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業史研究應有社會關懷

討論中國商業史，我們既要遵循一般的經濟理論，揭示商業活動對傳統社會秩序的衝擊和變革作用，同時更應該深入思考中國商業史的本我狀態，檢討中國曆朝政府的商業政策、商人社會地位、商業活動範圍以及商業活動對生產活動、經營取向的影響。傳統中國的疆域經歷了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商業活動也因應區域差異而形成長距離的販運貿易、區域性的調劑餘缺貿易以及跨越國境的海外貿易等多種形式，但越往傳統時代追溯，我們越難見到商業活動中的人物。這是因為商人的身份較長時間內得不到人們的認同，他們寧願以「民人」自稱。開展商業活動的人雖有些是專業性的，或職業性的，但多數是過渡性的、臨時性的，商業活動被當作一種改善經濟狀況的手段，致富了的人們喜歡「求田問舍」，或投資社會公共事業，或將田地作為財富加以囤積。這些往往不至於引起社會的變革，反而會對傳統秩序產生補強作用。因此，從社會和經濟多重層面研究商業史，就顯得十分必要。

商人地位卑微並具有地域差異

中國傳統社會「士農工商」的四民秩序觀對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古代社會較少有大商人、商業世家。傳統王朝雖然在政策層面有「重農抑商」的政策導向，但不是以重稅來對待商人和商業，也不是完全禁絕商業活動，而是以忽視或者捨棄的方式對待商人，如限制商人或商人子弟參加科舉考試，實際上就是阻斷商人的參政權。因此，許多人將從商作為一種改善經濟狀況的途徑，一旦經濟狀況改善後，他們便力求儘快棄商從文。由此可見，商人多不是一個固定的或被彰顯的職業。

當然，棄商或輕商在不同地區也是有所差異的，譬如閩南地區商人的社會地位相對較高，他們時常能居於社會生活舞台中央，決定地方社會事務。越往近代，走向海外的閩商越多，他們將商業利潤拿回家鄉，興辦家鄉的教育事業、慈善事業和其他公共事業，帶動家鄉現代化的進程。商人通過此類善舉樹立起良好的社會形象，或利於其商業活動的開展和人際網路的拓寬。在其他地區，往往是士紳階層主導地方教育事業、慈善事業與其他公共事業。

閩南商人在參與社會事務中樹立起自己的權威，也彰顯自己對地方社會的貢獻。他們較能以商人的身份影響政治、影響決策。如明清以來王朝「禁海」與「開海」政策的不斷調整，很大程度上是以閩商為主的商人階層影響的結果。1946年，廈門總商會向南京國民政府提案要求設立商人節，獲得通過，並於1947年、1948年兩度在大陸舉辦商人節，同樣也是閩南商人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表現。

商人與政治共存

中國傳統社會的市場常常是由地方霸權、鄉族勢力建立起來的，他們主導著市場的規模、交易物品與商品流動的遠近。鄉族勢力或地方頭人可以操控商品的價格、商品交易稅收的多少，市場成為地方維持基本生活和社會穩定的基本機制。這類市場時常會變更主管者，這是因為鄉族勢力的隆衰節律必然發生作用，有時還有戰爭因素、自然災害因素等的影響。於是地方商業的盛衰時常與地方政治息息相關。

中國傳統社會的商人大多保持著與政府的密切關係，商人在官府有沒有代理人直接決定了其商業活動的空間大小。因此，商人往往得到官府的庇護，或者官而兼商，有時商人與官僚、地主甚至三位一體。商業活動的網路時常是人際網路的自然延伸，因此人類學家往往可以從婚姻圈、交際圈等覓到商業圈、貿易圈的軌跡。海外貿易活動中，商人的命運更直接繫於國運。明清時期，官方長期採取「禁海」政策，限制民間船隻出海，或規定航行的路線，或限制船隻的帆數。閩南地區的一些世家大族也參與到海外貿易之中，他們隱於幕後，獲得高額利潤，這必須藉助於與官府的相互支持，否則將寸步難行。也有一些開明官員從民生角度出發，給予老百姓一定的合法貿易空間，以確保邊疆地區人民正常的生產與生活。

建設商業團體和商業網路

隨著貿易半徑的延長，商人們對凝聚自我網路的要求越來越高，畢竟身在外鄉，他們要面對陌生的生活環境、不同的風土民情，會產生諸多的不適應。在商業都會，同地域的商人往往容易凝聚起來，形成一個又一個的商幫，自然區域、宗教信仰、方言都可以成為凝聚的紐帶，商人的凝聚成為其獲得發展的重要保障力量。

商人凝聚成的團體多發展成會館、公所，「祀神，合樂，義舉，公約」成為其基本的功能，這往往突破單一的經濟功能，而具有了社會整合、文化傳播與傳承以及慈善救濟的功能。可以認為會館和公所是經濟與社會功能兼具的社會組織，即使近代舶來商會這種較純粹經濟功能的組織，商會往往也難以避開會館和公所，其多以合幫會員的身份加入到商會中去，繼續其經濟與社會的多重功能。商人建立的會館同樣需要同鄉籍官員庇護，否則他們可能會遭遇本土人強烈的排斥或其他豪強勢力的打壓。如嘉慶時期的江西商人在湘潭就遭到湘潭本地人的排拒，陝西商人在蘇州也曾一直立不住腳，直到有了陝西籍的官員任職於蘇州，這種狀況才得到好轉。

在海外的閩南、粵東、廣府等地籍的商人尋找不到華人官員的庇護，只能與當地殖民當局或客居國的政府建立良好的關係。商人們需要投入大量的商業利潤用於疏通關係、建立網路、開拓商業活動的通路。在東南亞、美洲、歐洲，中華會館都成為凝聚華商的重要紐帶，也成為他們商業活動的重要網路節點。在近代西方殖民勢力進入印度洋之前，華人商業網路已經建成。西方殖民勢力進入後，曾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華商的網路拓展印度洋到東亞海域的貿易。

商業帶動產品生產

中國傳統社會的商業活動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各地產品間的交換，也加速實現了產品的地域化專業生產態勢，江南地區成為絲綢、棉紡織業的中心，閩粵地區成為果品、煙草等產業的中心。生產活動的市場化傾向更加明顯，傳統的先發展農業、手工業再到商業的線性模式，並不能概括中國社會的商業興盛路徑，商業對農業、手工業的巨大作用不應該被輕視。

傳統中國廣土眾民，地大物博，自然環境是物產出現差異的條件和基礎，但是生產者往往非常重視經濟核算，堪稱理性農民。海外甘薯、花生的引進與迅速推廣，就是因為它們產量較高，能成為其他糧食作物的替代品，可以成為專業化生產的重要保障。已有研究顯示，沿海地區一旦獲得與海外的聯繫渠道，外向型經濟便會在市場需求的牽引下迅速形成。明清江南地區的絲綢、棉布，武夷山的茶，江西景德鎮的瓷器都在更靠海濱的地方出現了加工點，這便是海外市場拉動的產物。

明代以來日本與中國的通貢願望越來越強烈，在海禁政策的阻滯下，他們不惜與中國海盜相勾結，以海盜式的方式，挑起嚴重的倭患。隆慶年間，月港的開港成為明王朝重新審視海禁政策的缺陷而調整的積極舉措，極大地激發了沿海商人的貿易積極性，中國與東南亞、美洲的航線都由此開通，世界性的市場體系已大體成形。商業活動對人們生產活動的影響力往往是巨大的，它能使「內地菲賤之物」變成海外人們的喜好之物，生產物的附加值得到極大提升。歐洲社會的上層貴族對中國官手工業精緻產品的崇尚，也推動了歐洲定製式訂單式需求向中國的匯聚。長期以來，中國貨與高質量是同義詞，由此而產生的利潤勢必更高。

傳統商業侵蝕土地和民生

長期以來，中國人將土地視為第一財富，有了土地，便有了安身立命之基。土地被認為是偷不走、搶不走的真財富，但是商人通過商業活動獲得財富之後的「求田問舍」目的只是擁有財富，生產活動往往被忽略。這便可能導致生產者的土地被不事生產的富商所掠奪，但富商擁有土地後往往也不在意土地上的收成，這樣對農業生產其實是一種致命的破壞。

小農對自己的小塊土地往往視若生命，因此在他們日益貧困化的狀態下，土地往往被分割細賣。於是便出現土地的零碎化，這使得土地經營的低效率化，導致食物的短缺和不足。這是傳統社會商業對中國產生的副作用。為了抑制這類現象的出現，歷代政府曾推出很多政策與措施，但是隨著明代中後期一條鞭法和清代攤丁入地政策的推行，政府對土地的所在或是否耕種已經比較漠視，更關注的只是一定數量土地上的賦稅而已，這為商業侵蝕土地提供了更多便利，但因土地利潤不及商業，商人在佔有土地後缺乏進一步發展生產的動力。

商人們擁有了大量財富，生活奢靡化趨勢嚴重，如《金瓶梅》中描寫的西門慶家裡是「三天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他們生活的奢華建立在無數小民拮据的生活基礎之上，他們可以用錢或霸佔民女，或奴役貧苦群眾，這勢必激化社會的兩極分化，引起社會矛盾的加劇。商人們還可以憑藉手中的財富捐取功名，腐化科舉制度與官僚隊伍，導致政治腐敗和行政能力的低下。商人們憑藉手中的錢財可以肆意放高利貸，將本已處於貧困狀態的借貸者迅速推向無可挽回的困境之中。

在中國傳統社會，商人雖然較遲才逐漸明確自己的階層屬性，卻一直以來是士農工商各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對於調劑餘缺、帶動生產、提升人們生活水平，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歷代政府雖然多有「抑商」的政策指向，卻絕非禁絕商業活動，而是力求將其限制在一定的規模內，避免「棄農從商」，危及農業這一國計民生之基。但正如司馬遷所言，「法律禁商人，商人已富貴矣」，掌握了財富的商人必然要追求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他們通過捐納獲得功名，通過經濟的投入為子弟創造更加優越的學習條件，自然就使他們處於競爭的優勢地位；他們可以用資本攫取土地、房舍和權力，從而躋身官僚階層，影響王朝的決策；他們可以用高利貸壓榨貧民，可以肆意奴役貧寒階層，直至侵犯他們的人權。正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商人是一個多面體，因而他們往往隱於社會之中，不願彰顯自己的身份和財富，但為了樹立良好的形象，他們也經常大手筆地投入到社會公共事業、社會慈善事業，從而贏得社會對他們的認同。總體上說，在中國商業史研究中兼具社會關懷，我們便可以對傳統社會商業和商人作出正確的評判，客觀地認識到其進步性和局限性。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星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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