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醫的比較——求同求異、不鑄大錯

中醫 07-04

筆者在香港執教中醫經典課程多年之後，於2002年率先開設了「中西醫比較」一課。該課程作為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中醫學院共同的選修課，連續為六屆學生進行了講授。本書在綜合了2005—2007三年講稿與課堂答疑的基礎上，並彙集了近年來的一些思考及相關資料而成。貫穿於本書的基本思想與觀念，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回到文化原典

這裡的原典，當然不是通常說的原點。所謂原典，是要追朔並且忠實於東西方哲學、科學以及中醫學、西醫學成熟時期，原始經典著作的基本學術思想的原意上來。

筆者在《中醫復興論》《醫理求真》《中醫臨床辨惑》《醫醫》《正醫》等著作及相關專題論文中講到：人類文化、科學的發展，曾經出現過兩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在春秋秦漢之際，第二次高峰在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第一次高峰以哲學的成熟為代表，第二次高峰以近代物理學、化學的成熟為代表；中醫是哲學體系下的醫學科學，西醫是近代物理學、化學體系下的醫學科學。所以，中醫學的原典是春秋秦漢時期的中國哲學和《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為代表的經典醫著；西醫學的原典是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物理學、化學的成就和西醫基礎理論為代表的解剖學、生理學、生物化學等。

兩千多年以來的東西方哲學以及中醫學基礎理論，與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物理學、化學以及西醫學基礎理論，各自都在不同的環境和歷史進程中，譜寫了各自從源到流演進發展的歷史。其中的源是根據，流是延伸；源是理論、流是應用；源是科學，流是技術及經驗。本書涉及到諸多不同類別、不同學科的比較與研究，尤其中醫學與西醫學基礎理論的比較研究，始終以守定源頭，始於原典為自律。守定源頭，有利於本末分明；始於原典，則自然綱舉目張。

由中國哲學奠基的中醫學原典，引領中華民族的防病治病事業兩千多年。以近代物理學、化學奠基的西醫學基礎理論，已經逐步發展為全世界的主流醫學。近百年來，隨著西方物理學、化學為代表的近代科學技術在中國廣泛、深入的傳播與普及，西醫學已經成為與中醫學並存並重的主流醫學。然而在此期間，我們沒有從回到文化原典的意義上，認真地思考和研究東西方文化、哲學、科學、技術在近代中國的整合與重構。退一步講，我們無論如何應當充分理性的做到，既保障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哲學的傳承與弘揚，又保障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引進與發展。然而令人深感不幸的是，包括中醫學在內的整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哲學，卻在我們見證的這一時代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彷徨、困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議、顛覆和毀傷。

在全面復興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我們無論如何應當懂得，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兩種主流醫學的國家。

面對當代，我們首先應當回到原典，既要向我們所在的時代回答什麼是中醫，中醫是怎麼來的，也要向我們所在的時代回答什麼是西醫，西醫是怎麼來的。這是中西兩種醫學資源在中國相互配合、優勢互補，健康發展、妥善管理的根本性學術問題，也是中醫學走向世界時我們首先要向合世界回答、闡明的根本性學術問題。這些根本性學術問題，當年在中醫大學教育里首次開設中西醫比較這一課之時，是已經意識到並牢牢地鎖定了的出發點或立足點。

同者求同存同

東西方哲學的輝煌，都出現在春秋秦漢之際。後來，歷史上稱之為五大文明古國的埃及文明、兩河文明，已經相繼走向消亡；印度文明之首的佛學文化自唐代以來已經走出本土，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本書討論的東方與西方哲學，主要是春秋秦漢時期以中國為代表的哲學和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哲學。

由於歷史與地理的原因，時至近一百年來，東西方哲學之間的相互交流一直十分有限。而一百年來我們在傳統文化上，尤其在傳統哲學上長期的自虐與自殘，使東西方哲學之間的相互間比較與交流，長期沉溺於彼此的誤解與相互隔膜之中。

然而令人倍感慶幸的是，當代台灣輔仁大學為首的一大批匯通中西的哲學大師，率先走在東西方哲學交流與比較的前沿。可以說，歷史將東西方哲學在中國的交流與比較研究，交給了台灣當代的一大批哲學大師。半個多世紀以來，羅光、李震、鄔昆如、曾仰如等哲學大師先後出版了多種東西方文化、哲學、形上學比較研究的著作。由羅光、李震等人牽頭的匯通東西方哲學的大型《哲學大辭書》，自1993年出版了第一卷以來，去年已經出版到第六卷。這部歷時近三十年的東西方哲學交流、比較、研究、匯通的當代哲學巨著，不久即將全部完成。從前六卷的內容中，一方面使我們看到了東西方哲學在匯通中共同發展的光輝前景，另一方面也使我們從東西方哲學的基礎上看到了中醫學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從而極大地增進了實現中醫學復興、發展、創新的信心與力量。

從同類學科的相互關係上看，古往今來同類學科之間交流、比較、研究的主體目標，在於同者求同，其根本目標無疑是存同。每一位學者在自己的專業學習與進步上，當然也是這樣。

一個人在專業領域的學習、累積越廣、越深，他在本學科發展上所累積的潛力便越大。因為在本學科知識廣泛、深入的累積中，他必然會發現專業領域裡的種種差異或不同。於是在他頭腦中的比較與思考，同樣是在同者求同的願望驅使下，一步一步地邁向更高水平的存同。同理，諸多學者之間同者求同的學術交流、比較、研究，當然也是同類學科在存同意義上發展、提高的最好方式。

在同類學科里，彼此之間的差異或不同，自然是支節的、局部的。多數情況下，往往只不過不同文字、語言表述習慣的差異而已。經過修正支節的、局部的，或者文字、語言表述上的差異或不同，也便自然而然地回歸於同者求同存同的主體目標上來了。

應該說，同者求同存同，是歷史上、國內外同一學科發展、提高的一般原則或普遍規律。東西方哲學之間的交流、比較、研究如此；不同國家、地區的物理學、化學之間交流、比較、研究也如此。現代醫學（西醫）之間的交流、比較、研究如此；中醫學（包括其它傳統醫學）之間的交流、比較、研究如此。往後中醫學真正走向了世界，世界各國之間的中醫學的交流、比較，當然也是如此。

異者求異存異

異者求異存異，是不同類別的學科之間，交流、比較、研究的主體，其根本目標無疑是存異。

在維護國家、社會、團體，以及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彼此關係時，人們常說「求大同、存小異」。在這裡，求大同、存小異的主要目的在於趨同，而存異只是局部性、策略性的。這與不同文化、科學領域的學術交流、比較、研究的出發點與歸宿，不應當混為一談。不同文化、科學領域的學術交流、比較、研究的核心當然在於存異，其目的則自然是「萬紫千紅總是春」。

2001年美籍周策縱先生在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提出，各種文化科學之間應當堅持「求同異、存同異，同固然好、異更可喜」的原則。同一年費孝通先生的名言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合而不同」。這些提法與我們所說的異者求異存異，是完全一致的。

在人類文化、科學歷史的長河中，形上性的哲學成熟在前，形下性的物理學、化學成熟在後。哲學與物理學、化學之間，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發生、發展的歷史軌跡。不能以哲學與物理學、化學各自不同的歷史軌跡，評判對方的是與非、優與劣、進與退。世界上沒有人用物理學、化學的觀念與方法，解釋哲學的對立統一、質量互換、否定之否定等；也沒有人用哲學的觀念與方法，解釋能量守恆定率、分子的合成與分解、鐵的結構與功能等。哲學孕育下的中醫學與近代物理學、化學孕育下的西醫學之間，當然也是如此。

中醫學與西醫學相互區別的關鍵，說到底就在對人體解剖還是不解剖這一關鍵點上。也就是說，一把解剖刀將人類醫學分為形上性的中醫學與形下性的西醫學兩大體系。中醫學當年沒有精準的解剖刀可用，從此走上了形而上。展現在中醫們眼前的是生命過程中表現在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即證候。於是中醫在哲學的指引下，由整體層次上的證候出發而向上探求，從而懂得了「天道之人」、「人道之人」、「個體化之人」的整體生命之人，形成了以藏象為核心的中醫學基礎醫學理論體系。西醫因為有理想的解剖刀可用，從此走上了形而下。展現在西醫們眼前的是層層深入的人體局部的器官、組織、細胞、分子及其結構與功能。於是在物理學、化學的指引下，把層層見到的結構與功能加以研究總結，形成了西醫學的基礎理論體系。可以這樣說，中西醫各自的原理與特長的區別，各自存在、發展的方向與道路的區別，全在「一把解剖刀」的用還是不用這一個關鍵點上。

《大學》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智慧地概括了人類科學發現的真實過程。人類一切知識的獲得，皆始於「格物」。「格物」，即分門別類的研究事物；而其中的「格」字，即嚴謹地度量、鑒別，加以區分的意思。當人們將天地萬物區分到細而又細、准而又準的極致之時，人類對每一事物認知上的新知識便由此而產生了。所以分門之後而累積的別類知識，以相應的概念、範疇體系表達出來的，人們便稱之為科學。由此可見，知識就是科學，科學就是分科之學，亦即分門別類的知識體系。

基於《大學》的明訓，在中醫學與西醫學各自的學科定位上，極需要嚴謹務實的格物致知的精神，極需要人們在格字上狠下功夫。中醫的從業者一定要明白，認識自我、守定自我、發展自我、不走彎路，這才是中西醫並存環境下，首當其衝的文化精神和科學態度。

在成熟的科學之間，用一類學科的觀念與方法解釋或改造另一類學科的知識體系，是對科學發展的歷史與規律的嚴重顛覆，是製造混亂的錯誤做法。毋庸諱言，當代中醫學領域流行的中醫西醫化，嚴重背離了異者求異存異的原則。

存同存異、不鑄大錯

一百多年來，我們錯誤地將落後挨打的原因，歸咎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由此患上了嚴重的民族文化自卑症，形成了空前的傳統哲學貧困。我們一心要改變社會、經濟、國防、科學的落後面貌，由此又產生了嚴重的近代科學主義。在民族文化自卑、傳統哲學貧困、近代科學主義的交互作用下，進而產生了影響社會和諧的嚴重文化心理失衡現象。處於這一文化大背景的中醫學，無可逃遁地陷於空前的文化心理失衡，致身於中西醫結合名義下的中醫西醫化的怪圈之中。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近代科學技術與綜合經濟實力上逐步接近、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2012年以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全面復興傳統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上來。儘管我國人民十分重視中醫學的復興與發展，但從總體上看，中醫學至今仍然沉溺在中醫西醫化的迷夢裡。

2002年，筆者在首開中西醫比較一課的第一堂課上，對學生們講過四句話：「知此知彼、少走彎路、飽擁知識、健康成才」。

這四句話在以後每一年講授「中西醫比較」的第一堂課上，都會重述一遍。知此知彼，是希望從源頭上懂得中醫，也認識西醫。少走彎路，是希望不要誤入中醫西醫化的歧途。飽擁知識，是指青年學子在校學習期間應當努力掌握完整的系統的中醫學知識結構體系。健康成才，是指大學培養的基本目標，也包括著對當代中醫大學教育在課程設置的憂慮，以及開設中西醫比較一課的願望與目的。

1971年，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陳之藩先生在其《不鑄大錯》一文中，專門講述了英國劍橋大學成立於1872的開溫第士實驗室。

文中說：「如果說我們這個時代是通訊時代，電子波方程是從開溫第士開始的；如果說我們這個時代是電子時代，電子學說是從開溫第士開始的；如果說我們這個時代是核子時代，核子分裂是從開溫第士開始的。大到天上的波霎現象，小到X線下的結晶分析，細到細胞里的遺傳號碼，都是從開溫第士開始的。世界上找不到一個類似的實驗室在一百年間有如此的成績。是的，從成立到現在不過整整一百年」。

該研究所諾貝爾獎得主之多，也是人所共知的。

文中介紹到開溫第士實驗室成功經驗時說：「一個研究組織，也像一個人一樣，成功的關鍵有二：第一是防止錯誤，第二是改正錯誤」。「防止錯誤，需要遠見；改正錯誤，需要勇氣。一個人有遠見又有勇氣，自然容易成功；一個組織有遠見又有勇氣，自然容易成功」。

因為「這個實驗室是一個不鑄大錯的小熔爐」。

當今，中醫學正處於興衰存廢的歷史關頭，願我們抓緊哲學補課，恪守文化底線，敬畏生命，終於職守，努力在中醫學術上防止錯誤、改正錯誤，少走彎路、不鑄大錯。這也是貫穿於本書始終的宗旨。

本文來源「醫界書生」，作者/李致重，編輯/山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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