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註解演繹史

一般說來，要想讀懂一部古書，就要參看前人對這部書的註解。有些文字比較艱深的古書，如果不參考前人的註解，根本無法讀懂。

好在古代比較重要的著作，基本上都有前人做過註解。歷史上，古書註解的工作起始於漢代。那時，先秦典籍流傳到漢代，由於語言的發展以及口授和傳抄的錯誤等問題，漢代人已經不能完全讀懂那些作品了。於是便有一些人專門為這些古書做註解，例如，毛亨著有《毛詩故訓傳》、孔安國有《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等。到了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對先秦的經書，像《周易》《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等書，都曾做過註解，可謂遍注群經。

就這樣，到了唐代，許多漢代人的註解在唐代人看起來，又變得不易理解了。其中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因為唐代之前，先秦經書註解家不在少數，各有側重，看法也常常不一；另一方面是因為漢代注文比較簡略，註解的體例和術語對後世讀者來說都比較生疏。

因此，唐人除了為先秦的典籍做解釋工作外，也為漢代的作品做了註解。於是就有了給註解做註解的工作，這種註解一般稱為「疏」，也叫「正義」，例如賈公彥的《周禮疏》、孔穎達的《毛詩正義》《五經正義》，還有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在唐代就有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相比漢代註解先秦古籍時以解釋字句為主，唐代的註解則大多以史實的考核、典故的來源、人名和地名的考證為主，其註解內容更為易懂，更重要的是，這類古書的註解，有的在考核史實之中增補了許多後代難得的史料。

唐代以後，宋代學者也做了不少註解古書的工作。例如朱熹就著有《周易本義》《大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等。朱熹能擺脫漢代學者的影響，直接從正義入手，他做的註解，很多時候比較近情近理、平易可通，是註解的經典之作。

到了清代，註解之風發生了變化，變得極為瑣碎，那時學者極力要求無一字無來歷。例如劉寶楠的《論語正義》，對《論語》的每一個字幾乎都做了詳細的考證，一句並不難懂的話，就注了將近一千個字，雖詳盡至極，但是實用價值不大。

對於歷代學者對古籍的註解，清人阮元說過這樣的話：「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註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 讀註疏不終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潛心研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註疏諸義，亦有是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存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註疏而推求尋覽也。」

事實上，古書流傳已久，由於傳寫和版本的原因，其中常常有錯字，這些錯字有時能被註疏家看出來，有時卻不能，進而不免以訛傳訛，根據錯字做了錯誤的註解。還有時，古書中有些難懂的字句，做註疏的人也不免望文生義，這種註解自然是不可靠的。阮元告訴讀書人，讀古書應該依靠註疏，但不能迷信註解，這點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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