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雄飛：俞樾與經學人才的培養

一

俞樾（1821——1907），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曾任河南學政，罷官後客居蘇州。俞樾是晚清同光年間「最有聲望」（1）的經學家。《春在堂全書》是他的學術成果的總集，近500卷。主要代表作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和《古書疑義舉例》等。他自稱私淑乾嘉皖派漢學興盛時期的代表人物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他運用王氏父子「因聲求義」的法則，校勘、訓詁群經、諸子，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其門生章太炎曾將乃師的幾部代表作與王氏父子的《經義述聞》、《讀書雜誌》和《經傳釋詞》進行比較。他指出：「《群經》不如《述聞》諦，《諸子》乃與《雜誌》抗衡，及為《古書疑義舉例》，……視《經傳釋詞》益恢廓矣。」（2）梁啟超同樣認為，《群經平議》的「價值僅下《經義述聞》一等」（3），又謂《諸子平議》為「最精善之校勘家著作」（4），至於《古書疑義舉例》，則被他譽為「訓詁學之模範的名著」（5）。正因為此，俞樾在晚清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望，曾國藩、李鴻章等皆禮遇之。因曾國藩有「李鴻章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之說，後世倡導「國粹」的一些學者在評價俞樾的文化地位時，遂將他與李鴻章在近代的政治、軍事地位相提並論。（6）俞樾在當時的日本、韓國也有著重要影響，一些日本學者稱他是中國經學家「殿後之巨鎮」，新舊過度之「大步頭」。（7）

二

俞樾罷官後，在致力於群經、諸子研究的同時，終身從事經學教育。1865年，俞樾主蘇州紫陽書院，這是他從事書院教育的開始。1868—1898年，他主持杭州詁經精舍達30年之久，期間，他還或長或短地主持過德清清溪書院、歸安龍湖書院、上海求志書院等書院，培養了大批經學人才。可以說，俞樾和他的最重要的門生章太炎是我國近現代「國學」傳承過程中最關鍵的兩個人物。其弟子遍布江、浙、滬各地，俞樾亦因此「蔚然為東南大師」（8）。

主持杭州詁經精舍是俞樾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項事業，他的名字與杭州詁經精舍密不可分。詁經精舍始建於1800年，創辦人為當時的浙江巡撫阮元（9）。阮元雖身膺巡撫，同時也是當時著名的漢學家。他治經推崇漢代著名的經學大師鄭玄，以「推明古訓、實事求是」（10）為宗旨，是當時皖派漢學的中堅人物之一。（後世學者也有人依地域將其歸入揚州學派）因此，尊經、崇漢既是其辦學宗旨，也是其特色所在。創辦之初，漢代經師鄭玄和許慎的栗主便被迎進書院奉祀。書院不教八股制藝，而以研習經史為主，強調「窮經致用」（11）。阮元還指出：「舍詁求經，其經不實。」（12）因此，他在辦學風格上，是以乾嘉時期典型的學術特點為指導，推崇經古文學，把文字、音韻、訓詁作為治經的重要工具，強調樸實的學風。1809年，阮元因事被革職離開浙江後，詁經精舍因無人主持，且經費無著，遂停止舉辦達20年之久。1830年，浙江巡撫富呢揚珂復加修葺，並定生徒員額36人，分內外課親加課試，精舍講肆始漸中興。咸豐年間，因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軍兩克杭州，講學中斷，講舍被毀。1866年，精舍重建。俞樾於1868年被聘為書院山長。從此時開始的30多年裡，俞樾可以說是詁經精舍的象徵性人物。

俞樾既主詁經精舍講席，「課諸生一稟阮文達公成法」（13），阮元意在發揚漢學的辦學宗旨和風格得到繼承和發揚。俞樾在《重建詁經精舍記》中寫道：「學問之事莫大乎通經，通經之道，義理尚矣！然義理不空存，必有所麗，學者抱一卷之書，奉一先生之教，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曰，吾於義理已得之矣！質文之異制，語焉而不知，古今之異言，問焉而莫辨。譬猶不窺其藩，不涉其庭，而曰：吾已升堂入室也。然典籍散佚，自孟子時已病之，兩漢經師於煨燼之餘，先後講求，三代遺文，乃始可讀，訓詁名物，十得二三。夫唐宋以後，儒者不能通曉古言，譬猶生於楚者不能齊言也。其不能推明古制，譬猶北人不信南方有萬石之舟，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帳也。何者？其去之也愈遠，其求之也愈難。是故，唐宋以後，儒者於訓詁名物，雖亦有所發明，終不若兩漢經師之足據也。……即訓詁名物以求義理，而微言大義存其中矣。」這段話精闢地表達了尊經崇漢的治經思想，這也是俞樾主辦詁經精舍的指導思想。正因為此，俞樾在這裡強調：「精舍課士之法，及奉漢儒許、鄭兩先師栗主，皆如文達故事。」（14）值得指出的是，俞樾揭櫫「尊經崇漢」，並不是唯漢是從，而是含有「通經致用」的思想。他說：「苟於經史並通，即於體用兼備，……觀其斷制乎古者不謬，則其設施於今者可知。」（15）可見，道德文章是其培育人才的入手功夫，最終目的則仍在「設施於今」。

俞樾在主詁經精舍講席的30餘年中，謹守阮元成例，不授八股時文，專以經義、辭章課士。他說：「以場屋應舉、文詩課士者，則有敷文、崇文、紫陽三書院在，至詁經精舍，則專課經義，即旁及詞章，亦多收古體，不涉時趨。余頻年執此以定月旦之評，選刻課藝，亦存此意。非敢愛古而薄今，蓋精舍體例然也。」（16）到1886年，俞樾回顧詁經精舍重建20年所走過的歷程，不無自豪地說：「同治間重建詁經精舍至今二十餘年，而余主講最久，其與諸生朝夕所講求，尚不背阮文達公創建精舍之初意。」（17）從俞樾所作《自課文》和詁經精舍諸生的課藝看，經學在其教學內容中始終佔有絕對大的比例。俞樾前後編輯《詁經精舍集》共5集60卷，收近千篇文章，其中說經之作為40卷，屬詞章範疇者20卷。不過，詞章在最初10年中占的比重較大，成書於1878年的《詁經精舍四集》共16卷，經學和詞章各佔8卷。此後，經學內容大致穩定在3/4的比例。俞樾為諸生程式而作的《詁經精舍自課文》2卷和《經課續編》8卷，則幾乎全部是說經之作。

除治學宗旨和治學內容之外，俞樾在教育觀念和教學方法上亦有與阮元類似之處。阮元強調：「儒者之於經，但求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18）這是阮元的治經思想，但同時也「貫串在其教育思想之中」（19）。從實事求是的思想出發，阮元認為學術研究應「當仁不讓於師」，他深恐浙之學者「於先儒指趣」「隨聲附和，……不敢言是非。」強調：「積疑成斷，瞭然有得於心，以補正前人之闕與誤，此學經者所不可廢也。」（20）他又認為：「聖賢之道，無非實踐。」（21）因此，他治學又把實踐放在重要地位。他認為《論語》「學而時習之」中的「習」含有「頌習」、「貫習」兩義，「貫習」即指行事。他據此指出：「學必兼頌之，行之，其義乃全」（22），從而把實踐提到了相當高的地位。至於提倡樸實、反對浮華，此為漢學之基本特色，不必深論。俞樾與諸生論學，其思想觀念往往與阮元不謀而合。他在《詁經精舍五集·序》中說：「有場屋中之經解，有著述家之經解。句梳字櫛，旁徵博引，羅列前人成說，以眩閱者之目，而在己實未始有獨得之見，此場屋中之經解也。著述家則不然，每遇一題，必有獨得之見，其引前人成說，或數百言，或千餘言，要皆以證成吾說，合吾說者，吾從之，不合吾說者，吾辨之、較之，而非徒襲前人之說以為說也。」（23）俞樾對精舍諸生的道德實踐和學術實踐同樣高度重視。1866年，時任蘇松太道的應寶時以《龍門書院章程》相示，其中第五條為：「每月朔望，師長西南面立，諸生以次東北面揖，師長答揖。」俞樾認為該條中的師長、弟子之位「未知所據何典」，因詳考典籍，證明師長東面、弟子北面較「各據一隅或少勝」（24）。俞樾如此重視師長弟子間的行事是否合乎禮是與他的思想認識分不開的。他曾著《禮理說》一文。文中提出：治天下以禮不以理，乃「無弊之道」。他認為「以理」則「有是非曲直在」，而君臣父子之間是不應論是非曲直的，如果君臣父子之間不遵循禮，而據「理」以論是非曲直，那便是「大亂之道」（25）。可見，俞樾對禮儀的重視，正是貫徹其「通經致用」思想的重要措施。在學術實踐方面，俞樾則利用自己兼任杭州書局「總辦」的便利條件，儘可能介紹一些學生參與書局的校讎工作。

俞樾課士，以答辯制、研討製為主。每月朔望之課，必布置課藝，讓諸生獨立完成，並選其精者編為《詁經精舍文集》。他主詁經講席期間，編選課藝60卷，收文章近千篇。他又很注意對諸生的正面鼓勵，凡課藝優者，列名高等，按等級酌定膏火數目。其教學雖守漢學家法，對諸生的學術個性和學術傾向則不加約束。其弟子章太炎在《黃先生傳》中比較俞樾和黃以周的教學風格時說：「余少時從本師德清俞君游，亦數謁先生。先師任自然，而先生嚴。」（26）所謂「任自然」，就是尊重學生的學術見解和學術選擇。俞樾的這些教學思想和教學方法，應該說是成功的。而當時一些人則頗以此譏之，謂其「教學至怠」（27）。對此，詁經精舍湧現的大批人才已給出了答案。

三

俞樾作為「東南大師」，執業其門下者遍布江、浙地區。由於他長時間主杭州詁經精舍，其門生也以精舍諸生為最。該書院采開放式辦學，雖有學額限制卻沒有明確的學制限制，受業諸生的學習期限完全取決於受業者本人的意願。有人在書院受業時間長達10多年，如徐琪；也有些人受業時間較為短暫，如吳昌碩，他雖前後三次就學詁經，但時間都不長。因此，即便俞樾本人也不太清楚就學諸生的確切數字。據俞樾編選的五集「課藝集」來看，近千篇文章分別出自242人之手，但其中亦有極少署名雖異、而實為同一人的情況，如章一山、章梫、章桂馨。估計這240左右的人數包含了長期就學詁經精舍的大部分。在這約240人中，便包括了晚清漢學的代表性人物黃以周、章太炎。其它如王舟瑤、王詒壽、崔適、陳遹聲、陳豪、湯壽潛、吳慶坻、章一山、徐琪等都有聲於時。朱一新、陳耐庵、于鬯、姚文棟、王彥威、王修植、吳昌碩、袁昶等雖不見於課藝集，卻也都屬於俞樾主持詁經精舍後的最早的一批生徒。可能由於最初十年《課藝》的選編尚不規範，最初幾年的一些優秀學生的課藝頗有不見於文集者。如陳耐庵，俞樾「深賞之」，將他與黃以周相比，認為「頡頑其間，固無愧色。」（28）因頗以其早逝而惋惜。然這樣一位得意門生，居然也名不見於集中。

俞樾主蘇州紫陽書院僅有兩年，但其弟子則有近400人。（29）儘管由於蘇州紫陽書院的辦學傳統和宗旨所在，俞樾在此不能不專課時文，然不少弟子亦深受他的影響，後來在學術上頗具成就。如吳大瀓、張佩倫、陸潤庠、江標等。俞樾所主龍湖書院、清溪書院、求志書院等也都培育了不少人才，如龍湖書院的魯幼峰等。俞樾的這些門生不少以漢學名家，有些雖不是以漢學名家，但均成為各個領域有影響的人物，他們在音韻、訓詁方面所受的教育，無疑對他們各自的學術研究有不小的助益。

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江浙一帶有些已頗有聲望的學者亦私淑俞樾，常執書問業，如戴望、譚獻、施補華、汪鳴鸞、劉恭冕、繆荃孫等，後期又有宋恕，他們都拜俞樾為師。繆荃孫在《俞先生行狀》中談及與俞樾的關係。他說：「荃孫於光緒丁丑初見先生於曲園，奉手受教，……後每過蘇，必侍談數次，先生成書，必先遺之，荃孫有所撰述，亦必郵呈訓誨。」（30）譚獻師從俞樾後，受俞樾學風影響很大，認為「學非子政，徒增謗耳」，遂將「往年所治董子，……拉雜摧燒之。」（31）由此可見，這些私淑弟子與俞樾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們或當面請教，或書信往還，共同研討學術問題。

俞樾主持杭州詁經精舍及其他書院講席達30餘年之久，培養了大批漢學人才。這些人活躍於江、浙地區乃至北京、廣東、湖南、湖北、安徽各地。他們或為山長，或任教職，或以官員身份引領提倡，從而擴大了漢學在這些地區的影響，浙江地區更因之成為漢學的重要基地。章太炎說：「先是浙江治樸學者，本之金鄂、沈濤，其他多凌雜漢、宋。邵懿辰起，益誇嚴。先生教於詁經精舍，學者向方，始屯固不陵節。」（32）章太炎作為一位門戶之見較深的漢學家，他對詁經精舍三十年的評價，應是可信的。

附錄：俞樾主要門生事略

于鬯（1854—1910） 字醴尊，自號香草。今上海南匯人。1897年拔貢。著有《校書記》60卷、《續校》23卷、《戰國策注》33卷。

王舟瑤（1858—1925） 字星垣。浙江黃岩人。光緒舉人。曾主講九峰精舍和清獻、東湖、文達諸書院。1902年入京師大學堂為師範館、仕學館經史教習。1904年為廣東師範學堂監督，擢道員。著有《經學講義》、《中國學術史》、《周官孟子異義疏證》、《穀梁逸禮考證》、《讀經札記》、《默庵集》、《經師家法述》、《群經大義述》、《光緒台州府志稿》等。

王詒壽（1830—1881） 字眉叔。浙江山陰人。曾官武康訓導。好古學，工詩。著有《縵雅堂文》、《笙月詞》等。

王彥威（1843—1904） 原名禹堂，字弢甫、渠城。浙江黃岩人。同治舉人。官至太常寺少卿。長於經史，輯有《光緒朝籌辦洋務始末記》、《西巡大事記》。著有《清朝掌故》、《清朝大典》、《藜庵叢稿》、《史記校勘記》等。

王修植（1858—1903） 字沅生，號儼庵。浙江定海人。曾中進士，入翰林，派充留直補用道，歷任天津水師學堂會辦、北洋學堂總辦。具有維新傾向，曾協助梁啟超出國。著有《儼庵私議》。

朱一新（1846—1894） 字蓉生，號鼎甫。浙江義烏人。1870年舉人，1876年進士。曾任陝西道監察御史，棄官後應張之洞聘，主講肇慶端溪書院，繼為廣州廣雅書院山長。著有《無邪堂答問》、《詩古文詞雜著》、《京師坊巷考》、《漢書管見》、《佩弦齋文存》等。

劉恭冕（1824—1883） 字叔俛。江蘇寶應人。1879年舉人。曾入金陵書局。後主講湖北經心書院多年。主持修纂黃州、漢陽、眄陽、黃岡等地地方志。用十多年時間完成了《論語正義》一書。（劉寶楠始著，劉恭冕最終完成。）又著有《何休論語注訓述》、《廣經室文鈔》。

江標（1860—1899） 字建霞，號師鄦。江蘇元和人。1889年進士。1894年任湖南學政。積極整頓校經學堂，支持新法。辦《湘學新報》。戊戌時以四品京堂在總署章京上行走，未就職而政變起，被革職。著有《宋元本行格表》等。輯刻《靈鶼閣叢書》五集56種。

宋恕（1862—1910）字平子，號六齋。浙江平陽人。曾在上海龍門書院、金陵鐘山書院、北洋水師學堂、上海求志書院講學。著有《六齋卑議》等書，主張變法維新。晚年趨於保守，宣傳「專制改進」之說。

汪鳴鸞（1839—1907） 字柳門，號郋亭。浙江錢塘人，祖籍安徽。同治進士。1865年起師事俞樾。歷任陝甘、江西、山東、廣東學政，1894年任吏部右侍郎。1895年因反對放棄台灣，被西太后革職。後主杭州詁經精舍、敷文書院。

湯壽潛（1857—1917） 原名震，字蟄仙。浙江山陰人。撰《危言》，主張變法。1890年進士。授安徽青陽縣知縣，1903年升任兩淮鹽運使。1905年加四品京堂銜，任滬杭鐵路總理。1906年與張蹇組織預備立憲公會，任幹事。浙江訾議局成立，被推為議長。1911年新軍於杭州起義，被舉為都督。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任交通總長，未赴任，託故去南洋遊歷。歸國後病死。著有《爾雅小辯》、《三通考輯要》等。

陳耐庵 越中知名士。曾肄業杭州詁經精舍。俞樾頗賞識之，「嘆為經明行修之士」。著有《愚慮錄》15卷。又有《食古錄》、《待質錄》、《君求錄》、《誨爾錄》等多種。

陳遹聲 字蓉曙。浙江諸暨人。1886年進士。歷任松江知府、川東道。著有《明逸民詩》、《畸廬稗說》等。《清史稿》有傳。

陳豪（1839—1910） 字藍洲。浙江杭州人。1870年優貢，朝考以知縣分發湖北。在鄂20年，聲績著聞，先後保加五品銜。著有《冬暄草堂集》。

張佩倫（1848—1903） 字幼樵。直隸豐潤人。同治進士。中法戰爭時被派往福建會辦海防，失敗後革職充軍。獲釋後入李鴻章幕。著有《管子學》、《澗於集》、《澗於日記》等。

陸潤庠（1841—1915） 字鳳石。江蘇元和人。同治狀元。光緒初督山東學政，遷國子監祭酒。後總辦蘇州商務，創辦蘇綸紗廠、蘇經絲廠。1898年任內閣學士，署工部侍郎。1906年任工部尚書，參預政務大臣。1910年任東閣大學士。次年任弼德院院長。辛亥後，留清宮為溥儀師傅。

吳昌碩（1844—1927） 原名俊卿，改名俊，以號行。浙江安吉人。擅長書法繪畫。1869年他曾到詁經精舍學習文字學和辭章。1873年他再度入精舍就學。1879年，他編成《篆雲軒印存》，因攜杭向俞樾求教。1907年，俞樾去世，他曾「奔杭弔唁」。

吳慶坻（1848—1924） 字子修。浙江錢塘人。1887年進士。1906年任湖南學政，曾赴日本考察學制。參與續修《浙江通志》，纂《杭州府志》。著有《蕉廊脞錄》、《辛亥殉難記》、《補松廬文錄》、《補松廬詩錄》等。

吳大澂（1835—1902） 字清卿，號恆軒，別號愙齋。江蘇吳縣人。同治進士。曾官廣東、湖南巡撫，甲午戰爭中兵敗革職。精於金石、古器物、古文字研究。著有《愙齋集古錄》、《權衡度量實驗考》、《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說文古籀補》、《古玉圖考》、《黃河全圖》等。

施補華（1836—1890） 字均甫。浙江湖州人。1870年舉人。曾入左宗棠幕，歷官至道員，加二品銜。費行簡（沃丘仲子）所著《近代名人小傳》謂其「淹貫文史，博識深思，類章學誠，而文之淵雅過之。」

袁昶（1846—1900） 字爽秋。浙江桐廬人。光緒進士。官至光祿寺卿、太常寺卿。1900年因反對利用義和團被西太后所殺。著有《漸西村人集》、《安般簃集》、《於湖小集》等。

徐琪（1849—1918） 字花農。浙江錢塘人。1875年舉人，1880年進士。師從俞樾10餘年，俞樾最得意的門生。曾邀集諸門生為俞樾築俞樓。1891年後出任廣東學使。1897年入值南書房。後為內閣學士，權兵部侍郎。著有《花磚日影集》10卷，又有《粵軺集》、《南齋日記》傳世。

姚文棟（1852—1929） 字子樑，上海人。積官至直隸侯補道，授二品銜。重視邊疆史地研究，著有《籌邊九論》。翻譯、編著多種有關東亞各國的史地著作，彙編為《東槎雜著三十種》。他先後師從過劉熙載、鍾文蒸和俞樾。

黃以周（1828—1899） 字元同，號儆季。浙江定海人。1867年開始師事俞樾，後與從弟以恭、子家岱、家辰一起著籍詁經精舍，他的有些弟子如林頤山等亦兼師俞樾。1880年任分水縣學訓導，後選處州府教授。曾主江蘇南菁書院、寧波辯志精舍。為學以傳經明道為宗旨。他強調經學即理學，不分漢宋，貴在致用。著有《經訓比義》、《子思子輯解》、《禮書通詁》、《儆季文存》等。《禮書通詁》100卷，向為學者所重。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號太炎，後改名絳。浙江餘姚人。1890年入杭州詁經精舍，師從俞樾8年之久。1897年任《時務報》撰述。後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著名活動家。著有《訄書》、《春秋左傳讀》、《社會通詮商兌》等。

章一山（1861—1949） 原名桂馨，後更名梫，字一山。浙江寧海人。1904年進士。歷任國史館、實錄館纂修，功臣館總纂，京師譯學館提調、監督等。著有《一山文存》12卷。

崔適（1852—1924） 字懷瑾，一字觶甫。浙江吳興人。曾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早年治經今古兼采，後受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影響，專主今文。著有《史記探源》、《春秋復始》、《五經釋要》、《論語足證記》等。是近代今文經學的代表性人物。

譚獻（1832—1901） 一名獻綸，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人。同治舉人。曾任歙縣等地知縣。1867年開始師事俞樾。工駢文、詩詞。著有《復堂類稿》。

繆荃孫（1844—1919） 字炎之，一字筱珊，晚號藝風。光緒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清史館總纂。歷主南菁、濼源、鐘山等書院講席。精於金石碑帖、版本目錄之學，助張之洞編《書目答問》。著有《藝風堂集》、《遼文存》、《續碑傳集》、《順天府志》等。

戴望（1837—1873） 字子高。浙江德清人。他嘗問學於宋翔鳳和陳奐。1864年開始向俞樾執書問業，且「以丈人事俞樾」。晚年在金陵書局任校勘。著有《論語注》20卷，又有《謫麟堂遺集》4卷傳世。

（1）顧頡剛：《秦漢的方士和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5頁。

（2）（32）章太炎：《俞先生傳》，見《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11—212頁。

（3）（4）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252頁、303頁。

（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57頁。

（6）專諸：《樸學大師俞曲園先生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國藝》1940年第二卷，5、6合期。

（7）俞樾：《春在堂詩編》卷二十三，32頁，《春在堂全書》光緒二十五年重訂本。

（8）徐世昌：《清儒學案》第四冊，中國書店1990年影印本，374頁。

（9）阮元（1764——1849）， 字伯元，號芸台。清朝大臣，著名經學家，乾隆進士，累官浙江巡撫和湖廣、兩廣、雲貴總督。道光時為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創辦杭州詁經精舍和廣州學海堂，提倡樸學。主編《經籍纂詁》，校刻《十三經註疏》，匯刻《學海堂經解》（《清經解》），旁及天算、地理、金石。著有《疇人傳》、《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研經室集》等。

（10）阮元：《研經室集·序》，《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卷首。

（11）陸堯春：《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詁經精舍文集》卷三，同上，62頁。

（12）阮元：《西湖詁經精舍記》，同上，61—62頁。

（13）（30）繆荃孫：《俞先生行狀》，見《清碑傳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8—1199頁。

（14）俞樾：《重建詁經精舍記》，《春在堂雜文》卷一，1頁，《春在堂全書》光緒二十三年重訂本（石印本）

（15）俞樾：《又與補帆》，《春在堂尺牘》卷三，5頁，同上。

（16）（23）俞樾：《詁經精舍五集序》，《春在堂雜文六編》卷七，2—3頁，《春在堂全書》光緒二十五年重訂本。

（17）俞樾：《詁經精舍六集序》，《春在堂雜文六編》卷七，3頁，同上。

（18）阮元：《焦里堂群經宮室圖序》，《研經室集》卷十一，《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226頁。

（19）李成良著：《阮元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38頁。

（20）阮元：《萬氏經學五書序》，《萬氏經學五書》卷首，嘉慶刻本。

（21）阮元：《大學格物說》，《研經室集》卷二，《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48頁。

（22）阮元：《論語解》，同上，43頁。

（24）俞樾：《與應敏齋同年》，《春在堂尺牘》卷一，5頁，《春在堂全書》光緒二十三年重訂本（石印本）。

（25）俞樾：《賓萌集》卷二，4—5頁，同上。

（26）章太炎：《黃先生傳》，《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14—215頁。

（27）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傳》，《俞樾》條，中國書店1988年影印。

（28）俞樾：《陳耐庵所著書序》，見《春在堂雜文六編》卷七， 27頁，《春在堂全書》光緒二十五年重訂本。

（29）俞樾：《徐小豁序》，見《春在堂雜文四編》卷六，3頁，《春在堂全書》光緒二十三年重訂本（石印本）。

（31）《譚仲修孝廉書》，見俞樾編：《袖中書》卷一，3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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