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朝代被稱作「黑暗時代」，百姓怨聲載道，原因有這幾點

元代，作為一個被蒙古族統治的時代，因其不完善的國家制度，導致其在歷史上被公認為是一段黑暗時代。今天我就從幾個層面來分析一下這個動蕩不安的時代。

蒙古是古東胡族的一支，原居於今天的東北地區。他們與鮮卑和契丹同種同語，最早出現在史書是在約公元6世紀，時名「室韋」。在南北朝和唐代，鮮有有關他們的記載。突厥稱他們為「韃靼人」（Tatar），這成為西方對他們的稱呼。世界對他們的認識約始於1206年，蒙古建國之後，首先征服了最弱的鄰國西夏，1234年又滅了金和朝鮮。之後，其子窩闊台領蒙古軍多次西征，在1210—1240年先後征服了中亞以及東歐部分地區，威名縱橫歐亞大陸。

忽必烈登大汗位後採用新年號，定國號為元，自視為繼承中原的正統。1264年，在今日的北京建設新都——大都。到1270年，蒙古帝國的版圖已經橫跨亞歐，包括了元帝國和四個汗國。雖然大蒙古國在1230年已統治中原北部，但元朝自1271年建立至1368年，只歷十一帝共97年便覆滅了。

蒙古鐵騎慣用兇殘的策略，對抗拒他們的城市必定劫殺一空，以作為迫降的手段。起初，他們在中原北部亦採用同一策略，甚至一度建議將中原北方變成一個大牧場。忽必烈採用一些漢人的政治制度，自認為擁有天命而得以取得合法的國家權力，並且在中原北方大力扶助農業。

之前，窩闊台已採納耶律的建議，建立太學。忽必烈更設立第二間太學，並於1306年在大都建成孔廟，又在1315—1335年和1342—1368年重開科舉。忽必烈的重農政策，以及南宋城市少有抗拒蒙古兵的情況，使南中原的城市和地方經濟在有元一代得到保持和發展，成為元代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在區內，瓷器和絲織業非常旺盛。

蒙古橫跨亞歐的龐大帝國，以及完善的以大都為中心的驛道系統，促進了亞歐的陸上交通。中原的重大發明因而在13和14世紀紛紛傳往歐洲，包括羅盤、船舵、風車、水磨、機械鐘、冶鐵爐，以及活版印刷術、拱橋建造法和紙幣制度等。

城市化在元代的發展處於低潮期。元滅金時，北方人口十減其六七。對於較繁盛地區的城市人口，元特設官署管理，稱為「府治」。在中原北方有24府，南方則有77府，其中浙江一地共30府，反映出北方的衰落和人口流失。元代不但城市數目較前代少，而且個別城市的人口數量也遜於以往。

雖然元代表面上採用了一些漢、唐乃至宋代的治國體制和儒家禮儀，但基本上與中原主體文化和民族有別，並且在其文武官制及科舉考試上體現出來。

元朝對民族的考慮是以政治及地域為先，種族為次，因而將金國、高麗、雲南、四川等諸民族統稱「漢人」，而將原來中原南遷的人士歸為「蠻子」。在元代，「漢族」一詞因而並非指一個民族。商業貿易成為蒙古貴族、官僚、色目商人和寺院豪奪民利的工具。但瓷器則為例外，多由私營，使制瓷成為最蓬勃而遍及全國的產業，單景德鎮就有200—300座民窯。

外銷瓷器亦因而成為最大宗的出口生意。總言之，元代城市商業受制於不合理的政策，未能達到兩宋的水平，對城市的發展造成阻礙。不過，元代海運和大運河的漕糧運輸，以及海上和陸上的對外貿易，亦造就了一些城市的發展，如江蘇劉家港、直沽，以及山東的窯州、登州等港口，大運河沿岸的淮安、臨清、東昌、直沽，對外海港泉州、廣州和上海縣的松江，絲綢之路上的甘州、肅州、哈密力、別失八里、阿力麻里等。

元大都的規劃體現了忽必烈的漢化傾向。由漢人劉秉忠和阿拉伯人也黑迭兒負責規劃和修建的新都城，受《考工記》的影響很深，體現出左祖右社、前朝後寢、中軸對稱、三套城牆、城牆方正和各牆三門、南面而王等合乎禮樂和天人合一的傳統原則。

不過，大都也加插了一些道教原則，如北牆只有二門，缺中間一門，以防止大城受北方煞氣影響。此外，大都也反映出元是個多民族國家，宮城內有若干蓋頂殿、畏吾爾殿、棕毛殿等。殿內裝飾亦富於蒙古的氈帳風格。

與唐宋都城不同，大都的文、武官署較為分散，而市場數目和規模亦遜色。大都的商貿只由約2000個色目商人經營。元朝奉行宗教寬容政策，大都內各種宗教建築很多，但以喇嘛教最多。

大都是唐代之後最後一個平地而起、全新建成的都城。這個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城面積49平方千米，但其高峰人口只有50萬，因而它的北廓城有大片空地。總的來說，種族歧視以及一些不合理的政策使得元代成為名副其實的「黑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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