為「現在晉史算是一部好的正史」，[10]「雖不及史漢三國諸書，然以視唐宋以下諸史，尤當較勝一籌，其搜討之博，包羅之富，誠漢以後一偉大著作也」。[11]唐修《晉書》採錄《世說》，不僅「絕非修史之弊，相反，卻是人們對以往史書選材狹窄這一弊病的克服。」[12]它體現了史臣們博採眾長的寬容的文化胸襟，在客觀上還增強了史書的生動性。這一文化史上毀譽參半、聚訟紛紜的接受現象，的確值得深入研究。
三、《晉書》對《世說》的取捨、采撰和篡改
關於《晉書》採錄《世說》之概況，今人高淑清、張亞軍都曾做過統計，其中高氏的統計結果如下：「《晉書》共設十四個類傳，其中十個類傳採用了《世說新語》的條目。合而計之，列傳共采入130人，307條。採用《世說新語》的人數約佔《晉書》列傳所立人物的17%。而且不只是一個人採用1條，有的傳，一個人多至10餘條。如《王戎傳》採用12條，《顧愷之傳》採用11條等。除列傳外《晉書》的帝紀部分又采入3人，5條。列傳與帝紀共采入133人，312條。而今本《世說新語》所收共1130條本文，唐修《晉書》引用的312條約佔《世說新語》條目的28%。」[13]這一統計數據大體是可信的。數據表明，《晉書》采撰《世說》的程度的確驚人，但若要藉此了解《世說》在初唐時期的接受情況，還必須對以下四個方面詳加考察。
（一）取捨與剪裁
從上舉數據可以看出，唐修《晉書》儘管取資《世說》甚多，但絕非像《四庫總目提要》所說，達到了「取劉義慶《世說新語》與劉孝標所注，一一互勘，幾乎全部收入」的程度。事實上，《世說》與《晉書》共同涉及之人物，其言行逸事的很大一部分，還是被《晉書》列傳及載記割捨了，而像支遁、許詢那樣在《世說》中鼎鼎大名的人物，《晉書》竟然沒有為其立傳。[14]這說明，《晉書》對《世說》的記載並非照單全收，而是取捨有度。而其遴選取捨也遵循著一定的原則，藉此可以一窺其總體的編撰傾向。
首先，是重視重大歷史事件中人物的表現。如簡文帝本是一位雅好清談的風流皇帝，留下許多清談及品題人物的名言佳對，如「登峰造極」、「會心處不必在遠」、「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以簡應對之繁」等，但《晉書·簡文帝紀》一概剔除，而只將發生在簡文身上的與國事大局有關的記載——如《政事》篇「初，熒惑入太微」條等——采之入書。其次，是特別偏愛能夠表現人物性情風貌的記載（如《識鑒》《賞譽》《容止》等篇），而對與人物身份相去較遠的逸事忽略不計，有時還為尊者、賢者諱。如《溫嶠傳》只選取其臨危受命、「建匡立之功」（《世說·言語》35）等軼事，而著名的「溫公娶婦」以及「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品藻》）的記載，則付之闕如。又如《周顗傳》為了表現周顗「處腴能約」、「高才雅道」、「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見傳後「史臣曰」）的忠臣形象，就把他「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的所謂「千里一曲」（《任誕》）的粗放行為一筆勾銷。至於像「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尤悔》）的尷尬事，當然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第三，對於過分誇張或不甚可信的記載，加以適當剪裁。如《世說·德行》第14「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條及劉注，《晉書·王祥傳》大部分予以採用，惟獨不載後母夜半殺祥，「值祥私起，空斫得被」的恐怖情節。此外，剪裁的手段有時也服務於將小說敘事轉變為歷史敘事的目的。如《世說·尤悔》第7條：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乃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而《晉書》將其系諸《宣帝紀》，在交代司馬懿的一生行事後，於最後一段節引此條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跡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世說》中本無關於司馬懿的正面記載，《晉書》挪用《世說》此條則成了對司馬懿的側面描寫，在對司馬懿本傳收束的同時，又通過其子孫之口對司馬懿作了形象的歷史評價，這樣的編排的確頗具匠心。而且，由於歷史時間（「明帝時」）和敘事方式（倒敘）的確定，這段在《世說》中以「點」的形式被接受的故事，就被置於一種時間的「線」性流程中，成了歷史的一部分。至於溫嶠其人，因為與主旨無關，乾脆被「腰斬」了。此外，針對傳聞異辭，《晉書》又會採用拼接之法，如《方正》第36、38兩條，都提到孔群指斥匡術「鷹化為鳩，尤憎其眼」，實際上屬於一事而傳聞異辭。《晉書》不悟《世說》傳疑之意，乃合兩事為一，穿鑿附會而偏離史實。故余嘉錫說：「蓋《晉書》好采小說，不欲有所取捨，故為此彌縫之術也。」[15]真是一語中的。
當然，《晉書》採錄《世說》也存在不少錯誤。《世說·自新》「周處斬蛟」事，本屬不經之談，而《晉書·周處傳》竟引之入書。不過，這樣的錯誤在《晉書》中，畢竟還是極個別的現象。
（二）統整與編排由於《世說》分門隸事，同一人物的不同性質的言行被分散在不同的篇目里，因此，在進行史學還原時就必須以人物為中心重新歸類。《晉書》正是將這些分散的材料統整起來才完成一篇篇列傳的。對於那些確定要用的材料，則必須加以分析、研究，弄清其發生的時序，然後統整、糅合，使分散的零件熔鑄為一個前後相續、因果相仍的一個序列或整體。如《晉書·周顗傳》：
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說：「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世說·雅量》21）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排調》18）導亦不以為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顗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言語》40）
這裡連用三則《世說》條目而不覺生硬，就是用了「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王導甚重之」等語句巧妙粘連的結果。統整一般採取「總－分－總」的敘述結構，或總而後分，或分而後總，分述時以「嘗」「曾」「又」等詞勾連，總結時則多採用「性……而……」或「其……如此」句式，如「其矯情鎮物如此」（《謝安傳》）、「其輕易權貴如此」（《陸玩傳》）等等，使《世說》打亂時序和因果聯繫的「叢殘小語」重新回到史傳敘事的時間流程之中。
《晉書》的編者們還注意到《世說》敘事賓主穿插、前後互見的特點，在修史時有意識的加以甄別、排比，將關於兩個人物的同一記載，編排在最合適的傳記中。如《雅量》篇所載「東床坦腹」的故事，正面描寫郗鑒，側面描寫王羲之，但其「主人公」卻是王羲之，故史臣將其放在《王羲之傳》里。《識鑒》篇載褚裒於眾人中識別孟嘉的故事，本是激賞褚裒之「默識」，《晉書》將之歸入《孟嘉傳》，以烘托孟嘉的才超眾流。似此巧妙安排均可見編者之匠心。
（三）訂補與訓釋
《世說》記載逸聞瑣語，每每忽略背景，斷章取義，《晉書》則稍加考辨，取其詳審。如《賞譽》第54條：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之峰距。」
此條當轉引自《郭子》，末有「並一見我而服也」。乍一看，讀者會以為這句話是王導對刁、戴、卞三人的讚美，其實不然。劉孝標註引比《郭子》更早的《語林》，就將事情真相表露無疑：
孔坦為侍中，密啟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王導妻）。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當敢爾不？」
原來，這話本是王導的憤激之詞，同時也暗含了對那三人的不滿，聯繫三人與王氏家族的關係，這樣的記載還是符合史實的。《晉書》將此事置諸《卞壼傳》，並採用了《語林》的說法，且加了一句鋪墊：「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這樣就把這句話的背景交代清楚了。另如《文學》篇「三語掾」的故事，《世說》記載是阮宣子（修）與王夷甫（衍）問答之詞，而《晉書·阮瞻傳》則以此事屬之阮瞻與王戎。查《御覽》二百九《太尉掾》門及三百九《言語》門引《衛玠別傳》所載此事，均作阮千里（即阮瞻），程炎震以為「則是瞻，非修也」。[16]可見，史臣們為了考信求實，的確是下了大功夫的。
除了訂補，還有訓釋。《世說·賞譽》：「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裡陽秋。』謂其裁中也。」後一句解釋有人懷疑是「讀者評語攙入正文」。[17]這是有可能的。因為今本《世說》幾經宋人刪削，不復其舊，而「唐寫本殘卷」所見數條，絕無此類看似作者「旁白」或「解釋」的語句。「裁中」云云似不合《世說》撰例。但無論如何，至少表明，「皮裡陽秋」一語，在《世說》的編撰或流傳過程中，屬於存在「理解障礙」的詞語，需要加以疏通解釋。《晉書·褚裒傳》則作：
裒少有簡貴之風，……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裡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這裡的「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正是對「皮裡陽秋」一語的解釋。[18]此外，《世說》有些文句因為出自口語，斷句頗難。如《方正》「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條，當王坦之告訴其父王述（藍田）桓溫要為子求婚之後，「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痴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此句句讀，直到明代尚眾說紛紜，[19]實則這一問題《晉書》早已解決。《王述傳》作：「汝竟痴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非常準確的傳達了本文的意思，也更為符合王藍田狷急抗直的性格。這些對《世說》本文的訓釋，或出於會心，或憑藉考證，使文本背後的意思和語境更為清晰了。
（四）贊潤與篡改
唐修《晉書》對《世說》的採用，事實上也屬於「二度創作」，很多地方都做了細小的改動。或改動文字，添枝加葉。如《識鑒》載：「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晉書·張翰傳》則改作「菰菜、蓴羹、鱸魚膾」，似乎更符合生活常識。[20]
或改動人事，反正為誤。如《世說·德行》載：「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晉書·王戎傳》竟改裴令（即裴楷）為其女婿裴頠；《識鑒》「王恭隨父（王蘊）在會稽，王大（忱）自都來拜墓，恭暫往墓下看之」條，《晉書》以王大為王悅，張冠李戴，導致錯誤。當然，也有看似對《世說》所記人事有改動，而實際上是《晉書》別有所本的情況，如《文學》篇記：「殷仲文天才宏贍，而讀書不甚廣，博亮（疑當為傅亮）嘆曰：『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晉書·殷仲文傳》作謝靈運語，且解釋說「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而據《文選集注》六十二江文通擬殷東陽《興矚詩》注，此條記載乃引自沈約《俗說》。這樣的改動究竟是對是錯，我們就難以判斷了。
或一事兩系，節外生枝。如「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條，寫溫嶠既詣王丞相，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歡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言語》）《晉書·溫嶠傳》節引此條用之，而《王導傳》又以此事屬桓彝。再如《世說·賞譽》第15條：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樑之用。」
此條記載分別被《晉書·和嶠傳》和《庾敳傳》收錄，一為庾敳題目和嶠，一為庾敳賞譽溫嶠。姚范《援鶉堂筆記》三十三對此事詳加考證後說：「《晉書·敳傳》作溫嶠，自不誤。其《和嶠傳》乃又采《世說》妄入之，斯為誤耳。」余嘉錫氏按語亦云：「今本《晉書》雜采諸家，失於契勘耳。」[21]凡此種種，都說明由於《晉書》乃屬集體撰修，作者學識層次不同，材料來源紛繁，其個中情節十分複雜，所以所謂《晉書》對《世說》的接受只是一個寬泛的說法。
但這些細枝末節比起那種帶有重大政治原因、不得已而為之的改修來，實在是微不足道。由於《晉書》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直接授意下撰修的，事實上帶有「政治任務」的色彩，唐太宗甚至還親自為一些紀、傳撰寫評論，在《晉書》中往往以「制曰」出之，故唐修《晉書》又有「御撰」一說。[22]在這樣的背景下修史，史臣們對歷史人物的記載和評價，不可能不受到最高統治者的影響。日本學者清水凱夫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即唐修《晉書》是在唐太宗李世民聖意強烈籠罩下改修的。比如《晉書·王羲之傳》說：「（羲之）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於是始知名。」這一記載，是將《世說新語·汰侈篇》收錄的「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啖之。於此改觀。」改修入《晉書》的。「《世說》編者本意是對少年王羲之行動的膽大、無禮的性格稍稍加以批評，因此才把它收在帶有貶意的《汰侈篇》中；而《晉書》編者卻有意識地把逸事改成稱揚王羲之，這不僅是單純的字句表現上的改修，而是關係到人品的重大修正。」[23]因為李世民對王羲之特別偏愛，認為其書法「盡善盡美」，古今獨步；一代「書聖」就此產生。《世說·容止》「時人目王右軍：飄如游雲，矯若驚龍」條，本是對王之風度的品藻之語，而在《晉書》里，則變成「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如游雲，矯若驚龍。」這些「改修」，當是王羲之書品地位因皇帝的推崇而空前提高的產物。
此外，《晉書》對《世說》的接受還表現在，《世說》的一些分類及品題用語如「容止」、「簡傲」、「識鑒」、「雅量」、「自新」、「豪爽」等被《晉書》大量沿用，可見，這些詞語在唐代已經成為全面展現魏晉風度的基本元素了。
四、結語
綜上所述，《晉書》的編撰者採用《世說》，基本上是把《世說》作為史料來看待和處理的，態度上與對其它史料並無不同。而且，《晉書》對《世說》的採用還很保守，同一事件如果同時見諸《世說》及其它文獻，《晉書》未必獨重《世說》。[24]誠如余嘉錫所言：「凡《世說》所載事，皆自有出處，《晉書》往往與之同出一源。後人讀《晉書》，見其與《世說》同，遂謂采自《世說》，實不然也。」[25]從此一角度說，今天所統計的《晉書》采撰《世說》之數字實有誇大之嫌，某種程度上，《世說》並非源頭性材料，而是扮演了一個「二傳手」、「中轉站」的角色。
那麼，何以《世說》被《晉書》採用會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文化現象呢？竊以為大概有以下幾點原因：其一，《世說》在初唐時已流傳甚廣，為文化圈中人士所喜聞樂見，同時，《世說》的版本已經得到定型，且已作為一個整體為人們所熟悉和接受，所以，對《世說》的任何一種文化加工（徵引或采撰）極易被人敏感地發現和捕捉。這也是人們對《晉書》徵引采撰的其它參考文獻視而不見，惟獨對《世說》過目不忘的首要原因。
其二，由於《世說》具有高度精緻的語言藝術，塑造了一批極富個性的人物，它的絕大多數條目都自成一個相對獨立和完整的藝術品，一旦妄加改動割裂，勢必會損傷其原本的藝術性和完整性，表達效果也要大打折扣。所以對它們的改造很難做到「不留痕迹」，通常的情況是，只能做些字句的變換，而不能、更是不忍做大的改動。這樣做的代價是，極易被按圖索驥地找到「出處」，從而授人以柄。《晉書》對《世說》的這種「不忍割愛」的態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世說》藝術價值的認同。
第三，《晉書》吸取《世說》的語言藝術及人物塑造之法後，使史傳敘事的文學色彩和寫實效果都大大加強，這是它對傳統史書撰寫方式的一大突破，也是「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的主要原因。劉師培在論及漢魏六朝的「寫實文學」時指出：「《晉書》《南、北史》喜記瑣事，後人譏其近於小說，殊不盡然，試觀《世說新語》所記當時之言語行動，方言與諧語並出，俱以傳真為主，毫無文飾。《晉書》、《南、北史》多采自《世說》，俱非如後世史官之以意為之。至其詞令之雋妙，乃自兩晉清談流為風氣者也。」「唐以後之史書用虛寫者甚多，非獨不及《史記》《漢書》，且遠遜於《晉書》《南、北史》。唐人所作之小說未嘗不多，而《唐書》所以不及《晉書》、《南、北史》之採用《世說新語》者，則由文勝於質，不善寫實而已。……今之謂中國文學不善寫實者，責之唐宋以後固然，但不得據此以鄙薄隋唐以前之文學也。中國文學之敝，皆自唐宋以後始。」劉氏以寫實與虛構泛論文史，以為既有寫實之文學，亦有虛寫之史書，史書而采寫實之文學，不僅不為小過，甚至還有大功。如此見解，宏通高邁而又洞悉幽微。[26]只可惜，在以劉知幾為代表的正統史家「誅心之論」陰影的籠罩之下，《晉書》的這種創新性一直沒有得到充分認識和發揚光大，唐以後歷代史書變得面目可憎也就在所難免了。
注釋：
[1]參見劉強《「世說學」論綱》，載《學術月刊》2003年11期。
[2]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
[3]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七「晉書」條。
[4]如《史通·暗惑篇》中，劉知幾評《容止篇》所記曹操「捉刀」事說：「昔孟陽卧床，詐稱齊後；紀信乘纛，矯號漢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坐，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雖復賂以金帛，結以姻親，猶恐（兀蟲）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余嘉錫於此加按語說：「此事近於兒戲，頗類委巷之言，不可盡信。然劉子玄之持論，亦復過當。考《後漢書·南匈奴傳》：自光武建武二十五年以後，南單于奉藩稱臣，……。其君長且俯首受屠割，縱殺一使者，曾何足言？……子玄張大其詞，慢持西京之已事，例之建安之朝，不亦傎乎？」語極有見。參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1983年版，頁606。
[5]按：臧榮緒所修《晉書》早已亡佚，今所見臧書是清人湯球的輯本（凡17卷，又補遺1卷，叢書集成本），而輯本中有不少採用《世說新語》的例子。劉知幾要批評，也應該先從臧榮緒開刀。
[6]參見高淑清《晉書緣何採錄世說新語》一文，載《社會科學戰線》1999年6期。
[7]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十《晉書·總論》。
[8]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七「晉書二」條。
[9]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10]見劉節《中國史學史稿》。
[11]廖吉郎《六十年來〈晉書〉之研究》，台北中正書局1974年版。轉引自朱大渭《晉書的評價與研究》，載《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2]參見高淑清《晉書取材世說新語之管見》一文，載《社會科學戰線》2001年第1期。
[13]參見高淑清《晉書取材世說新語之管見》。另，張亞軍的統計結果大致與高淑清相同，故不贅舉。見《從捃拾世說新語談晉書的文學色彩》，載《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01年7月。另有柳士鎮也做過統計，計有400餘條，占《世說》總條目的三分之一強。參見《〈世說新語〉〈晉書〉異文語言比較研究》，《中州學刊》1998年第6期。
[14]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二十一冊說：「《晉書》無許詢、支遁等傳。名言佳事，刊落甚多。蓋以鳩摩羅什、佛圖澄皆有道術，故入之《藝術傳》。遁既緇流，而以風尚著稱，無類可歸，遂從闕略。然不列詢於《隱逸》，又何說乎？若收許詢，便可附入道林。因及釋道安、竺法深、慧遠諸人，標舉勝會，亦自可觀，作史者所不當遺也。」
[15]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頁319。
[16]程炎震《世說新語箋證》，載《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七卷第二期（1942）、第三期（1943）。
[17]參見蕭艾《世說探幽》，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頁17。
[18]周一良《魏晉南北朝時札記·晉書札記》：「《晉書》外無臧否云云，即解釋『裁中』一詞。」此說未必。從語意上分析，也可以理解為對「皮裡陽秋」的解釋。若「裁中」一詞果為後人所注，則《晉書》作者未必得見。周氏還說：「然《世說新語》及《晉書》之解釋皆近於望文生義。『皮里』實即『活人』之意。……皮裡春秋原意不外活春秋也。」方一新則認為：「將『皮里晉書』解釋為『活晉書』，意思並不錯，但似不能由此得出『皮里』就是『活人』，『皮裡春秋』（陽秋）就等於『活春秋』的結論。」見方一新《東漢魏晉南北朝史書詞語箋釋》，黃山書社，1997，頁201。
[19]凌濛初尚以為當以「面兵那」為句，殊不可解。見凌濛初《世說新語鼓吹》本按語。
[20]詳見余氏《箋疏》，頁394。
[21]參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427－428。
[22]據《新唐書·藝文志》「正史類」稱：「《晉書》一百三十卷，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李淳風、辛丘馭、劉引之、陽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敬播、李安期、李懷儼、趙弘智等修，而名為御撰。」
[23]參見清水凱夫《從晉書的編纂看蘭亭序的真偽》，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3期。
[24]如前面提到過的《識鑒》第16條「褚裒默識孟嘉」的故事，《晉書·孟嘉傳》的記載就與《世說》不同。對照此條劉注引《嘉別傳》，可知《晉書》實祖述《嘉別傳》，文字幾乎全同。
[25]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428。
[26]參見羅常培整理的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漢魏六朝之寫實文學》，載《中古文學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6月版。
（原載《上海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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