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功臣、誅土豪、滅文人，朱元璋濫殺心理為什麼如此嚴重？

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殺人最多的皇帝之一。倘若以殺人手法之多樣、之殘酷論，即使把朱元璋放到夏桀、商紂、三國吳末帝孫皓、南朝宋前廢帝劉子業等以暴虐聞名千古的暴君行列，似也不能算是過份。

不過，由於朱元璋不是亡國之君，而是一個持續了276年的大帝國的創建者，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性格的暴虐給世人造成的不良印象。

在「光環效應」的作用下，朱元璋的許多殺戮行為還被賦予合理化解釋。

一、朱元璋身上表現出來的一個貫穿始終的特徵，是極其強烈的攻擊衝動。

正如清人趙翼所說：「雄猜好殺，本其天性」。按照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的見解，人的個性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種精神活動交互作用的結果。

據精神分析學派稱，人的性格與其早期經驗、特別是個體最初5年的生活經驗有關。

不論嬰幼兒時期的經驗對朱元璋性格發育有何影響，有一點是清楚的；在少年時代，朱元璋就體現出外向型攻擊性格。

一次，他和夥伴們到野外放牛，大家肚子餓了，只能在嘴上說些好吃的自我安慰，朱元璋卻打起小牛犢的主意，率領夥伴們將它殺死燒烤，大家分吃了。對於一個10歲出頭的小孩來說，這是十分大膽的行動。

在出家以後，朱元璋的攻擊衝動則有過更加明顯的發泄。一天，朱元璋掃佛殿時，不留神被神座絆了一跤，他便用笤帚把神像打了一頓；還有一天，他見殿上的蠟燭被老鼠咬壞，便用筆在神像背後寫上「發配三千里」字樣。

在寺院里，朱元璋身份最為低下，一切雜役都由他承擔，他還常受其他人的欺負，這自然使他氣憤難平。此時他無力也不敢向活人撒氣，只能把神像當作欺壓他人的人的替代品予以攻擊。

這是朱元璋性格的深刻暴露。說明他有時難以控制自己的情感，且具有強烈的攻擊慾望。一旦他獲得了權力，攻擊的對象自然也就會轉移到活人身上。

朱元璋脫下緇衣，投身戎伍之後，地位不斷上升，成為一支軍事力量的首領。值此干戈擾攘、群雄逐鹿之時，朱元璋知人善任，文有安邦之臣，武有定國之將。

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軍事家和政治家，朱元璋此時的施虐衝動被有效控制。

對朱元璋這樣的攻擊內驅力極強的人來說，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對自己這一階段的克己內省工夫印象頗為深刻，立國後還曾向李善長追述說：

「朕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眾，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因思心為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禮，則百事俱廢，所以常自檢點。」

立國之前，朱元璋也有暴怒殺人的表現。朱元璋下令禁酒，名將胡大海之子胡三舍犯禁，時大海正經營浙東，都事王愷慮其不安，請求寬宥，朱元璋暴怒，竟抽刀親手殺死三舍。

朱元璋命朱文正往鎮江西，以儒士郭子章等輔佐參謀，後文正荒淫不法，朱元璋以郭子章等不諫阻，悉數誅殺，文正部下隨從、頭目50餘人皆被挑斷腳筋。

朱元璋嚴格執法是正確的，但竟至親手殺人，株連無已，甚至使用挑筋酷刑，不可否認是有滿足自己施虐心理的因素。

對於一些拂逆其意的小人物，朱元璋也不是簡單地懲處或誅殺，而喜歡進行肉體折磨。

朱元璋賜傅友德宴，命葉國珍陪飲，並撥與歌妓十餘人。

宴間，葉國珍命歌妓脫去皂冠、皂褙子，穿華麗衣服混坐。奉命暗中監視的內官一回報，朱元璋大怒，命壯士拘執葉國珍，與歌妓連鎖於馬坊，還把歌妓們的鼻尖都削去。歌妓以聲色侍人，身份卑賤，官員有令不敢違，穿華麗衣服混坐即使觸犯法條，亦非她們之過，朱元璋競削鼻尖毀壞她們賴以為生的容顏，沒有強烈的施虐心理的人，是做不出這樣卑劣殘忍的事情的。

大明帝國建立後，太學落成，朱元璋前去觀察，見某處侈費，立命將負責督造的工部官埋於晷台下。

舍人詹希原奉命書寫太學集賢門匾額，門字右邊一筆稍鉤其末，朱元璋大怒說：「吾方欲集賢，希原欲閉門塞吾賢路邪?」競將詹希原殺死。

朱元璋再三要求臣下勇於進言，認為「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但他心胸狹窄，睚眥必報，臣下常因進言得禍。

他曾下詔免江南諸郡秋稅，不久又命征之，右正言周衡認為這樣做「是示天下以不信」，遂加諫阻。朱元璋自知理虧，接受了周衡的意見，但心裡也恨上了周衡，不久就借周衡回鄉探親遲歸一日的小放，將周衡棄市。

對酷刑的運用，朱元璋興趣越來越濃。朱元璋聽說熊宣使之妹年少貌美，欲收入宮中，員外郎張來碩勸諫說：「熊氏已許參議楊希聖，若明取之，於理不妥。」

朱元璋立時怒火中燒，令壯士用刀搗碎張來碩牙齒。

後李善長彈劾參議李飲冰與楊希聖弄權不法，朱元璋想到熊氏是楊希聖未婚妻，不由嫉恨交生，下令在二人臉上黥刺「奸詐百端，譎詭萬狀，宜此刑」字樣，又命割李飲冰之乳，立死，劓楊希聖之鼻，安置淮安。大肆施虐之後，朱元璋的心理獲得滿足，對熊氏也就沒有多大興趣了，後來又堅持將熊氏配給楊希聖。

朱元璋對殺人的手法極感興趣，花費心思創立了許多酷刑，「自凌遲處死外，有刷洗，裸置鐵床，沃以沸湯，以鐵刷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鉤人脊懸之；有稱竿，縛置竿杪，懸石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鉤入穀道鉤腸；有剝皮，剝贓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懲；有挑膝蓋；有錫蛇游等法」。

朱元璋熱衷於將人皮完整剝下保存展示，也很喜歡讓屍體長期懸掛示眾，以致連國子監這樣的育才之地也總是「懸屍連比」。

為了滿足自己的施虐慾望，朱元璋不僅喜歡殺人，還喜歡欣賞人面對死亡的恐怖與痛苦。

醫人王允堅賣毒藥與人，事發，朱元璋命將王允堅帶到自己面前，先強迫他服下他自己配製的毒藥，等毒性發作，又用糞清插涼水為他解毒，次日則將他梟令示眾。

朱元璋將此事寫入《大誥三編》，描述得非常細緻，可見此事曾使朱元璋獲得極大心理滿足，事過之後，仍覺回味無窮。

朱元璋還喜歡儀式化的死刑執行方式，剷頭會就是一例。

他「惡頑民竄跡緇流，聚犯者數十人，掘地埋其軀，十五並列，特露其頂，用大斧削之，一斧去數顆頭，謂之剷頭會」。當過和尚的朱元璋用這種獨特的方式斬殺和尚，心裡一定十分暢快。

二、洪武時期有過不少次大規模殺戮行為，小規模的誅殺更是每日不斷。

功臣集團的覆沒，是明初政治史上的大事。朱元璋對功臣集中地、成批地誅殺，主要有兩次，這就是胡惟庸之獄和藍玉之獄，兩次誅殺達三四萬人。

正如史家們所分析的，朱元璋之消滅功臣集團，主要原因有二：

1、功臣們恃功自傲，貪婪地攬取權力和財富，所行多不法；

2、朱元璋對功臣們懷有深刻的猜忌心理，將他們視為皇權的最大威脅，不除之不能心安。

兩者之中，尤以後者為要。

建國之前的龍鳳八年（1362）曾發生淮西驍將邵榮謀反和謝再興叛變事件，這無疑會在素性「雄猜」的朱元璋心裡投下一層陰影。

龍鳳十一年（1365），朱元璋曾對趙普說宋太祖收諸將兵權，大加讚賞，可見那時他已考慮到功臣威脅問題，不過，當時朱元璋還認為不一定非要使用極端手段，因而他批評漢高祖劉邦「內多猜忌，誅夷功臣」，而稱讚唐太宗李世民「能駕馭群臣，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

即位之後，開始他雖經常斥責功臣們的不法行徑，但還是予以優容，想保全他們。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權力越來越熱戀，想法也發生了變化。根據權力學原則，最高統治者與部下之間需要有一個政治空白區，這樣最高統治者地位才有保障，他才會感到安全。

所謂「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正是對這項原則的形象詮釋。

正如朱元璋所說：「創業之謀，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天下是大家浴血奮戰共同打下來的，權利的分配也就多有分享性而較少恩賜性色彩。

而且大家都起於貧賤，有的功臣還與朱元璋自小相識，一起成長，相互熟悉了解，對朱元璋很難產生臣下對君主所應具有的神聖感。

這種情形，自然會使朱元璋覺得功臣的權位離皇權太近。

每個最高統治者都需要一個政治空白區，權力欲越強，猜忌心越重，所需要的政治空白區就越大。朱元璋恰恰是中國歷史上權力欲最強、猜忌心最高的皇帝。

他不僅取消了宰相這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職位以凸顯皇位的突兀孤高，還導演了一幕歷史上最殘酷的「狐兔死，走狗烹」的悲劇，「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

作為一位由社會最底層升至社會最高層的皇帝，朱元璋既有高度的自尊，又有強烈的自卑。

正像心理學研究所證明的，自卑與自尊是一種現象的兩個方面，越是自卑感強的人，越要極力維護自尊，常把自己遭受到的微不足道的事情，看成是莫大恥辱。

強烈的自卑心理與強烈的猜忌心理、施虐心理在朱元璋身上的結合，又給許多人帶來不幸。

文字獄就是典型的表現之一。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禍》中收集了許多例子，大家耳熟能詳，此不贅引。

朱元璋由一個貧苦農民的兒子成為一代開國君主，這種巨大的成功使他的自大心理嚴重膨脹，自認為是超凡的英雄，天命的承擔者。他不僅覺得自己在統兵作戰、處理政務方面高入一籌，而且認為就是讀書為文，也比別人聰明得多。

他曾對侍臣說：「朕本田家子，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開悟，豈非天生聖天子耶?」

朱元璋政治理想的框架，是從儒家經典對上古盛世的描繪中歸納出來的，但其內容，則打上了朱元璋本人經歷和經驗的深刻烙印。他希望能「正綱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

一句話，他希望建立一個貴賤有等、上下相安、四民富足、和睦友愛的理想小農社會。

然而，儘管朱元璋為了治國安民殫精竭慮，嘔心瀝血，他所盼望的理想社會卻總是未能出現，這使他產生了強烈的挫折感。

朱元璋正是一位屬於暴躁型極端性格的人，面對政治期望不能實現的重大挫折，他是無法忍耐克制的，他必須有所發作。

將憤怒情緒直接發泄到他認為應對他的理想不能實現承擔重要責任的人身上，於是，我們就看到了對貪贓害民的官吏和不務生理的遊民的大規模嚴酷打擊，無數的人，包括許多無辜的人，死於非命，也有許多人被罰作苦役或發配充軍。

練子寧在廷試策中寫道：「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區區小故，縱無窮誅，何以為治?」

三、朱元璋的濫一系列殺戮行為，給明初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造成的影響。

應當承認，朱元璋的這些極端行為，儘管頗有些矯枉過正，但確實給平民百姓帶來一些切實好處。

平民百姓是位於社會底部的階層，常常遭受欺壓和侵害。

大體說來，當時對平民百姓生活造成嚴重損害的三類人：

是上瞞下欺、漁肉百姓、貪得無厭的貪官污吏

是力行兼并、巧取豪奪、作威作福的地方豪霸

是不事生產、敲詐勒索、為害鄉里的逸民流氓

這三類人，正是朱元璋殘酷打擊的對象。

經過這些大規模地誅戮打擊，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土地兼并，加強了自耕農的地位，減輕了強加或轉移到農頭上的各種賦役、攤派和勒索，減少了游食寄生階層的人數，使百姓增強了發展生產的能力和積極性，對明初社會從戰亂之後的殘破景象中迅速恢復和發展起來有一定促進作用。

《明史·循吏傳》在評論明初吏治時，謂「明太祖懲元季吏治縱弛，民生凋敝，重繩貪吏，置之嚴典」，「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渙然丕變矣」，確非虛譽。

但是，也應看到，朱元璋的濫殺所造成的消極影響亦是十分嚴重的。

第一，大批文人學士橫遭殺戮，使得文化界籠罩著一層濃重的恐怖氣氛，從而窒息了文學藝術、學術思想的發展。

元代以蒙古族入主中國，對南人在政治上採取壓制政策，但在文化統治方面，卻頗為疏闊，南方士人雖仕途艱難，但卻能留連詩酒，抒發胸臆。

即使是在元末的戰亂時期，由於割據群雄多採取延攬知識分子政策，文人學士們不難覓得一方安居之地。

但在朱元璋統治時代，士人們卻經歷了一場浩劫。以素有「人文淵藪」之稱的蘇州為例，元末割據其地的張士誠「頗收召知名士，東南士避兵於吳者依焉」，出現了「盛稷下之儒」的局面，文風極為昌盛。

朱明立國後，吳中士人飽受摧殘，如馳名詩壇的「吳中四傑」高啟、楊基、張羽、徐賁，竟無一人免於朱元璋之毒手。

著名士人駢首就戮，使文化事業遭受了無可挽回的損失，而尤為嚴重的是，倖存下來的士人為保護身家性命，不得不對自己的思想感情嚴加鉗制，這就從根本上斷絕了文學藝術和學術思想的生命力。

《明史·儒林傳》謂明初儒者「皆朱子門人之支流余裔，……篤踐履，謹繩墨，守先儒之正傳，無敢改錯」，可見其時文化學術已陷入了極其嚴重的僵化保守境地。

第二，朱元璋對功臣宿將的集中屠戮，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軍事力量。

戰爭是由人進行的，軍事人才是軍事力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經過長期戰爭的檢驗和磨練，明初中央政府擁有許多富於才幹的將領，他們奉命四齣征討，練兵屯守，起到很大作用。

這些將領功高震主，對中央集權構成威脅，朱元璋加以打擊、限制，也是勢所必然。但是，朱元璋採取了毀滅性打擊方式「元功宿將相繼盡矣」，遂致中央政府缺乏將才。

朱棣在朱元璋死後敢於發動「靖難之役」，這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

建文帝的失敗，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經過朱元璋的大肆誅戮，他無將可使。

首先派出的耿炳文雖是倖存下來的老將，但缺乏總制大軍的經驗；繼爾派出代替耿炳文的李景隆，更是缺乏軍事才能的紈袴子弟。

以致朝廷方面在軍力上雖佔據優勢，卻節節敗退，最終帝座易主。皇家內部的這場爭鬥，使剛剛從元末戰亂中恢復起來的社會經濟再次遭受摧殘，對此朱元璋是不能辭其咎的。

第三，朱元璋雖然採取一系列措施恢復和發展經濟，但他過分地實施誅戮政策，也在某種程度上給經濟帶來損害。

在懲治貪官污吏時，朱元璋提倡徹底清查，《御制大誥·問贓緣由第二十》規定：

「如六部有犯贓罪，必究贓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賄於部，則拘布政司至，問斯贓爾自何得，必指於府。府亦拘至，問贓何來，必指於州。州亦拘至，必指於縣。縣亦拘至，必指於民。至此之際，害民之奸，豈可隱乎?」

這樣做固可使貪吏無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卻也易生流弊，審理者務為嚴酷以當上指，株連蔓引，往往累及無辜。

如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對富戶過分地誅戮打擊，對社會經濟發展也會帶來負面影響。

一向富饒的蘇州在明初陷於殘破，除戰爭因素之外，朱元璋的嚴酷打擊也是重要原因。

第四，朱元璋缺乏節制的誅戮行為，對官僚集團的素質和行政績效也造成不利影響。

其一，許多優秀人才不願進入官僚行政機構，而是「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朱元璋雖設「寰中士大夫為君用」之科加以網羅，終有遺逸。

其二，自願或被迫進入行政機構的優秀人才，也難以施展其才，許多人甚且不保首領，正如茹太素所說，「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使」。

其三，在恐怖氣氛下，官員唯唯諾諾，畏首畏尾，很難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而且，朱元璋一味以嚴刑恫嚇臣下，「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

其四，朱元璋依靠誅戮手段使官員隊伍不斷得到更新，固然可使奸惡官吏不致長久為非，但也使一些循良官吏無法實現其利於百姓的政策措施，如循吏方克勤很有治績，受到朱元璋嘉獎，後「為屬吏程貢所誣，謫役浦江，復以空印事連，逮死」。

此外，朱元璋的濫殺，還給後代子孫樹立了惡劣的樣板。

朱棣之誅殺建文臣子，手段極其殘酷，不能不說是受了乃父先例的影響。

明武宗、世宗為諫諍事，一次杖殺朝臣十幾名，從中也可看到朱元璋濫殺的影子。

綜上所述，朱元璋之所以「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把重典政策奉為治世圭臬，是由他的個性決定的。在他身上，存在著強烈的攻擊衝動和施虐偏好。

明朝建立前，為了實現創業大計，他基本上克制住了自己的情感不使之暴發，但在正式登上皇位後，則開始放縱自己的本能衝動，而且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冷酷暴虐，成為心理嚴重變態的殺人狂。

他不僅濫殺無度，而且對殺人手法有著非同尋常的興趣，創製了許多慘無人道的新奇酷刑。

功臣集團的覆沒，與朱元璋深刻的猜忌心理有關；文字獄的出現，既與猜忌心理有關，更與其自卑心理相連；至於對害民官吏和遊民逸夫的誅戮打擊，則與其政治理想不能實理造成的挫折心理是分不開的。

朱元璋的濫殺，雖有助於清除貪官污吏、地方豪霸、逸民流氓等各類害民者，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有促進作用，但也造成十分嚴重的消極影響，如窒息了文學藝術和學術思想的發展，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軍事力量，降低了官僚集團的素質和治政績效。

先秦時期，統治者就將禮與刑奉為治理國家的兩大原則，秦漢以來，歷代帝王更是多將儒、法之道融匯運用。

刑罰之設，自不可免，最高統治者大權在握，濫殺之舉亦不鮮見。不過，像朱元璋這樣殺人如此之多、手法如此殘酷的君主，在歷史上也是為數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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