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閥混戰的北洋時期，有個機關不畏強權敢與總理叫板，獲得點贊

歷史教科書中對北洋時期的政治統治描繪得十分不堪：軍閥混戰，百姓流離失所。實際上，北洋政府並不是一無是處，比如在司法獨立方面做得就很不錯。

1913年3月20日，積極推行憲政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遭到暗殺，舉國憤怒。事件發生後，上海警察局抓獲了涉案的應桂馨等人，並查獲了應桂馨與國務總理趙秉鈞的來往電報，這些電報公開後，輿論嘩然，人們把懷疑的目光紛紛對準袁世凱。

宋案發生在上海，按屬地管轄的原則，應歸上海檢察廳辦理。那時，上海只是江蘇省所轄的一個縣，面對涉案人員趙秉鈞國務總理的特殊身份，檢察廳的工作人員沒有絲毫顧慮，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事。5月6日，上海檢察廳向北京檢察廳發出傳票，請北京檢察廳傳解犯罪嫌疑人趙秉鈞到上海候質。趙秉鈞當然不願意到上海接受訊問，但他也沒敢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阻撓辦案或公然抗拒法律，而是以有病為由逃避偵訊，並給北京檢察廳寫了一份情況說明。

趙秉鈞是想使案件不了了之，但上海檢察廳卻並不放棄。5月30日，在重要嫌疑人缺席的情況下，該廳依然開庭審理此案。在庭上，原告代理律師請求上海檢察廳發出提票，強行拘傳趙秉鈞等人到案，此提議得到上海檢察廳的認可，但因被告律師質疑法庭的開庭資格，法官只好宣布退庭。小小上海檢察廳在中國司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北京的司法檢察機關同樣敢跟總理叫板。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向徒手請願的學生開槍，當場打死47人，打傷二百餘人，人們紛紛譴責政府的暴行，政府一時成為眾矢之的。政府極力為自己開脫，對學生進行誣衊。但此時，北京的司法檢察機關站了出來，對該事件依法進行司法調查。他們依據自己的調查結果，公開了事實真相，指責段祺瑞政府誣衊學生的可恥行徑，要求陸軍部嚴辦肇事軍警，並要求追究總理的刑事責任。

魯迅告贏教育總長章士釗一事，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北洋政府時期司法機關的獨立程度。因對魯迅在女師大風潮中的表現不滿，章士釗於1925年8月12日呈請段祺瑞政府免去魯迅教育部僉事的職務。被免職後，魯迅拿起了法律武器，向平政院遞交了一份起訴書，狀告章士釗「程序違法」。章士釗是段祺瑞的紅人，具有相當的人脈關係，但歷史資料上也未見其敢利用自己的權力對平政院施加壓力。平政院最終判決魯迅勝訴。

近代司法獨立思想源於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制衡思想，到了北洋時期，先後出現了五部憲法，都是以「三權分立」為基本原則制定的。在這樣的制度下，尊重司法獨立成了當時人們的普遍共識，北洋時期也終於出現了一絲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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