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新紳士和新知識分子

新紳士

紳士是傳統中國社會的精英。一般來說，他們也是中國舊的知識階層。

許多學者都已指出，他們有著顯赫的地位，對民眾有著非常大的影響。他們的威望和影響一方面來自他們權威性的知識，一方面來自他們對地方事務的參與。中國傳統的地方行政機構常常過於簡單，尤其是縣以下的事務，有許多今天看來是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功能，在當時地方政府卻無力承當，這些事自然就落到了紳士的頭上。特別是，清代實行迴避制度，擔任地方官的都是外省外地人，他們在一地任職不過兩三年，在他們對地方情形不甚了解的情況下，就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紳士。在傳統的中國，或至少在清代，紳士是溝通政府與民眾的橋樑，他們維護清政府的統治，或者說他們是清政府統治的基石。

自湘淮軍興起鎮壓太平天國以來，紳士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很多地方，尤其是湖南那樣的紳權特別大的地方，如果沒有紳士的合作，地方官的行政活動很難進行。戊戌變法時期，湖南的紳士們與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及徐仁鑄、署按察使黃遵憲等合作推行各項改革措施。但後來紳士發生了分裂，以熊希齡、譚嗣同為首的新派紳士和王先謙為首的老派紳士意見分歧，熊希齡等激進而王先謙等持重，而王先謙等勢力較大，甚至陳寶箴也要對王先謙等妥協以換取其支持。

清末新政時期，紳士階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種變化分作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一般來說，作為傳統社會的精英，紳士的地位與科舉制密切相關，或者說，紳士依存於科舉制。但是，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使傳統紳士的隊伍無法補充，依附於科舉制的紳士將失去傳統的社會精英地位，而且隨著科舉制的廢除和社會的變化，他們原來引以為傲的舊知識將變得無用，他們的頭上原來那耀眼的光環也將黯然失色，但是他們原有的威望和影響還沒有馬上消失。如果要維護其權威和地位，他們必須另尋出路，出路就在於下面所說的變化。第二個方面，就在新政的實施過程中，紳士也發生了悄悄的但卻是十分巨大和重要的變化。經過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事件的打擊，許多紳士也像慈禧太后那樣終於認識到閉關鎖國再也不行了。因此，不少紳士致力於興辦新式學校、新式企業等新政措施，就像從前他們為修建道路、橋樑、水利設施等公益事業儘力一樣。紳士們參與新政，是時代潮流所趨，也是日益嚴峻的外患的刺激，然而就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的思想觀念逐漸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變，他們和新的事物聯結在一起。其中有不少人出國考察、遊覽甚至留學，獲得了新的知識。因此，在舊的紳士階層沒落之時，卻從中分化出一批具有新色彩的紳士，筆者把他們稱為新紳士。

在清政府實施新政改革以前，紳士在地方有著相當大的影響，他們是地方事務的活躍分子，地方官一定程度依賴他們並對他們禮讓三分。新政改革實施後，他們在地方上的活動範圍比以前進一步增大。然而，他們是分散的，各自為政的，儘管他們有共同的經歷、共同的思想，也可能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直到1905年，可以說在政治上，他們互相之間很少聯絡，在全國範圍內，他們不能作為一個聲音說話。但是，清政府的預備立憲，使他們發生了又一個重大的變化。清政府明令設立諮議局、資政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這給他們提供新的合法的活動場所，再加上報紙、雜誌、電報等大眾傳播媒介和信息手段的迅速增加，輪船、火車提供的較以前大為便利的交通，就使新紳士形成全國性的集結。由於預備立憲，朝廷放鬆了對集會結社的限制，他們有機會成立立憲團體，一旦有了一致的政治要求，此處一聲號召，全國立即呼應。這就是學術界常說的立憲派。換句話說，在紳士這個傳統社會精英消亡前，他們有了一定的變化，而且他們的勢力還因為新政特別是立憲增強了。

新紳士們對局勢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因為他們是紳士，舊的紳士的威望還沒有消失，他們對民眾的影響和號召力非常大，如果他們拋棄一個舊政府，民眾也往往會在他們的影響下跟著拋棄這箇舊政府；因為他們一定程度接受了新事物，又有許多新知識人加入他們的行列，他們初步學會了新的參與政治的組織形式——組織政黨，懂得運用報刊這種新的大眾傳播媒介來擴大自己的影響；由於他們許多人又是新型工商企業家，他們有足夠的財力來伸張自己的政治目的。因此，新紳士——立憲派的政治傾向，對清政府的存亡至關重要。

有的學者認為紳士本質上是反動的、保守的，他們只是為了不失去他們往日輝煌的地位才參與新政，並借新政的機會為自己爭取甚至從前都沒能得到的好處和利益。他們反對革命，反對進步，辛亥革命的失敗，這些人要負主要的責任參見（日）市古宙三著，遲雲飛譯：《鄉紳與辛亥革命》，《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8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雖然認識問題的角度不同，中國大陸20世紀80年代和中國台灣20世紀70年代以前，學術界有著類似的觀點，即立憲派是反對革命破壞革命的罪魁禍首之一。這一見解忽視了紳士在新政期間自身的轉變，即新意識逐步滲入到他們的思想中。另一種見解是把新紳士定位為新興資產階級，帶著讚美的眼光欣賞他們，欣賞他們務實的傾向和較為溫和的政治態度，甚至因為重視他們就貶低革命派，從而忘記了他們後面的紳士尾巴和他們比較保守的政治傾向。

應該說，新紳士——立憲派是個矛盾著的社會集團，由於他們多數是由舊紳士轉化而來，因此毫無疑問他們也帶有舊紳士的保守性。但是在新政時期，紳士又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再加上新式工商業者和部分新知識分子的加入，使立憲派又有著進取性。同時，由於利益和思想意念的驅使，他們既擁戴清政府又不相信清政府，從而使他們在政治上常常猶疑不決，左右搖擺其中有些人有雙重身份：既是立憲派，又是革命黨，但最後還是選擇了拋棄清政府。

可以說，是新政和憲政改革培育了立憲派——新紳士，而立憲派最後又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之一。

新知識分子

晚清新政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推廣新式教育。

1904年初，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民教育的學制——癸卯學制正式頒行。1905年，已在中國實行上千年的科舉制被廢除，這以後，新教育發展更快。與新教育迅速發展的同時，半是政府號召半是社會自發，青年學子紛紛到日本留學。

由於新學堂的設立和留學運動，產生了一個在晚清和民國初極為活躍的社會階層，他們就是新學堂的學生和留學生。1905年前後，留日學生人數竟有8000餘人劉望齡：《1896—1906年間中國留日學生人數補正》，見郭漢民、遲雲飛編《中國近代史實正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另外據清政府學部統計，1907年全國共有新學堂37888所，教員64470人，學生1024988人國家圖書館藏《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光緒三十三年分）。就人數來說，他們在四萬萬人口的中國並不佔很大比重，但是他們的活動能量遠遠大於一般人群。他們的活動給20世紀初的中國歷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們有的曾受過相當不錯的傳統教育，其中不少人曾考取秀才。進入20世紀初，在清政府致力新政、列強的侵略咄咄逼人的形勢下，他們猛然拋棄了舊八股學問，而從事新知識的學習。他們受過傳統的很大影響，但正在背離傳統。與前文所分析的新紳士完全不同，新知識分子是中國社會以前沒有的社會階層。

新知識分子大多是20歲上下的年輕人。人數雖然不多，卻是中國最活躍的一群。年輕人活躍、敏感、容易激動、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觀念，他們掌握的新知識在中國社會的各種人群中是最多的。

1903—1905年，新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政治態度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其轉變的關鍵是影響深遠的拒俄運動。在這以前，學生們大多是主張改革的梁啟超的信徒，這以後，傾向革命的越來越多。中心人物是在日本的留學生和上海的新學堂里的教師、學生。

我們以湖南出身的黃興、陳天華、宋教仁，浙江出身的蔡元培、章太炎和廣東出身的汪精衛、胡漢民為例來分析這些傾向革命的新知識分子骨幹人物的特點。

第一，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先學中學，後學西學，不少人曾中過秀才。這與民國以後的新知識分子有一定區別。第二，他們的知識結構較新，是新教育的產物，他們不同於舊式士大夫，也不同於新紳士，容易接受新事物。第三，他們來自全國各地，與社會各階層有較廣泛的聯繫，這一點有別於1900年以前的孫中山和興中會成員。第四，比起新紳士，他們年紀較輕，就這一點來說，他們也容易選擇革命即激進方式來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

新知識分子是在庚子以後沉重的外患特別是庚子事變的刺激和新政這雙重背景下成長起來的，由新教育而產生，是新政造就的新人。他們是新的社會精英——即將取代傳統紳士階級的新的社會精英。新知識分子的思想核心和奮鬥目標是民族主義，他們是中國新民族主義興起的載體。這民族主義是雙重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當然不是用義和團的盲目排外的方式），希望中國擺脫落後和受欺辱的地位，進而反對以至試圖推翻清朝的統治應該承認，新知識分子中，也有不少人不反對清王朝，他們參加到立憲派的行列，有些人甚至到清政府中任職。但是不能否認，他們的主流是民族主義，即反帝反滿的雙重民族主義。又，反對帝國主義和反滿（也即反對現存統治）的關係，是尚未充分研究的問題。我認為，反滿相當大程度來自反帝。也可以說，反帝強國是所有新知識分子的強烈願望，而反滿則是其中的大部分人的追求。。在他們的心目中，推翻了清王朝，由漢族人來領導國家，中國就可以轉弱為強。其中一部分人認為，建立共和制國家是中國的唯一選擇，但反帝反滿也就是民族主義始終是他們的最主要特徵。他們的成長，代表了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一個階段筆者以為，從整個近代中國看，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甲午戰爭以前還處於低級的或萌生的階段，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時期是興起階段，北伐及大革命時代為成長階段，抗日戰爭時期為高漲階段。，他們是中國人民族意識興起的載體。他們成了革命的主動者。在國外，他們主要集結在日本；在國內，他們主要集結在新學堂和新軍。

新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們不是資產階級，與實業家們也沒有多少聯繫。把黃興、陳天華、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鄒容、楊毓麟等活躍新知識分子與上海有影響的資本家祝大椿、朱志堯、虞洽卿、嚴信厚、孫多森、王一亭、朱葆三、徐潤、曾鑄、沈縵雲等相比，兩者缺少共同點沈縵雲、王一亭在辛亥革命前夕加入同盟會並有所作為，但很難代表這整個階層的動向。。

新知識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不全是思想意識的原因。他們的反滿，與他們自身的處境、利益有一定關係。但不是與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他們具備了社會精英的學識和能力，但他們大多沒有紳士的資格，很難進入傳統的上流社會。由於科舉制的廢除，政府也已不能通過給他們一個可能的仕宦前途的辦法籠絡他們或使他們為政府所用學部、商部等新機構成立後，有部分新知識人進入這些部任職。另一方面，晚清最後十年新教育和留學的發展極為迅速，但整個經濟文化特別是現代經濟部分的發展卻沒有給他們提供那麼多相應的工作崗位。這一切，使新知識階層很容易變成反現存體制的力量。

總之，八國聯軍侵華事件之後，清政府不能不推行新政；日俄戰爭之後，清政府不能不實行預備立憲。但是新政和立憲改革卻帶來了清政府決不希望的後果，那就是作為異己勢力興起的新紳士（多數人為立憲派）和新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相當多的人為革命黨）。

本文摘自《晚清改革與革命》，遲雲飛 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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