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後期城市化第一集：內憂外患，對世界霸權過分依賴

清代後期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黑暗時代，給國人留下了慘痛的回憶和教訓。今天小編要來給大家分析一下晚清在半殖民地統治下是如何推進城市化的。

鴉片戰爭爆發之後，清朝飽受外國的侵擾；西方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日漸加劇，這一現象一直持續至1911年。

中國曆來閉關的時間並不長，但清中期以後近乎長期閉關。雖然如此，外貿仍然對國計民生產生巨大利益，直至19世紀20年代仍如是。但對外貿自然需求的過分壓制，導致非法的走私活動，特別是鴉片的走私猖獗。

外貿的轉變因而成為清廷的大事，而大量白銀的流出也使中國錢幣貶值，如1兩銀在1820年可兌1000錢，但在1845年則可兌2200錢。由於國稅是以白銀繳納的，銅幣的貶值直接地打擊了農民和一般民眾。對於列強走私鴉片的不法行為，軟弱的清朝海軍卻無法制止，反使中國變成他們魚肉的對象，往往借故挑起中外海戰。

西方列強，特別是英國、西班牙和荷蘭，自17世紀起，通過一連串的征伐，在亞洲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將他們的影響擴展至東方。他們的一個重要策略，便是在戰略性的大陸沿岸建立起一系列的「條約港」（treaty port，中國文獻一般稱「對外通商口岸」）。關於這些特別的港口城市，Murphey（1969）介紹了它們的性質和功用：

西方在亞洲建立的所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港口，都是外來系統的灘頭堡。這些港口對本地的對外貿易擁有半專利性質。它們亦擁有機械化生產、銀行、保險和資本市場，以及遠途貿易。同時它亦建立了最早的技術和普及教育，開設了全國性的新聞傳播業，促進了知識界的發展，並激勵了亞洲民族主義的抬頭……

這些城市的國際性以及中西方的混雜令人關注到它們一個新的功能，即通過海上貿易，以及作為推動國家統一的新核心，成為遲來的中西方衝突的交接平台……

和19世紀、20世紀初的其他亞洲國家相比，外國對中國主權的蠶食最初是依賴18世紀和19世紀初的非法鴉片貿易。

其後，他們通過1842年的《南京條約》、1856年的《虎門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確立了鴉片貿易的合法性，以及他們在中國的治外法權，開始條約港、通商等權力。但在這些條約中，中國對廣大的農村國土和農業行業仍保有其主權。其後1895年的《馬關條約》使外國的影響擴大，深化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

合法的鴉片貿易和低關稅率造成了一種不利於中國本地經濟的新外貿形態，令大量白銀流出國外，造成本地幣值下降，加深了農民的不滿，動搖了儒家的以農立國和相關的「民為本」「天命」的理念。為了平衡財政，清政府在1853開始了新的內貿通過稅——厘金，對本地手工業和農戶造成了進一步的經濟打擊。這使一直比同類進口產品更有競爭力的本地棉布和照明用桐油等受到進口產品排擠，因為後者除了低關稅外，亦免付厘金。同時，清軍在海上和陸上更被日軍大敗，相關的停戰條約——《馬關條約》（1895）成為對清廷的一個新的沉重打擊。新條約使列強取得了在中國內地從事開礦、製造業、建築業、商貿和運輸的新權利，造成列強對中國的全面盤剝。

嘉慶年間開始的由白蓮教和天理教領導的農民起義延續了約半個世紀，使清朝耗用軍費達二億多兩；之後大型的太平天國起義又在1851—1864年間席捲了約半個中國。單是太平天國之亂，就直接導致了2000萬人死亡。持續的農民起義以及苗、回等邊區少數民族在1851—1878年的起義，相繼動搖了清朝儒學治國的根本。

以上就是全部內容了，後續小編會從另外兩個角度出發，繼續分析晚清的城市化發展，喜歡的朋友記得點贊關注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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