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的媒介觀

媒介觀是特定主體的媒介認知，指的是研究者對研究所涉及的具體媒介（主要是報刊）的認知、理解和定位，亦即研究體現出來的技術取向。從現階段國內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對報刊功能和新聞活動的理解，以及研究對象範圍與研究路徑選擇來看，主要存在工具觀和中介觀這兩種媒介觀，前者把媒介看作是認識世界的手段或載體，後者則認為媒介是社會交往的連接和焦點。

觀照新聞傳播思想史媒介觀的重要性

近年來，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蔚為大觀，既有宏觀層面的史論研究，如對現代新聞觀念興起的總體性考察，也有中觀層面的觀念類型研究，如中國共產黨早期宣傳思想研究，還有微觀層面的具體觀念或主張的研究，比如清末民初報刊的職業思想和專業思想研究、《大公報》「四不主義」研究等。少數研究（如新報刊史研究）已經具有鮮明、自覺的媒介觀，既考察文本思想，又觀照媒介實踐，超越了對近代報刊的工具化理解，跳出了結構功能主義範式的窠臼，開闢了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但大部分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雖能體現出某種媒介觀，卻尚未對媒介形態與傳播思想之間的關聯予以明確揭示。

事實上，堅持何種媒介技術觀、採用何種媒介技術取向，對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至關重要。第一，關係到研究路徑的選擇。將媒介認作工具、手段或載體，還是中介、連接和焦點，意味著該研究採用的是結構功能主義的結構化路徑抑或知識社會學的建構性路徑，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路徑，會導致不同角度、不同傾向性的結論。第二，體現出研究者的哲學認識觀。純粹把新聞傳播思想看作主體利用新聞工具產生的意識或觀點，就代表著一種主客體二元對立的哲學觀。如若把新聞傳播思想理解為主體圍繞著中介產生的社會實踐觀念，那就體現出主客間性的哲學觀。哲學觀是主體認知世界的根本觀念，不同的哲學觀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研究者對新聞傳播思想的認知。第三，影響到研究的豐盈性與持久度。當僅把媒介視為獨立於主體的工具，那思想就是脫離於技術和實踐而獨立存在的，分析對象就成為光禿禿的思想文本；要是將媒介看作社會網路中的節點，那思想就是不同要素並置後相互作用的產物，研究對象就從文本擴充到了活動或實踐。如此，不同範圍的研究對象會影響到特定研究主題的廣度與深度。因此，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必須觀照自身的技術取向，認識並明確不同媒介觀的優缺點，這是推進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成熟化的必然步驟。

工具觀：媒介是認識世界的手段或載體

作為傳播學的主導範式，結構功能主義採納的是一種工具主義／手段主義的技術觀，即把任何時代的媒介技術都理解為一種中性的客觀的工具、手段或人類行為，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把這叫作「工具的和人類學的技術規定」。在結構功能主義的意識形態下，新聞傳播活動就是主體作用於客觀世界的一項社會活動，是新聞傳播主體藉助於某種媒介從而認知世界的過程。媒介只是處於人的操控之中，並服務於人類的技術形式，如此，人的主體性被無限拔高，目的性被合理化，媒介的物質效應被弱化，媒介的技術特質被淹沒。在這種主客二元對立的取向下，新聞傳播思想就成了獨立於新聞活動、社會實踐和文化環境的內在意識與純粹精神範疇，「思想的變遷就成了不同時期文本內容的串聯，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則通常抓住一些重要人物的觀點或者陳述，以摘章尋句的方式連綴起前後的邏輯承繼，至於個人經歷和社會環境，一般都是作為一種背景添加，以說明思想觀念變化的客觀原因和依據」。

這樣，在主觀與客觀對立之外，又形成了思想與實踐的二分，如理論與實踐、意識與行為、觀念與行動、知識與活動、價值與事實、應然與實然、內在與外在、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抽象與具體、概念與現象，似乎都是可以孑然而立的。比如有關於《大公報》「四不主義」觀念演化的研究，在相對形而上的層面，以時間為線索，將之作為一個「觀念單元」「普遍觀念」或「永恆問題」來探討，走到了一種觀念絕對論上去，這些研究在類型上類似美國哲學家阿瑟·洛夫喬伊（Arthur Lovejoy）的觀念史研究，目光較集中於某個思想家的言說，以及被反覆確立了的「經典」上面，以至於陷入「從觀念到觀念、從思想到思想」的僵化路徑中，難以察覺思想的脈絡、情境和場域。傳播學者黃旦評價這類思想史研究，「始終懸掛在一棵樹上蕩蕩悠悠，始終要抽離出獨自存在的純思想和純現實、純意識和純行動，從中做著反映與被反映、指導與被指導、制約與被制約的因果驗證或推演，不能拓展出一個新的視野」。

中介觀：媒介是社會交往的連接和焦點

近年來，中國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已經在擺脫結構功能主義範式的束縛，知識社會學的建構範式，在對媒介的認識上借鑒媒介環境學派、德國媒介理論或媒介實踐理論的技術觀。法國媒介學者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認為，媒介代表了一個生態系統，是勾連周遭關係與事物的中介。技術中介觀實際上是對媒介技術構設與重置周遭環境能力的重視。這樣一來，所有的新聞活動、傳播活動、傳承活動都成為圍繞著媒介的焦點實踐，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主體的人被包含其中，人、機構、制度、環境、技術融為一體，主客體的二元對立被消除。任何對新聞、新聞活動、新聞事業、新聞觀念等的研究，須關注廣闊的媒介實踐以及媒介參與的社會實踐，關注媒介、人、社會等不同實踐元素的持續互動，觀念如何通過個體行動嵌入到社會實踐的過程。

從實踐理論出發，思想與行動的分離也有了改善的可能，新聞活動主體的思想觀念和個體行動不斷互相轉化，行動是認識的客觀化，認識是行動的主觀化，它們共存於報刊實踐當中，並遵循著特定媒介的技術邏輯。如此一來，新聞傳播思想就不是一個可以隨便擇取或割裂的範疇，而是共同實踐的構成部分；也不是一種穩定的思想背景，而是在實踐中動態生成的。在這種媒介觀下，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就是實踐導向的、問題導向的，注重觀念的「情境決定」和「生活之所」，觀照觀念產生與變遷的經驗世界。這類研究近來呈現興盛的態勢，如黃旦、孫藜、郭恩強等人的「新報刊史」研究，他們普遍採用知識社會學的方法論，把具體新聞觀念放到當時的社會關係與社會網路中進行觀察，對影響「理念因素」的「真實因素」予以揭示，對具體觀念賴以生存的社會條件進行系統研究。綜上可見，相比於工具論媒介觀對新聞主體的放大、對文本思想的獨愛，中介論的媒介觀實際上實現了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中主體與客體、思想與實踐的融合與統一。對中介觀的重視與挖掘，意味著中國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的實踐理論轉向，這不僅代表著思想史研究視角的轉換和開拓，還為新聞傳播思想研究的體系化、成熟化提供了可能。

工具觀與中介觀只是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中體現出來的兩種媒介觀，在時間上大致存在一個先後順序，也具備各自的典型特徵。本文不認為中介觀是對工具觀的代替，由工具觀向中介觀的轉換，背後反映的是哲學認識論的變化——由實在論轉向建構論，以及社會科學研究取向的變化——由結構功能論轉向知識社會學。也許，我們應當如美國社會學家默頓（Merton）那樣，將知識社會學與結構功能論整合到一起，認識並分析這兩種媒介觀並實現其融合。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2018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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