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女兒馮碧漪：老爸六十

獵雲網註：在馮侖60歲生日這天，女兒馮碧漪寫下這篇文章，詳實地談到了自己眼中的父親。文章來源：馮侖風馬牛（ID：fengluntalk）；作者：馮碧漪。

我的父親馮侖，今天 60 歲了。我想寫一篇文章，送給他。

6 月底的一個下午，我陪父親在他的辦公室接受一家媒體專訪。採訪前，對方團隊與我對接時，表達了他們希望馮侖先生能多聊聊跟太空、航天相關的話題。「他簡直是腦洞最大的一個企業家」，記者對我說，「怎麼會對太空有這麼多想像？太酷了。」

於是採訪從「風馬牛 1 號」衛星開始，聊到他對航天商業化的興趣，聊到他投資的太空基因庫，聊到他想要去火星、去月亮的衝動，以及那個終極的、近幾年讓他痴迷的話題：探索在火星上創建一種人類新文明的可能性。一個小時的採訪時間裡，記者幾乎沒問什麼問題，只聽他滔滔不絕，將自己的太空夢做著完整而生動的敘述。

我一直坐在他 5 米之外的桌邊安靜地聽。這一天艷陽高照，逆光的房間里，挨著窗戶坐在沙發上的他，輪廓被內外光線的反差勾勒得格外清晰。我聽著他那興緻勃勃的語調，講述著那些讓他深深著迷的太空科技以及他的太空人類文明重造計劃。我聽著，聽著，默不作聲著，內心卻陷入了濃濃的難過。

表面上當然是波瀾不驚，讓自己不會在他、在工作人員面前露出情緒化的馬腳。於此同時，憂傷的情緒卻抵擋不住地上涌。我迎接著它，感受著它，攥著拳頭，突然也理解了它：這股難過，出現在每一次我聽他，我的父親，講述他的太空理想的時刻。它的根由無比簡單而幼稚，以至於我羞恥於表達它：

我害怕在未來的某一天，我的父親會去到一個很大、很遠的地方，去實現他那在外人看來極端，在自己看來浪漫的太空夢。我害怕他離開地球，離開他的家人，離開我。

我害怕失去他。

01

1992 年 7 月，我來到這個世界上。那一年，我父親 33 歲，剛剛開啟他的創業歲月。我在北京出生，在媽媽、爺爺奶奶跟阿姨的陪伴下度過童年。爸爸這個角色，物理上是有的，但大部分時候，都以符號或傳奇的方式存在。

「爸爸是個傳奇」這個概念究竟是何時被裝進我幼小的大腦的，現在已無從追溯。但它一旦被確立，就在兒童時期的我心裡紮下了根。

我不太知道爸爸具體是幹什麼的（有個現在還被家裡老人經常提及的段子，是我在?6 歲去小學面試時，被老師問到爸爸的職業是什麼。「教授」，我答。「在哪裡教書？」「在萬通公司」。據說老師當時一臉錯愕。）也不知道為何總是見不到他，只是在困惑中被大人灌輸著一些抽象的概念，「爸爸在外面幹事業」、「爸爸在折騰」，諸如此類。

3 歲時，我被送去了每周只返家兩次的半全托幼兒園。6 歲時，我開始上寄宿小學，每周只有周末被接回家。寄宿的校園生活是快樂的，但也讓我，一個敏感的小孩，對僅能在有限時間見到的家人充滿更多的依戀跟不舍。

但我能依賴的對象是有限的，確切來說，只有媽媽一個角色。上小學的時光里，爸爸這個角色的傳奇色彩在我心裡被進一步加深了，原因，想來有幾個：

家裡的生活條件愈變愈好，而這「多虧了你爸爸的打拚」；開始頻繁聽到大人們用誇讚的語氣講述「萬通」這個公司做得不錯，而這「是你爸爸的公司」；此外，最根本的一點，是我到了開始有偶像崇拜意識的年齡。

媽媽固然是優秀的，但她離我的生活太近，與此同時，我的爸爸，那個總是見不到的、在外折騰的人，成為了被我仰視、崇拜的角色。我越是見不到爸爸，越是迫切地在腦海中深化著他的光輝形象。對於一個需要陪伴卻總得不到的孩子來說，這大概也是自我合理化最直接的一條路徑了。

就這樣，在成長過程中，「爸爸很了不起」被作為既定事實紮根在了我的意識里。與此同時，我還拚命抓住了另一條訊息，那就是「爸爸很愛我」。

與大多數傳統中國家庭不同，我的父母對於家庭內部愛的表達格外重視。從記事開始，爸媽兩個人就會用語言跟肢體動作不斷向我傳達愛意，並告訴我，這樣的表達是親情中很重要的事。我雖不常見到爸爸，但每次見面，他都會親昵地抱抱、親親我，用寵溺的語氣與我對話。

據母親講述，當時，哪怕父親是在我已熟睡的深夜回家，他也會走進我的房間，默默留給我一個額頭上的親吻。

我有一個很偉大的爸爸，他很愛我。這樣的兩條信息，已經足夠支撐著我，讓童年的我堅信，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

02

十四、五歲開始，我對「父親」這個角色開始產生撕裂感。

那段時間，我從公立中學轉入國際學校並開始準備出國，而父親則出版了《野蠻生長》，這部為他的公共影響力奠定基石的重要作品。與此同時，他忙於開拓紐約中國中心、立體城市等諸多充滿想像力與挑戰性的項目，同時還牽頭著各類社會公益組織。他比原來更忙，出差更加頻繁，與家人也更少團聚了。

外部的變化是飛速的。《野蠻生長》的影響力讓他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公眾人物，而我，則在經歷從一個兒童到成年人身份感上的重大轉折。當我開始用更為成熟的、青春期少女的眼光審視他時，我發現，父親外部的成功，那些輝煌的、美麗的、閃光的東西，都是建立在一個基礎之上的，那就是他對家庭生活的犧牲。

視自己為被犧牲者的我，陷入到了對父親的怨氣里。為什麼他每天都是凌晨才到家，大部分時候連個人影都見不到？為什麼全家人一起吃個飯，時間要一改再改，都只為遷就他的行程？為什麼他從不出席我學校的運動會或家長會，唯一一次答應參加，卻連我上幾年級、在哪個班都一無所知？

16 歲那年，我獨自去到英國讀高中，自此開始了 8 年多的海外留學生活。這段時間裡，對父親的複雜情緒始終拉扯著我。在我心中，「父親」分裂成了兩個角色：一個是那個被大眾熟知的「馮侖」，一名成功的企業家，受到社會肯定、公眾擁戴的思想者；另一個，則是一個總不在家，並好像對此沒有太多愧疚感的「爸爸」。

我發現，與陪伴我的成長相比，他的熱情更多投入在社會裡，在他的事業中。在他的世界裡，對家庭生活的缺失似乎是合理的，社會理想與公共使命一定總會高過家庭。這樣的發現，讓十幾歲的我感到痛苦。

然而，每當面對他時，我的這些複雜情緒卻又總能被掩蓋下來。原因想來大概有二。

其一是我們見面時間實在太少（每年只有在我的假期、他也剛好有空的時候見上幾面，一年不過寥寥幾十天），少到都還來不及讓正面的矛盾發生；

其二，則是因為在潛意識裡，我對他依然充滿著尊敬跟崇拜。他不是能陪伴在我身邊的好爸爸，但他作為一個「人」的優秀品格——他的堅韌、他的幽默、他的勇敢、他的創造力與他的擔當等等，時時刻刻都在發著光。

我怨他，但我也敬他、愛他。

有個記憶中的片段最能說明這種矛盾的情感。大學時期的某個暑假深夜，父親像往常一樣忙到夜裡 12 點之後才回到家，精神頭十足地拉著我聊天。

在形式化地問了我幾句學校怎麼樣、最近上了什麼課之類後，他便開始侃侃而談他最熱衷的、發自內心相信的宏大命題——從人生講到社會，從社會談到責任，從責任再聊到理想、使命。

他說的都是真理，但當時的我，一個與父親好久沒見的、等他到凌晨的困頓的女兒，卻什麼都聽不進去。

我機械地點著頭，心中的委屈感越來越重，終於忍不住趁他去洗漱時衝進了卧室，抱著母親痛哭流涕。「為什麼我的爸爸總跟我說他在外面跟別人說的一樣的話？」我抹著鼻涕咆哮，「他說的都有道理，但為什麼他不能問問我的個人生活，跟我說說只有父親會跟女兒說的話？」

在這個成長階段，讓我強烈不適的另一點，是父親的知名度。《野蠻生長》及之後幾部書的影響力在發酵，他的言論被更多人熟知、認同甚至推崇。每次回到國內，處在身邊人及媒體對他的關注中，作為女兒，我只覺得不知所措。

為什麼我的父親不再只是我的父親，而變成了一個公眾人物？為什麼很多人開始以「馮侖的女兒」這個角色來看待我，為什麼我一定要接受這個角色？這些連續的、找不到答案的問題，讓我充滿了想要逃離的衝動，想要待在國外，遠離認識他的人，想要借著這樣的逃避，為自我的迷茫感找到合理解釋。

種種對父親的彆扭與委屈，伴隨著我從十幾歲一直到二十歲出頭的年紀。我在求學、在成長，在建立自我；他在工作、在創造，在變得更有名氣的同時開拓更大的商業版圖。我們在相見時總能擁抱跟手拉著手，我們對彼此關切，為彼此的成就與成長驕傲，但兩個人之間，也始終有著隔膜。

我深愛著他，也並未對他，一位父親，對女兒的愛產生過動搖。但在世界觀與人生觀飛速震蕩的那些青春時光里，在將「父親」從符號轉換成「人」的過程中，我感到不安，並開始長大。

03

2016 年中，我與父親爆發了記憶里兩個人最激烈的一次爭吵。這次爭吵讓當時的我們疏離，卻也為之後我向他的走近埋下了種子。

那天，來舊金山出差的父親約當時在矽谷工作的我見面。他急著趕飛機離開，我只能去機場與他碰頭，一起吃頓簡餐。談話間，他告訴我最近投資了一顆衛星計劃在下一年發射，並打算與直播平台合作，用衛星向大眾搞太空直播。像往常一樣，他對自己的想法充滿自信，激情洋溢地高談闊論著。

我覺得他瘋了。為什麼？為什麼毫無科學背景的他會囂張到覺得自己可以做這樣的事業？為什麼他不能像別的商人一樣，踏踏實實地做好眼前的生意？為什麼他一定要挑戰、要妄想，為什麼他總是如此理直氣壯，為什麼他覺得他可以？

在試著插話幾次無果後，我爆發了。我撂下筷子，無法遏制地提高了語調，用憤怒的聲音對他提出質疑。面對情緒在失控邊緣的我，父親也愣了，從未對我責罵過的他用力地拍著桌子，大聲嚷嚷起來。

幾分鐘的時間裡，兩個人的情緒都越來越上頭，話也越說越重、越說越傷人。我覺得他自大，他覺得我自私；我指責他瘋狂，他指責我幼稚；我認定他對科學與技術毫無尊重，他認定我被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蒙了眼，變成了一個對長輩毫無敬意的、無禮的年輕人。

那場爭執的結局，是我起身奔進了機場的女廁所，在隔間里抱著膝蓋嚎啕大哭。而他也並未追上我，而是獨自進了安檢登機。之後，我們很多天沒有聯繫，母親在得知情況後試圖與我們雙方溝通，也沒能促成我們任何一方的主動道歉。

在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覺得與父親的連接徹底喪失了。那些在成長過程中沒被消解的、女兒對父親的複雜情緒，藉由這次爭吵通通被翻了出來，以尷尬的姿態被暴露在外。我覺得我不再認識他，甚至無法再認同他；我為什麼是他的女兒，他為什麼會是這樣一個父親？那些一直被我小心深藏的、私密的委屈，終於都兜不住了。

一次痛苦的爭吵，迫使我正視我與父親之間的距離，也讓我第一次以女兒的身份觸碰到了他的敏感跟脆弱。

在情緒失控、理智分崩離析的那些時刻，我終於得以走近真正的他。他不再只是個象徵意義的父親符號，也不再是充滿光環的、社會化的「馮侖」。在我心裡，他終於真實了。他變成了一個「人」，有血有肉，有自尊、有堅持、有驕傲的人。

我們更平等了。其實，我們一直是平等的。

04

2017 年初，我從矽谷回國，開始與同伴一起做一家英語自媒體。年末，「風馬牛 1 號」衛星發射因外力延期，我參與到其運營里，與團隊一起研究航天領域相關的法律法規，並探索商業化的可能性。

2018 年，我正式出任風馬牛傳媒的 CEO，與團隊一起經營「馮侖風馬牛」、「不相及研究所」兩個新媒體 IP，及「風馬牛地產學院」這個房地產垂直領域的培訓平台。

近三年的這些變化還都太近、太新，以至於我無法抽離出來進行客觀的自我審視或總結。但大體來說，發生的事情其實也很簡單：我終於長大了，終於意識到「長大」這件事無法逃避。於是，我開始努力變成一個在公共領域裡發揮自我，而非只在私人空間里探索自我的社會人。

對我父親而言，這幾年，人生也在發生著大變化。2015 年，他從一手創辦的萬通公司退出，剝離了二十多年都習以為常的「萬通董事長」標籤。與此同時，他轉型並重組御風資本，專註於大健康不動產、安保及文旅等方向的投資迄今。

父親從沒對我說起過這幾年變化的動蕩或艱辛，但作為女兒，我多少看在眼裡。

從很大程度上來說，他是在 50 多歲的年齡重新創業，從頭開始設定戰略、組建團隊、建立制度，並在不斷試錯中再次完成從 0 到 1 的積累。他的經驗、資源與影響力都還在，但落到具體的公司經營層面，一切都不容易。

他不再是曾經的上市公司的控制者，他又一次變成了一個創業者，一個需要面對新環境與新挑戰的「老司機」。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他也變成了一個更自由的人。於是，在過去的這幾年裡，他有了更多精力投入到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中：參與公益、傳道授業、寫作表達、甚至偶爾也會「出格」，花時間折騰讓他痴迷的太空事業。

他對人性、對社會制度有著世人少有的敏銳洞察，對人類的未來有巨大的、抵擋不住的好奇心。這樣的性情支撐著他，讓他充滿激情，讓他擁有無盡的想要建立新事業的力量跟勇氣。

在這樣的人生階段，我們走向了彼此。如今的我們，不僅是父女，也是工作中的夥伴、搭檔跟戰友。

當然，更重要的，是他成為了進入社會後的我最親密的導師。

從公司管理、項目規划到人生方向，只要是我提出的問題或需求，無論有多繁瑣唐突，他都會耐心解答，全力配合。他開始為我導航，而我，則努力學習著掌握平衡，在社會的大海里撲騰成長。

我們和解了嗎？

我不再執著於答案，甚至不再認為這個問題本身重要。我們本就是不同的人，在一些問題上有各自的堅持，甚至在理念上有巨大的差異。但他與我都是開放的，我們願意溝通，會堅持自己的立場，也會在適當的時候為彼此做出迂迴或妥協。

他依舊不是個會關心家人生活細節的父親，但是，我也不再是個只執著於情感需求的孩子。

他永遠不會像電視劇里的中國父親一樣，守著一桌飯菜等著女兒回家，但是，當我終於放下青春期對「父親」這一角色的怨念，以社會人的身份與他建立關係時，我們彷彿也變得比以往任何階段都更親密、更平等、更能信任對方。

2019 年，他 60 歲，我 27 歲。我們能夠釋然地相處了，像這世間任何平凡的父女一樣。我們能夠更有默契地扶持對方了，像兩個彼此獨立，卻又互相尊重的個體一樣。

60 歲生日快樂，親愛的老爸。願你接下來的人生健康、平安，願你更自由，願你更遼闊，願你始終有去到遠方的勇氣，願你永遠在路上。

*文章封面來自馮侖風馬牛（ID：fenglun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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