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末代狀元，劉春霖的仕途為何比不過那些留日學生？

作者：金滿樓

曾有人說，清末劉春霖之所以能中狀元，主要原因是他的名字好，因為當時正值旱災，「春霖」二字，猶如普降在即。

由此，劉春霖便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位狀元（因為他是1904年恩科狀元，而1905年後即廢科舉了）。

當然，這一說法對劉春霖來說並不公平，似乎他的才學並沒有名字重要。如此以往，大家去考狀元，豈不個個都要起一個中聽的名字？

名字喜氣的說法只能說是一個花絮，事實上，劉春霖能中狀元是憑自己真本事的。別的不說，就書法這個，劉春霖就堪稱鼎甲。

在古代科舉中，到殿試這一關時，書法是十分重要的。

其中原因很簡單，此前考試的答卷都要由書手重新謄寫，答題者的書法如何無從得知，但到了殿試則是原卷呈上，誰的書法好，譬如擅長工整清麗的「館閣體」，那優勢就大了。

從某種程度上說，劉春霖這次的勝出，很可能與書法水平高有關。據說，在殿試結束後，考官陸潤庠即認為，劉春霖的答卷「書法工整，為通場冠，廷試可望大魁。」

再者，慈禧太后本人的文化水平不高，文章的優劣她未必能明辨，但書法的好壞，那可謂是一目了然的。

劉春霖中狀元那年，年方32歲。按規定，一甲三名在及第後，不需再次參加朝考，而是狀元直接授為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直接授為編修。

至於其他進士，則需參加朝考，優秀者選拔為翰林院庶吉士，再經三年的學習並經散館考試後留為翰林院翰林或放出為官。

以此而論，一甲三名（狀元、榜眼、探花）相比那些排名靠後的同年，他們三位在仕途上就要簡捷多了。

當然，由於處於新舊變革的非常時期，劉春霖與其同年們沒有像之前那樣重走舊路，而是於與同科進士沈鈞儒、王揖唐等一起被派到日本法政大學留學。

在日本期間，劉春霖學習刻苦，常與老師辯論。據其自述，「講師為創學說，余與問難推理至極，講師嘉嘆，卒不能答」。

1907年，劉春霖學成回國，其先後擔任直隸法政學校提調、北洋師範學校監督、資政院議員等職。

相比於早期的留日生，劉春霖的仕途並不算顯山露水，這與他的狀元身份似乎有些不相符合。

為此，劉春霖也曾自嘲說：「人有巧拙，拙者我之短，亦即我之長。倘隨俗俯仰，恐用力愈多，見功愈寡。」

劉春霖的仕途不顯，一方面是他主要從事文教事業，另一方面也與其個性有關。

劉一向性格自負，據說京城有家染坊請他寫招牌，他不慎將「染」字中的「九」寫成「丸」，一旁伺候的僕人幫他指出筆誤，劉春霖大概覺得很沒面子而將僕人狠狠訓斥了一頓，並稱自己刻意如此，「以示不俗」。

劉春霖在資政院當議員時，也同樣以好批評而著稱，時與「台諫三霖」相呼應而為清末言官最後的風骨。

按：廣西全州趙炳麟、福建莆田江春霖、湖南湘潭趙啟霖因為敢言而被稱為「三霖公司」，巧的是，這四人皆有一個「霖」字。

當時，也有人勸劉春霖不要過分得罪像慶親王奕劻這樣的權貴大臣，但劉春霖則認為自己「語雖激切，實發於忠愛之至誠」，「在上可以對皇上，在下可以對國民，就是本議員見了監國攝政王，也是這樣說，不敢作諂諛之詞。」

然而，劉春霖的官運也實在是糟。武昌起義一聲炮響，清廷不到半年的時間就轟然倒塌，即便劉春霖想做個小官、言官也不可得。

由於時局的劇變，劉春霖在辛亥年後辭去一切官職，其隱居在北京宣武門內前王公廠西口寓所，「終日以詩、書、棋為消遣」。

這種甘做前朝遺老的做法，在當時的官僚士紳中並不罕見，如徐世昌、陳夔龍、王士珍等，都是如此。

作為前朝狀元的劉春霖，不得不有這一份節氣，但對於自己原本可以期待的仕途來說，無疑是一個不小的挫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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