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等人制」：不公平的種族制度，導致元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起來的政權，也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幅員廣大的國家。在滅亡金朝後，在其境內出現了較大的民族間和區域間經濟、文化的差別，滅亡南宋以後，這種區域間的不平衡進一步擴大。蒙古人作為統治階級，治理下的民族眾多，內部統治面臨著一定的壓力。為了更好的實現其統治，蒙古統治階級採取一切措施來維護蒙古人的特殊利益，穩定政權。

元朝實行嚴格的民族等級制度,由50萬蒙古民族統治5800萬人口的中國是前所未有的,為了維護政權,加強統治,於是採取民族壓迫和民族分化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元朝的社會制度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其中等級制度的變化越來越明顯，四種等級人的形成，成為了元朝社會等級制度的具體體現。

「四等人制」一詞最早是由民國學者屠寄在《蒙兀兒史記》中提出的，這一制度體現出了元朝統治政策與其他朝代「與眾不同」之處。元代的四等人制，是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級制度。即元朝為了維護蒙古貴族的統治特權，削弱各族的反抗，採取了分化的民族壓迫政策，把全國人民劃分為四個等級，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少數民族政權在面對人數眾多的各族子民時，通常會建立類似的民族分化制度。據《遼史》記載：「太宗兼制中國 , 官分南、北 , 以國制治契丹 , 以漢制待漢人」。

現實的民族差別、區域差別正是四等人制產生的客觀原因。而且四等人制在政治、法律和經濟上的地位，都有不同的規定，帶有明顯的種族歧視成分。如地方機構中的達魯花赤掌握實權，而此職只能由蒙古人擔任。蒙古族在各等人中名列第一等，是元朝的「國姓」。色目人繼蒙古人之後名列第二等，主要指西域人，如欽察、唐兀、畏兀兒、回回等。漢人為第三等，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內的漢、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較早被蒙古征服的雲南(大理)人，東北的高麗人也是漢人。南人為第四等，也叫蠻人、新附民，指最後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內各族（淮河以南的人民）。

元朝在實行民族歧視、壓迫政策的同時，又對各民族上層進行了拉攏和聯合，甚至給予他們許多特權，以擴大蒙古貴族的統治基礎。元朝的這種民族政策，體現出其政權是以蒙古貴族為核心、包括各族上層在內的封建統治階級聯合專政。

相關歷史資料佐證，四等人制度是最早出現於忽必烈至元二年，而且經過不斷的發展，並在以後的歲月里進一步完備。在元朝五世十一帝，九十八年的統治中，雖然有著以四等人製為基石的嚴格社會等級劃分，但是元朝不禁異族通婚。也就是說四個等級之間的人們是可以相互通婚的。這點可以從元至元八年二月，忽必烈頒布的聖旨條畫中的一款看出：「諸色人同類自相婚姻者，各從本俗法；遞相婚姻者以男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

按照《元章典》的相關記載，在各個等級的通婚方面，包括了三項準則：

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從本俗法；

第二，以男子為中心，各族的人遞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為主；

第三，以蒙古人為上，他族男子與蒙古女子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為主。

其次，元代時候，蒙古貴族與平民不相通婚；貴族之間彼此嫁娶，稱為「忽答」，即姻親；此外，「安答」之間也互相嫁娶，結成「安答忽帶」，即義兄弟姻親關係。

然而在實際上，元朝並沒有把四等制度做硬性規定，實如果你只看元代法律條文的話，根本就找不到這個制度，它與其說是個制度不如說是在元代社會中一個幾乎公開化的潛規則。作為統治者的蒙古人，在面對文明和社會制度都高於其的漢人階層時，防範之心時比不可少的。《草木子》記載：「天下治平之時， 台、 省、 要官皆北人為之， 漢人、 南人， 萬中無一二； 其得為者， 不過州、 縣卑秩， 何亦僅有而絕無者也。」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元朝時期，各族之間可以自由通婚，但蒙古人還是有著獨有的特權。在那個時代，漢人的地位是比較低下的，每個村莊都有蒙古人駐紮來當保長，直到明朝建立後，漢人才逐漸有了自己的地位。

「四等人制」這種不公平的民族等級制度，存在嚴重的區別對待。《元典章》卷四三有明確記載：「至元二年（1265年）二月，忽必烈下詔，凡殺人者雖償命訖，仍征燒埋銀五十兩。若經赦原罪者，倍之。」《通制條格》規定蒙古人在於漢人發生鬥毆時「漢人不得還報， 指立證見於所在官司陳訴； 如有違反之人， 嚴刑斷罪。」這些雙標方式，使得占元朝統治下人數的漢人愈發不滿元朝的統治。

無論是《西域人與元初政治》一書還是《劍橋中國史》，都對「四等人制」持弊大於利的觀點，即便其曾在元朝社會中發揮過加強統治的作用，但是在最終落實和推行到全國的實際影響上，使得國內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矛盾加劇導致社會動蕩，直到最後元朝的統治被農民起義所推翻。

參考文獻：《西域人與元初政治》 蕭啟慶

《劍橋中國史》 費正清

《元典章》 元代官修

《通制條格》 拜柱

《草木子》 葉子奇

《蒙兀兒史記》 屠寄

《遼史》 元脫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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