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斌：一百多年前關於「中國人氣質」的一場辯論——章士釗與《旁觀者》通信

明恩溥的《中國人氣質》以及《旁觀者》周刊上英國人對章士釗的回應，不管作者是否對中國具有善意，都體現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對於中國文化的輕視。章士釗受到明恩溥著作和《旁觀者》通信的刺激，結合自己對於英國社會的觀察，開始從文化比較的角度來反思儒家傳統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

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的《中國人氣質》一書在1892年出版以後一直是西方人了解中國人的重要參考，其影響至今仍然存在。按照何偉亞的說法，此書利用了19世紀末流行的種族主義人類學的方法，把中國人放在比歐洲人劣等的位 置，其實屬於以人類學知識的面貌出現的殖民話語。章士釗在英國留學的時候讀到了明恩溥的《中國人氣質》，十分不滿，投書於《旁觀者》周刊（The Spectator）提出抗議，得到了明恩溥本人以及兩個英國人的回應。針對這些回應，章士釗再次投書，又得到兩個回復。這組通信並沒有收入任何文集，也從未引起學界注意。本文認為，這些通信對章士釗的文化觀產生了深刻影響，並通過章士釗而影響到了新文化運動的緣起。

在英國社會生活了近兩年之後，以中國文化為榮的章士釗對於英國人有關中國和中國人的成見有了直接的體驗，深覺困擾。

《旁觀者》創辦於1828年，至今仍然活躍，是英語世界連續出版時間最長的期刊。這是一份以政治和文化藝術評論為主的刊物，傾向於保守主義，其編輯崗位是邁向英國政壇的跳板。章士釗於1908年來到英國，第二年與楊昌濟、楊篤生一起進入蘇格蘭著名學府阿伯丁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章士釗給《旁觀者》的第一封信發表於1910年8月13日。信中說，在世界的目光里，中國在相當程度上被歪曲並誤判了，這一方面是由於傳教士的誇張報道，另一方面是由於你們（報刊）的錯誤觀察，而傳教士尤其需要為傳入你們國家的大多數有關中國的信息負責。中國有四千年歷史，四億人民，四百萬平方英里的土地，要了解她是不容易的。明恩溥博士雖然宣稱「講述真相且只講真相」，但是實際上卻差得很遠。主要的問題在於，傳教士在中國所接觸到的人都屬於下等階級，下等階級中雖然不乏善良而值得信賴的人物，但是由於中國教育制度的缺陷，他們絕大多數都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既不能代表中國人，也沒有能力準確地向傳教士介紹自己的同胞。傳教士們還從為他們充當翻譯的買辦那裡獲取信息，而這些買辦雖然能說洋涇浜英語，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知識水準甚至人品都比較低下。希望你們更多地與中國比較高等的階級接觸，並且派出受過更好教育的傳教士。

通過在中國從事貿易、戰爭、傳教、外交的西方人傳回的信息，英國人在20世紀初的時候已經積累起了相當豐富的中國知識。這些知識中雖然有客觀的成分，但是因為生產、收集、傳播、接受這些知識的人大多把中國人當作有待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教化的民族，因此其中不乏刻意貶低和誇張失實的信息。在英國社會生活了近兩年之後，以中國文化為榮的章士釗對於英國人有關中國和中國人的成見有了直接的體驗，深覺困擾。他在給《旁觀者》的信中沒有針對任何具體的中國知識進行辯駁，只是籠統地認定這些知識大多是傳教士生產的，並且在相當程度上是錯誤的。他的論據有兩個，一是傳教士所接觸到只是下層人物，二是傳教士本身的文化程度也不夠高。

章士釗在信中提到了明恩溥，並直接引用了其《中國人氣質》導言中的詞句，顯然明恩溥是他所批評的傳教士代表。明恩溥在那篇導言中明確承認，他對中國人的觀察主要來自他所傳教的村莊，所以章士釗的第一個論據是有根據的。但是他有關傳教士文化程度不高的抱怨卻不適用於明恩溥，因為後者實際上受過良好教育。明恩溥1845年出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一個牧師家庭，參加過美國內戰，1867年畢業於比羅耶特學院（Beloit College）,後又肄業於紐約協和神學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和紐約外科醫學院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New York）。1872年受美國公理會派遣來華，在天津、山東等地傳教。他出版過9本有關中國的書，《中國人氣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本。1906年，明恩溥向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建議把部分庚子賠款用於中國學生的留美教育，獲得批准，其後胡適等人的留美、清華大學的建立均受益於此。

章士釗的信發表的時候，明恩溥剛參加完1910年愛丁堡世界宣教大會，尚未離開英國，讀到章信後立即做出回應，發表於8月20日的《旁觀者》上。與章士釗的尖銳措辭相比，明恩溥的回應顯得非常低調。他承認，在中國，與在日本和印度一樣，理解其內層與上層的生活是困難的。但是他又指出，在1900年以後，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觀，尤其是在較大的通商口岸，傳教士現在有很多機會與過去無法接近的官僚和精英階層進行交流。一些有影響的中國人，如天津的張伯苓，最近也加入了基督教會。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同情，而不是批評。基督教是西方人所能與中國人分享的最好禮物，傳教運動從未像現在那樣順利。

明恩溥《中國人氣質》書影

一個星期後，8月27日的《旁觀者》又發表了兩篇針對章士釗來信的回應。其一是愛丁堡醫學博士阿列克斯·沃克（Alex Walker）寫的。他說，明恩溥因為自己是傳教士，不大好為傳教士辯護，他本人跟傳教無關，可以為他們說句公道話。他在阿伯丁大學和愛丁堡大學接觸過許多中國留學生，知道英國人對於中國國民性的錯誤認知給他們留下了痛苦的印象。但是英國人的錯誤信息主要來自那些環球旅行家，他們對中國的認知主要來自「買辦」以及他們自己在通商口岸的短暫經歷。另外在中國經商和辦理公務的英國人傳回來的報告有時候也不值得信任，因為出於自私的理由他們對中國經常抱有敵視態度。傳教士們的報告則完全不同，他們為我們描述的是一個有教養、熱愛和平、勤勞的民族，值得我們尊重甚至崇拜。傳教士們所創辦的廣學會在過去20多年中為中國的教育改革做了很多事，它無私的服務贏得了中國政府的信任，已故政治家張之洞也曾是廣學會的捐款人。指責傳教士歪曲中國，批評他們無知，這是很不公平的，因為很少有人比他們更同情中國。

另一篇回應來自赫伯特·艾倫（Herbert J. Allen），此人曾任英國駐牛庄領事，著有《早期中國史》。這位退休外交官可不像明恩溥和沃克那麼友好，他的語氣是尖刻的。他說，章士釗的信很難回復，因為此信雖然指責傳教士的報告誇張失實，卻小心地避免了列舉任何一個具體事例。傳教士的翻譯也不是章士釗所謂「買辦」，後者是外國商人雇來從事貿易的。了解中國人確實是困難的，因為他們由許多民族組成，習俗各不相同，但現在我們比明恩溥博士18年前撰寫《中國人氣質》時了解得更多了。中國人總是喜歡誇耀他們民族的古老歷史和祖先的卓越成就，但是他們最早的歷史學家在公元前100年所寫的有關公元前2200年大禹治水的故事可能是偽造的。1900年，圍攻英國駐北京使館的恰恰是上等階級，幸運的是，中國下等階級的基督徒們為擊退此次圍攻提供了實質性的幫助。

艾倫看出章士釗希望外國人把文化精英作為中國人的代表，便用已經在英國被徹底污名化的義和團運動為例，指出既然中國的上等階級參與了圍攻使館，而下等階級的基督徒幫助保衛了使館，可見上等階級不見得比下等階級更好，關鍵要看是否接受基督教。

總的說來，章士釗本來關心的是中國和中國人形象被歪曲的問題，而三位回應者對此不是太在意，在不同程度上承認了認知上的不足與偏差。他們所不能接受的是章士釗對於傳教士的輕視以及不自覺地流露出來的中國文化自信，他們要強調基督教的文化優越性。

1910年8月13日《旁觀者》封頁

明恩溥致《旁觀者》的迴音

章士釗致《旁觀者》的第二封信

明恩溥的平和以及沃克的辯護讓章士釗改變了對傳教士的態度，在9月10日發表於《旁觀者》上的第二封信中他解釋說，他的第一封信無意於貶低傳教士為中國作出的貢獻，只是希望傳教士和中國人之間消除誤解以便建立起更好的關係。

章士釗第二封信的主要篇幅用於駁斥艾倫對中國古文明的批評。他說，儘管英國人也為他們自己的歷史成就感到驕傲，但是艾倫先生卻不認為中國人可以為中國古代的成就而感到自豪，這是自相矛盾的。儒學在中國人看來不是一種宗教，但是孔子及其門徒給中國人和日本人帶來了一套精緻的道德體系。忠、孝、節，以及其他一些品德是中國教育的基礎，凡是學過一些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這些品質的影響力。道德之美在中國古代的任何時候都不是一種罕見的奇蹟。在公元前400—300年間中國擁有的哲學家，包括孔子在內，恐怕比希臘還多。中國2000年前的古籍中就包含了與現代科學相對應的一些因素。雖然中國後來再也沒有出現如此睿哲的年代，但是並不能因為後人的不肖而輕視古人的智慧。有些中國學生從西方回國，沒有帶回什麼真正的學問，卻處處以中華文明的革命者自居，他自己不想成為這樣的人。艾倫先生所提到的大禹的故事，中國人並不認為那只是一個傳說。即使是傳說，也決不是公元前100年的那個史學家發明的，因為在他之前1000年就有記載了。艾倫先生認為那是傳說，應該提出證據才有說服力。

艾倫在9月24日的《旁觀者》上對章士釗的第二封信作出了回應。他說，章先生認為孔子給了中國人一個精緻的道德體系，但儒學不是宗教，如果是這樣，基督教和儒學怎麼會發生衝突呢？章先生認為在公元前400—300年間中國的哲學家比希臘還多，其實正是在「哲學」方面，孔子無法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相提並論。而且孔子生活的年代一般認為是在公元前550—478年。孔子的著作只有《春秋》，那是魯國的一個最簡略的大事記，如果不是左丘明的注釋是不能成為歷史的，當然更不能稱為哲學。至於章先生所謂2000年前古籍中所包含的現代科學因素，希望他能標出具體的書名和段落。

顯然，艾倫不認為孔子在哲學和歷史方面有任何值得稱道的成就，也不認為中國古代有什麼科學成就。同時他認為，既然儒學在中國與基督教發生了衝突，就說明它也是一種宗教。

在同期《旁觀者》上還發表了另一位退休外交官對章士釗的回應，作者阿林格（Clement F. R. Allen），曾經做過英國駐福州、北海等地的領事，甲午戰爭的時候任英國駐煙台領事。阿林格在信中說，有證據表明，中國人是在大約公元前2000年的時候從西亞遷徙過來的，把西亞的宗教也帶了過來。在他們的《書》和《詩》中，萬能上帝的概念已經存在。從他們的遷徙歷史來看，他們應該與《創世記》中亞伯拉罕等人的祖先有親戚關係。原始的一神論在中國從未消失。儘管有佛教、道教、祖先崇拜以及無數其他的民間信仰，對上帝的崇拜依然是中國的國家宗教。皇帝作為大祭司每年都要在北京的天壇代表他的帝國祭拜上帝。章士釗先生的兩封信說明，有教養的中國人一直渴望證明，他們的同胞本來就擁有我們西方人希望與他們分享的那種知識。他們這種自然的情感表明基督教通往他們內心的道路是通暢的。

阿林格的西亞移民說以及中國上帝西來說只是當時的一種假說，在學術上並不可靠。他的信中實際上包含著這樣的邏輯：如果中國人真像章士釗所欲證明的一樣，自古以來就有一個精緻的道德體系，那也並不奇怪，因為他們的宗教本來也像基督教一樣是從西亞起源的，他們從來就沒有放棄過對上帝的信仰。也就是說，在阿林格看來，只有基督教和上帝才可能成為任何精緻的道德體系的來源。

赫伯特·艾倫和阿林格在宣揚西方文化的優越性方面的立場是一致的，但是論證方式各不相同。艾倫採取的是直接貶低中國古代文化和孔子成就的辦法。阿林格的方法更加隱蔽，他提出，中國人從西亞帶來了對上帝的信仰並保持至今。通過這種假說，他就可以把中華文明的成就歸功於上帝信仰，而把中國的問題歸結為尚未全面接受基督教。

《早期中國史》書影

兩位英國前外交官的回應先是讓章士釗感到憤懣不平，繼而又引發了他的反思。一個多月後，他於1910年11月9日北京出版的《帝國日報》上發表了《中國之本撥矣》一文，表達了他在這場爭論後的兩點覺悟。

第一，在西方人眼裡，中國並非文明古國，而是一個「野蠻半化」的民族。本來章士釗也像那個時代的許多中國人一樣，認為雖然中國的「物質之學」不如西方，但文化方面並不落後，總歸算是一個禮儀之邦，西方人對此也是承認的。他給《旁觀者》寫第一封信的時候，還是抱有這種觀念的，所以他以為明恩溥《中國人氣質》的主要問題在於作者沒能通過接觸中國的精英階層而了解中國文化的精華。通過艾倫和阿林格的回應，章士釗終於明白，這些西方人所輕視的是中國文化本身，他們想用基督教文明來改造中華文明。

第二，在養成良好的社會風尚、國民道德方面，儒家名教在中國不如基督教在英國那樣富有成效。章士釗對於基督教對英國社會的教化作用給予高度評價：「耶教者，英之國教也。英人遵之而國治，隆人品修，上有禮，下有學，稍習英事者，能言是教之得力處也。」而名教影響下的中國怎麼樣呢？「邇來吾國民德之墮落，一日千里。見利忘義，已成錮習。嗜賭習墮，萬民一致。素能自樹者，不難於一日為洪爐化去。浮偷之性，深隱不可拔除。」兩種文化的教育作用如此懸殊，「則西人因而疑吾國為無禮教，吾縱有蘇張之舌，何以與辯？」需要指出的是，章士釗在這裡所比較的僅僅是名教和基督教的社會作用，而不是兩者本身的內涵。章士釗一向視文化為立國的根本，現在意識到儒家名教的教化效果很差，便大聲疾呼：中國的國本快要斷絕了，「急培之，急培之！」

辛亥革命後，章士釗回到上海擔任《民立報》主筆，適逢吳稚暉等人發起進德會，意在改良社會。章士釗在1912年2月26日的《民立報》上發表《論進德會》一文，對比了國內基督徒和儒教徒之間的道德差異。他說，從教會學堂出來的中國人，往往具有相當學識，「上足以進德修業，下足以食力自養」。而反觀崇奉儒教之士，「則蓄妾與狎娼，歐人所詆為獸行者，而吾達官名士為之而不疑，以致吾家庭無絲毫之生趣」。他甚至激烈地聲稱，剛從歐洲歸來者，難免會有中國「在道德上已是亡國」的感想。

二次革命後，袁世凱宣揚孔教，章太炎撰《駁建立孔教議》，認為儒學不是宗教，佛法也不是宗教，中國文化的好處就在於不立宗教。章士釗因參與二次革命而逃亡日本，於1914年5月創辦了《甲寅》雜誌。創刊號上，章士釗發表《孔教》一文，轉引了章太炎的文章，贊同其儒學非宗教的立論，但不同意其鄙薄宗教的看法。章士釗在指出了基督教徒「頗能守分盡義」而孔子之徒往往「縱慾敗度」之後，進一步分析了基督教與儒學社會效果不同的原因。他認為，基督教能夠面向普通民眾傳教，而儒學的傳播範圍狹窄，可謂「系統不出乎師弟子，範圍不越乎大學書院」。孔子之徒祭拜孔子，就像木匠祭拜魯班一樣，是在向他們的祖師爺表達敬意，與民眾無關，所以不能產生廣泛的社會作用。

章士釗對於孔教的批評，受到國內學者的質疑。學者張尓田連發四函，告誡章士釗不要冒犯眾人尊敬孔子的心理。章士釗將其來信刊於《甲寅》第一卷第三號，並在答覆中重申儒學效果不如基督教的理由。他說，「所謂教，無論其為名教，或為宗教，而要歸本於化民成俗，斯效不著，焉用教為？」歐洲人因為信仰基督教而能「成其美俗」，那麼中國的風俗不美，就只能怪我們所信仰的名教不如人家有力了。

1915年5月，章士釗在《甲寅》上發表的《功利——答朱存粹君》一文，從對於儒學社會效果的反覆批評，發展到對於儒學根本觀念的批評。中國信奉儒學，為什麼社會風俗還是不好呢？章士釗指出，這是因為「儒生多為不適人性之學說，國家不立淬勵人才之法制，人生正當之功利心，無所寄託，遂迸出於貪詐傾巧盜賊姦宄之途也」。為此，他提出要用適合人性的功利主義來對儒家的根本觀念加以革命：「欲整飭吾國之倫理，當於儒先所持根本觀念，加以革命。是何也？儒先治己之律曰苦，今當易之曰樂也。……以苦為則，斷非人類共以為適之端，苦之對義為樂，惟樂可語於是，故曰當易之以樂也。」

明恩溥的《中國人氣質》以及《旁觀者》周刊上英國人對章士釗的回應，不管作者是否對中國具有善意，都體現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對於中國文化的輕視。章士釗受到明恩溥著作和《旁觀者》通信的刺激，結合自己對於英國社會的觀察，開始從文化比較的角度來反思儒家傳統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起初他的批評集中在儒學的社會效果方面，還沒有針對儒學的內容本身。到1915年，他開始要求對儒學的根本觀念進行革命，可謂得風氣之先。從章士釗文化觀的這段進展來看，在對於殖民話語進行抗議之後，他既沒有簡單地否定殖民話語中的所有信息和觀點，也沒有屈服於這種話語。他把殖民話語的刺激作為他進行文化反思的契機，探索了中國新文化的可能方向。

根據魏定熙的研究，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雜誌是跟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之間有著重要聯繫。1915年下半年，章士釗因為參與雲南的護國運動而中止了《甲寅》的出版，這給陳獨秀出版《青年雜誌》提供了一個契機。《青年雜誌》的作者，如李大釗、高一涵、胡適、易白沙、楊昌濟、吳虞、吳稚暉、蘇曼殊、謝無量、劉文典等人，本來都是《甲寅》的作者，陳獨秀本人則不僅是《甲寅》作者，還曾參與其編輯事務。《甲寅》有關個人權利和自覺的主題，也是《青年雜誌》持續關注的主題。

魏定熙沒有提到的是，《青年雜誌》以及改名後的《新青年》對於孔子和儒學的批評，本來也是章士釗在《甲寅》上堅持的一個主題。而章士釗對於儒學的批評姿態，正是由本文所引的那組《旁觀者》通信激發的。

在雜誌的欄目方面，《旁觀者》《甲寅》和《青年雜誌》也有傳承關係。這三份期刊都是政治評論和文化評論並重，也都刊登原創的文學作品。在流亡日本創辦《甲寅》之前，章士釗曾於1912年在上海創辦《獨立周刊》，發刊詞中他明確表示《旁觀者》是他在英國最喜歡讀的雜誌，他編雜誌的目標就是要做「東方司佩鐵特」，即東方的《旁觀者》。《旁觀者》所設的通信欄，在中國當時的中文期刊中十分罕見。章士釗因為那組《旁觀者》通信的緣故，很喜歡這個欄目，在《獨立周刊》和《甲寅》上都開闢了通信欄，都非常成功。後來《青年雜誌》和《新青年》也開闢了類似的欄目，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道亮麗風景。

明恩溥的《中國人氣質》1896年被澀江保譯成日文，魯迅在20世紀初留學日本期間讀到了這個日譯本。根據劉禾的研究，魯迅的國民性批判深受此書的影響，直到1936年去世前不久，魯迅還提到此書，希望中國人能將其譯成中文並反省自己的不足。以魯迅作品為代表的國民性批判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而明恩溥的《中國人氣質》成為魯迅引導國人進行自我反省的資源。可以說，明恩溥的著作雖然屬於何偉亞所說的殖民話語，卻以魯迅和章士釗為中介，經過他們的創造性轉換，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影響到了新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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