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諾獎得主

圖源：Flickr

-編者按 -

在中國，諾貝爾獎屬於稀缺資源，嗅覺靈敏的企業自然不會放過這一大好機會，充分挖掘其商業價值。諾獎得主來到中國，也從本領域的專家變成了橫跨多個領域的明星。《知識分子》梳理的一系列資料顯示，一些諾貝爾獎在中國的活動可謂形形色色，有面向公眾的科學演講，也有為與自己研究領域相差甚遠的公司站台。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歡迎各位讀者留言討論。

撰文 | 葉水送

責編 | 陳曉雪

近年來，隨著國內基礎科研水平的提升，我們的朋友圈裡經常出現「諾獎級發現」、「顛覆性研究」等表述。科研界以及產業領域對諾獎的如此心態，也催生了一門生意：諾獎得主產業鏈。從高額出場費到被企業邀請做科學顧問，再到四處設立工作站，諾獎得主在中國十分繁忙。

不少諾獎得主擁有「雙重的身份」，在本國是受人尊重的、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但來到中國後搖身一變，橫跨科學與商業，成為中國科技產業的意見領袖、公司的科學顧問，甚至是醫療器械公司的老闆。

諾貝爾物理學獎喬治·斯穆特就是這樣的一例，他原本是一名天體物理學家，但來到中國後就成為了一名生產養生、保健器械公司的老闆，2015年他在中國成立斯穆特集團，據相關資料顯示，他致力於將其專業知識，即物理高端技術，整合於健康與醫療器械產品中。但這些醫療器械有多高端呢？隨便列舉幾個：能量儀、磁力震動床、空氣清凈機、凈水機，讀者朋友們可以自己判斷。

下面是《知識分子》梳理的更多的例子。

橫跨學術、產業、生物和教育的科學明星

近年來，諾獎得主愛德華·莫索爾（Edward Moser）經常被邀請到國內，大學為他設立諾獎工作站，生物公司聘請他為科學顧問，連教育培訓公司也打起他的主意，讓其擔任首席科學家。來到中國的莫索爾儼然成為了一個從學術界到產業界，從生物領域跨越到教育領域的弄潮兒。

2019年5月5日，莫索爾又開始訪問中國，此行的目的地是山東大學。自2014莫索爾獲得了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以來，他就被國人「盯上了」，成為四處追捧的科學明星。

諾貝爾獎得主Edward Moser。Credit: Bengt Oberger. CC BY-SA 4.0

此次山東大學之行，莫索爾行收穫頗豐，不僅與山東大學、濟南市歷城區政府及濟南泉潤澤投資有限公司共建諾獎工作站，還將擔任山東大學的兼職講席教授、腦與類腦科學研究院首席科學家、名譽院長。

但山東大學要求莫索爾每年在站工作不少於4個月，這一要求顯然對他來說可能有些高，因為他不僅是挪威科技大學的全職教授，同時在中國還有其他諸多身份。《知識分子》通過郵件聯繫到了莫索爾，他回復道，「這是一個榮譽職位，我的角色是在有限的雙方同意的時間訪問中，給具體的項目、科學訓練、政策提供靈感、指導和建議。」

這不是莫索爾今年第一次來中國。今年4月初，莫索爾還參加了河南鄭州諾貝爾獎獲得者科技創新中心的揭幕儀式，該中心隸屬於上海細胞治療集團。在揭幕儀式上，另一位被邀請過來「撐場面」的諾獎得主還有埃爾溫·內爾（Erwin Neher），他於1991年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近年在中國也非常「活躍」。

在中國的莫索爾，已開始涉入生物產業領域。這位遠在大洋彼岸的挪威科技大學卡維里研究所（Kavli Institute）系統神經生物學創始主任，其簡歷顯示，主要從事神經科學方面的基礎研究工作，其工作同生物產業沒有很多交集，但近年他在中國的合作領域已偏離他的專業特長（神經科學），延伸至腫瘤免疫、幹細胞治療甚至是教育等領域。《知識分子》發現與莫索爾合作的高校、公司多以中醫學院、幹細胞治療公司以及健康管理公司為主。

至於教育培訓公司為何要與莫索爾建立合作關係，在他們看來，「莫索爾能將腦科學和教育結合起來」。

2018年，莫索爾還與深圳一家公司共建諾獎實驗室，致力於阿爾茨海默症的預防和治療。根據莫索爾的論文發表記錄和所在大學的主頁介紹，莫索爾此前從未介紹自己涉及這一領域。只是來到中國之後，他將自己的研究工作同阿爾茨海默症的治療關聯起來。

至於莫索爾同國內這些機構合作的方式，莫索爾在回復《知識分子》時表示，「目前，我跟中國的大約10家機構有合作，但這個數字不是很確定，同不同機構的合作深度不同，這些合作大多數僅限於我給他們的項目提供科學建議，而並不是義務性的。」

來中國三年期間，至少建了10個工作站

2018年3月，另一位諾獎得主蘭迪·謝克曼（Randy Schekman）也來到山東大學，並與山東大學、海爾集團設立「蘭迪·謝克曼創新成果工作站」，以「對接和引進高端創新資源，推進幹細胞醫藥領域研究成果的實踐應用和就地轉化。」

謝克曼因在細胞囊泡運輸方面的工作，2013年與另兩位學者分享了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至於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動科研成果轉化，目前還不清楚，但他早已與中國的健康產業產生諸多交集。

謝克曼參加產品發布會

近三年來，謝克曼與中國的不同機構、公司建立了廣泛的聯繫。根據公開報道，謝克曼目前在中國設立的工作站至少有10個。與之合作的單位，從中醫藥大學到民營醫院、投資公司到化妝品公司等，涉及面非常廣泛。

每次訪問中國期間，他行程都安排得非常緊湊。有時甚至在一周的時間裡，拜訪10多家機構或企業，如2019年3月11日，謝克曼訪問陝西西安的西北大學，並成立「諾獎工作室」，3月12日，謝克曼接受了廣葯集團聘請的首席科學家邀請，3月15日，謝克曼訪問浙江中醫藥大學並進行演講，並共建「諾貝爾獎工作站」。

諾獎得主在中國活動背後的推手

諾獎得主在中國的行程安排得如此緊湊，是否能夠與合作企業碰撞出火花我們不知道，但我們搜集到的資料顯示，莫索爾和謝克曼在中國的很多活動，與中國的人才中介公司有關。

2019年3月15日，謝克曼訪問浙江中醫藥大學並進行演講，此後浙江中醫院大學副校長和上海拉德鈁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代表簽字共建「諾貝爾獎工作站」（國際再生醫學研究中心）。

為何是拉德鈁斯生物跟浙江中醫院大學簽約，而不是直接由謝克曼來簽？謝克曼在給《知識分子》的郵件中回復表示並不知情，亦沒有明確與拉德鈁斯生物的關係。

浙江中醫院大學與拉德鈁斯生物代表簽訂合作協議

拉德鈁斯生物是什麼樣的背景？資料顯示，拉德鈁斯是一家生物細胞研究、技術轉化公司，同時也做健康管理服務，提供「個性化整體基因健康管理服務」，以及臍帶幹細胞存儲，自體免疫細胞存儲等服務。不過，該公司的公開報道基本上是以人才中介服務出現。目前已有9個諾獎得主羅列在該公司等專家團隊中。

諾貝爾獎得主巴瑞·巴瑞什（Barry C. Barish）訪問拉德鈁斯，談引力波與健康的關係

2018年，拉德鈁斯與莫索爾共建腦神經研究實驗室，利用共建實驗室但名義，與其他高校建立諾獎工作站。

拉德鈁斯生物官網羅列的9位諾獎得主首席科學家

其公司網站及公開的信息顯示，諾獎得主莫索爾、哈特穆特·米歇爾（Hartmut Michel）、理查德·羅伯茨（Richard Roberts）、托馬斯·蘇德霍夫（Thomas Südhof）、巴里·巴瑞什（Barry Barish）都曾拜訪過拉德鈁斯公司，並與之簽約，成為該公司的特聘專家。

巴瑞什受邀拜訪中醫醫院，並聆聽了醫院的建設情況。

當然，拉德鈁斯並非唯一一家提供諾獎得主中介服務的公司。莫索爾造訪山東大學，即是通過一家人才服務中介公司達成的——SK全球醫學交流發展集團。據資料顯示，該公司自稱是全球知名的醫學交流智庫，可募集美國和加拿手大等國的諾貝爾獎科學家及團隊資源，幫助國內學術發展。在它的牽線搭橋下，天體物理學家斯穆特成功拜訪山東日照市中醫醫院，並成為這家中醫院的「科學顧問」。除此之外，關於該公司的公開資料不多。

在這些人才中介公司的安排下，諾獎得主的行程緊湊而充實，雖然他們每次在中國只待1周左右的時間，但基本上每天都會拜訪不同的高校或公司。謝克曼也在回復《知識分子》的郵件中提到最近一次來中國的訪問，「我差不多訪問了10個醫院、醫學中心、大學以及企業。我在這些機構待的時間並不是很長，從一天到幾個小時不等。我的行程是由我的中方代表來安排的。」

諾獎得主在中國受到了明星般的追捧

近幾年來，諾獎得主成為高端活動的重要「標配」，在國內大大小小的論壇上，總會有諾獎得主的身影，他們被奉為座上賓，並總是受到領導的接見。

2009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之一阿達·尤納特同中國公司簽訂協議，展示自己的諾獎獎牌

莫索爾、謝克曼等諾獎得主短時間內在國內建立這麼多的實驗室和工作站，只是諾獎得主在中國受到追捧的冰山一角，甚至有諾獎得主就自己的諾獎獎章展覽同中國有關公司簽訂協議。

據了解，目前深圳已有10家諾獎得主實驗室，每個諾貝爾獎實驗室將收到最高一億元的建設資助。他們能夠給當地的基礎科學帶來多大影響？留下的是一個巨大的問號。美國西北大學講席教授夏志宏在2019年未來論壇·深圳技術峰會上表示，「深圳市建了很多的『諾貝爾』實驗室，這當然是一個好事，但從科學的角度，其實應該讓將來有可能拿諾貝爾獎的年輕人來深圳工作，科學家做出成就，往往是在獲獎之前。」

誠然有些諾獎得主利用自己的專長在中國發揮餘力，幫助了中國的基礎科學，但也有些諾獎得主在中國「找機會」，尋求短期的個人利益，背後其實已初步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利益鏈條。

急功近利的中國科研機構和公司

2015年，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實現了中國本土科學類諾貝爾獎零的突破，日本則在新世紀的18年里獲得了18個諾獎。作為一個科研大國，中國對諾貝爾獎的情結似乎在情理之中。

近年來，各地方政府、園區、投資公司和企業都希望通過諾獎得主頭上的光環，吸引更多的才智，助推當地產業發展。不過，從科學到產業還非常遙遠，再加上當地的產業與諾獎得主的領域相距甚遠，他們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可能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

值得肯定的是，引進諾獎得主的確是促進學術交流的一個有效有段。今年清明節逝去的諾獎得主西德尼·布倫納（Sydney Brenner）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從1980 年代以來一直在為新加坡政府提供科學政策方面的諮詢，晚年甚至在新加坡定居工作生活，為新加坡的科研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但如果盲目地、不加選擇地引進諾獎得主，讓諾獎得主淪為人才中介的工具，成為不良的公司或產品代言人，甚至使得公共資源向這些機構傾斜，這是需要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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