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國士無雙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梁啟超
梁啟超所處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亂年代。在由梁啟超的學生吳其昌所著的《梁啟超傳》中，這位早逝的學生用一章來寫梁啟超誕生之前的中國：這是一個為天災人禍和內憂外患困擾的國度，平民以不談國事為戒律，政府呈現給後人的則是貪污腐化無能，對外只希望妥協可以帶來短暫和平。梁啟超就是在這樣一個混亂的年代，以「少年英才」橫空出世，以一腔革命熱情，艱難地尋求著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路。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梁啟超名字出現的頻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權臣都要高，這從另一個角度證明：梁啟超，給歐洲歷史學家們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
一腔熱血的變法少年
1873年，梁啟超出生於廣東新會茶坑村。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時代背景：「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義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
清末民初，帝國的衰亡，極權的崩潰，從政治到社會，從生活到心態，從思想到學術，都顯現出一種半新半舊、亦新亦舊又互滲互動的狀態。梁啟超半個世紀中的所有追求與惶惑，困境與出路，誤解和洞見，皆因時代而起。
少年時的梁啟超是一個完全符合我們對天才的定義的人物：六歲學完五經，九歲能夠寫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國，我相信這兩件事情的難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學習9歲就精通外語的難度相差不大。而梁啟超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的壯舉同我們今天驚為天人的中國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難度更大。中舉時的主考官以為梁啟超「國士無雙」，竟然打破門第觀念的束縛，把自己的堂妹許配給梁啟超做妻子，這是古老中國表示對一個人的欣賞的最高禮遇。
1890年，在同學陳千秋引薦下，18歲的梁啟超拜訪了33歲的康有為。此時梁啟超已是舉人身份，少年得志。康有為卻仍是一名監生。初次見面，兩人竟從早上8點聊到晚上7點。梁啟超後來追憶這段往事時說，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給了他當頭棒喝，覺得以前所學的不過是應付科舉考試的敲門磚而已，根本不是學問。梁啟超決定拜康有為為師。
梁啟超第一次投身政治運動，是1895年參與「公車上書」。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康有為聯合3000舉人上書請求變法，作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啟超積极參与了這樁震動中國的大事。
公車上書第二年，黃遵憲在上海辦《時務報》，梁啟超任主筆，撰寫了大量呼籲變法的文章。兩湖總督張之洞很欣賞《時務報》，說這是「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報紙」。後來，張之洞邀請梁啟超到武昌一游，打開中門迎接，甚至問下屬「可否鳴炮」。在當時，這是接待欽差大臣的禮節。
1840年鴉片戰爭後，封閉的中華帝國被迫打開國門。在強大外力的促迫下，尋求強國之路從此成為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核心課題。費正清認為，近代中國革命遠比歐洲革命更為廣泛徹底。歐洲革命是源於本文化的傳統之內的革命，雖然連帶產生了經濟和社會體系的轉變，但其變革主要體現在政治層面。近代中國「不僅經歷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革命」，就連中國文化也發生了根本的「轉化」。
這種轉化，可以從知識分子對西方態度的轉變上看到：張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務派相信，中國的軍事技術不行，於是有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了梁啟超這一代，他們認識到，必須改變文化和政治制度，於是有了「戊戌變法」。
但是，變法提出的各種新政，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裁掉各種無用衙門，廢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權，允許平民上書言事等等，每一項改革都將衝擊甚至剝奪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動搖了傳統學者和廣大士紳的思想基礎，因此，變法受到巨大阻撓並以失敗告終，也就不在意料之外。
變法失敗後，政局緊張，朝廷大肆捉拿維新黨。譚嗣同勸梁啟超外逃，當時在中國逗留的伊藤博文也對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說：「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
梁啟超剪掉辮子，穿上西服，東逃日本，一去14年。到他回國的時候，清王朝已經葬身在革命的滔天巨浪之中。
接受革命思想
20世紀我們使用頻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辭彙，比如「政治」、「經濟」、「哲學」、「民主」、「憲法」、「組織」等，都是梁啟超最早從日語引入中國的。在日本和歐美流亡期間，他被當作中國新的政治和知識領袖來接待。
剛到日本的梁啟超，曾與革命派領袖孫中山走得很近。革命派元老馮自由回憶道：「已亥夏秋間，梁啟超因與中山往還日密，漸贊成革命。」他還一度聯合康有為的13位弟子寫信給老師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
康有為得知梁啟超的革命傾向後，非常生氣，立即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表面上，梁啟超聽從老師的話，離開了日本，不怎麼與革命派來往，但在心裡，逃離康有為的羽翼的想法日漸增長。
梁啟超對革命的憂慮在於：以中國之大，國情之複雜，民眾之低素質，倘若搞起革命，定會動亂多年，而收拾動亂的人，一定是有極大本領和權術的獨裁者，這是他所不願看到的。
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之後，知識分子大多滿懷憧憬。魯迅曾回憶說，民元之時，他也「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梁啟超也回國了，並介入政權內部的實際操作，自稱「非國務大臣不做」，兩度出任閣員，先任司法總長，後任財政總長，一戰期間還曾參與外交，從「理論的政譚家」變為「實行的政務家」。
與袁世凱的合作讓梁啟超背上了「賣朋友，事仇讎」的罵名。起初，他對袁世凱抱有共和及立憲的希望，因此做了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等到洪憲帝制復辟，他又聯合自己在湖南時務學堂時的得意門生蔡鍔，發動討袁的護國運動，迫使袁世凱下台。
兩年後張勳復辟，康有為是其最依賴的軍師。當康有為在《上海周報》上發表《為國家籌安定策者》，公開主張清帝復辟時，梁啟超立即發表《辟復辟論》，矛頭直指康有為，明確指出此文的實質是「黨袁論」、「附逆論」、「籌安新派」。復辟一發生，梁啟超立即隨段祺瑞誓師馬廠，參加武力討伐。他不僅代段祺瑞起草了討逆宣言，而且以個人名義發表反對通電，斥責其師為「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
至此，康梁公開決裂，康有為當著梁啟超學生的面痛罵「梁賊啟超」，並在詩中怒斥其為專食父母的梟獍。1927年康有為去世後，梁啟超見他「身後蕭條得萬分可憐」，趕緊電匯幾百塊錢，才草草成殮。之後，又戴孝守靈，大哭三日。
從東方文明中尋找救國良藥
梁啟超的最後10年，多在書齋與大學講壇度過。這時候的他，已經把精力放在培養「新民」上。對於民主制度建設與民主素質教育孰先孰後的問題，他最終選擇了改造國民性。
一戰後的歐洲之旅，讓他對於西方的態度再次改變。他沒料到，曾讓無數國人艷羨不已的歐洲物質文明，竟在自相殘殺中毀於一旦，陷入「一片沉憂凄斷之色」。年近50的梁啟超，用了大半輩子的時間，試圖從西方的強盛中尋找中國的救亡之路，最終卻感嘆，「誰又敢說我們素來認為天經地義盡善盡美的代議政治，今日竟會從牆腳上築築動搖起來？」「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又想到，東方文化中重視精神文明的傳統，或許可以補救西方過度崇拜物質文明的觀念。他又回到自己起步的地方，試圖從古老的道統中尋找新的藥方。
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得病多年，家人屢勸就醫，總嫌「費事」。直到1926年初，尿毒症加劇，小便中時常帶血，才去協和醫院治療。協和當時是中國最好的西醫醫院，卻在梁啟超身上進行了一次失敗的手術。最初的檢查中，醫生髮現其右腎有一黑點，診斷為瘤，遂以手術割除，但仍未好轉。之後才發現，手術割掉的是健康的腎，這是導致梁啟超早逝的最重要原因。不到3年，梁啟超在協和醫院病逝。
作為過渡時期影響最為深遠的人物，梁啟超之死，與譚嗣同的斷頭類似，或許就是一種不可逃避的艱難苦痛：維護自己所堅持的信念，即使自己是受害者，並為之付出了生命――梁啟超一生善變，但「變」的宗旨和目的卻不變，「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
歷程評述：
平心而論，梁任公（註：梁啟超字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衝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郭沫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