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為何製造中東最大敵人？一系列策略猶豫不決導致這一結果

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可以說是一場頗為戲劇性的革命，其源於巴列維王朝開始旨在徹底現代化的「白色革命」之後的社會壓力，而最終形態卻是讓現代政治力量失去了對政權的控制。作為巴列維的最大盟友，美國人為什麼沒有干預伊朗的革命，而是眼睜睜看著中東地區的最大盟友一步步成為美國最大敵人的呢？

卡特時期的美國是個比較特殊的過渡時期，卡特當選總統後面對的是一個相對衰弱的美國和蒸蒸日上的蘇聯，基於此，卡特拋棄了共和黨習慣的均勢戰略，開始了「新世界戰略」。這一戰略的核心在於四個方面：

人權外交；

美日歐三邊聯合，從政治合作推動進一步的金融和貿易制度合作；

和諧的南北關係，卡特試圖減輕發展中國家的痛苦、縮小世界範圍內的貧富差距；

對蘇聯緩和，推動軍控來維持美蘇關係穩定。

人權外交是卡特政府開始的一種外交政策，其背景在於70年代西方社會經濟發展陷入滯漲，同時越南戰爭的戰略失敗、1974年石油危機等外部因素讓美國的硬實力受損，而蘇聯卻在石油價格飆升中賺得盆滿缽滿。在硬實力相對下滑的情況下，美國需要緩和與蘇聯的高強度冷戰，進行更深入的軍備控制和戰略妥協，但這種妥協又不能過分損害美國的利益。因此，一方面基於美國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基於功利性的與蘇聯在價值領域展開更多競爭，卡特將人權外交作為美國外交的支柱政策。這一政策將人權作為美國外交的新工具，一改過去的現實主義作法，強調人權觀念的重要性。事實上，這是美國對外戰略的一種升級，新的工具也部分重新定義了美國的利益。

卡特的人權外交針對的最主要的是蘇聯，美國針對蘇聯很快就基於蘇聯違反了1975年《赫爾辛基協定》對人權的要求而對蘇聯發難。同時，美國也切斷了對阿根廷、烏拉圭、衣索比亞的軍事、經濟援助，因為這幾個國家也有糟糕的人權紀錄。美國則在卡特時期簽署了《新巴拿馬運河條約》，在1999年歸還了巴拿馬運河區的主權。同時，卡特政府也推動中東和平進程，1978年戴維營協議讓埃及的薩達特承認了以色列的合法地位，最終誕生了現在中東和平進程的基本框架。1979年，美蘇簽署了《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ALT II），是軍控史上的一個小進步，雖然很快就因為蘇聯入侵阿富汗而宣告流產。

人權外交對伊朗有何影響？1971年，由於英國完成了從海灣地區的撤軍，海灣地區的安全秩序根本上完全由美國接管，而美國的主要戰略盟友就是伊朗，另一個則是沙特，伊朗的地區地位被明確。對巴列維王朝的援助美國其實早在1971年就開始減少，原因並非伊朗的人權問題，而是伊朗經濟的發展。作為其地區戰略力量的盟友，在1972年後，伊朗從接受美國援助，變為從美國進口巨額軍備，而美國也很愉快地大量出口，幾乎有求必應。從F-14、霍克式防空導彈到沒有來得及交付到「基德」級驅逐艦，伊朗採購的軍火一度佔到了美國軍火貿易總額的45%，而伊朗軍隊的開支增長了600%，占整個國家預算的30%。在卡特政府時期，另一面，對於對美國秩序有著至關重要影響的、也有糟糕人權紀錄的菲律賓、韓國、南非，美國仍然網開一面。受到人權外交的影響的問題主要集中於主要問題在於美國希望巴列維王朝在人權方面有所改善，巴列維王朝則迫於壓力放開了新聞審查和釋放一部分犯人，並革職了13年的首相胡韋達。這是巴列維絕對君主制打開的第一個缺口。

而巴列維在1963年真正掌權、並滑向絕對君主制正是在中情局的策划下，而這一君主制的模式無法吸納更多的政治參與讓在1962年開始白色革命的伊朗社會與君主權力的衝突越來越大。而1977年開始美國的施壓和巴列維控制的鬆動，這讓伊朗積蓄的壓力開始爆發。伴隨著1978年的經濟危機，巴列維王朝開始陷入危機中。伴隨著一系列巴列維王朝前後矛盾、猶豫不決的措施，最終缺乏真正執政意志的巴列維遠走美國。

在此期間，美國所扮演的角色是複雜、甚至是前後矛盾的，對於巴列維王朝而言美國的態度令人沮喪，但不能說美國壓制了巴列維。美國在1972年後，中央情報局就減少了在伊朗的人員，而美駐伊大使威廉·沙利文對於伊朗事務並無興趣，這種情報能力的下降導致美國政府一直沒有注意到伊朗社會內部愈演愈烈的矛盾，以至於在1977年年底卡特訪問還在稱伊朗是一個「穩定之島」，然後轉身去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了。直到1978年，罷工席捲伊朗，美國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卡特才命令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國務卿萬斯，中央情報局局長特納和國防部長布朗等高級官員組織一個處理伊朗危機的特別協調委員會，由布熱津斯基任主席。布熱津斯基認為霍梅尼不可能維護美國的利益，美國應該堅決支持巴列維王朝的所有決定，以恢復秩序，避免美國在盟友那邊的形象受損。萬斯則認為，問題在於巴列維國王，美國應該同革命者接觸，不論誰掌權都應該交好以維護美國在伊朗的利益。威廉·沙利文則認為美國應該同伊朗軍隊對話，以為新的和平協議鋪路，他還在1978年11月建議，主張讓國王及現政權大部分高級將領出國，促使神職人員與軍隊達成一致，組成由溫和的民主主義者為主體的新政權，以此繼續保持美在伊勢力。在這種競爭的環境下，卡特難以決斷，只能選擇中立的觀點，在12月的記者發布會上表示「美國寧願國王繼續起重要作用，但是這個決定要由伊朗人民來做。」這被外界普遍認為，美國正在拋棄國王。1979年年初時，卡特進一步表示「我們既沒有打算，也沒有能力，更沒有那種願望去干涉伊朗的內部事務。」這相當於坐視巴列維倒台。

但是這個委員會低估了霍梅尼的影響力，只把他視為「不可對話的」人，面對全新的意識形態，美國並無先例可以借鑒。而對於巴列維王朝官員所說的，革命的人只是「烏合之眾」，只是一場狂熱的「失常事件」的說法，許多華盛頓高官深信不疑。美國政府對巴列維王朝的無限信任也導致了對早期局勢的徹底失控，而與美國長期接觸的溫和派最終卻因為分裂和內鬥沒有能夠控制局勢，一個對於理想更為堅定、更有號召力而且更有手段的霍梅尼最終這1979年掌權，繼而爆發了1979年11月的伊朗人質危機。

當然，巴列維國王自己缺乏執政意志也是個大問題，這讓美國不再支持他之後進一步顯示出來。因此，如果美國堅定地支持巴列維的政策，或許巴列維繼續執政的意願會更強。在優柔寡斷的巴列維國王和卡特政府面前，堅定的霍梅尼笑到了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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