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中西交流第一人，我們每天的生活都與他相關

文：夕又（讀史專欄作者）

去過上海的朋友都知道，上海有個地方叫「徐家匯」，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地方與一位歷史人物有關。我們現代人，每天的生活都與這個人的學術成果相關，而前上海交大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江曉原認為：說這個人是一位科學家是貶低了他，這個人比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家都要偉大。

這個人，就是徐光啟。

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南直隸上海縣法華匯（今上海市）人，出生於明嘉靖四十一年。他對近代中國農學、數學、天文學等都有卓越貢獻，在軍事領域也頗有建樹，被稱為我國中西方交流第一人。

徐光啟的祖父徐緒因經商而致富，到他父親徐思誠的時候，家道復又中落，務農為生。少年時的徐光啟曾在龍華寺讀書，十九歲就中了秀才，此後卻一直不順，多次鄉試不第，只好教書以養家糊口。

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時年42歲的徐光啟才中了進士，進入翰林院，被選為庶吉士。這時距離他與利瑪竇在南京相遇已經過去了四年，而那次相遇，改變了徐光啟的人生軌跡，其影響一直持續至今。

利瑪竇是義大利傳教士，作為外國人，他是被中國皇帝允許在我國領土安葬的第一人。當時的西方，耶穌教會掌握著最先進的思想和科技，而義大利貴族後裔利瑪竇來到中國傳教，為了獲得認可，就用西方最前衛的科技來證實自己的文明，他善於製造並維修鐘錶，獲得了當時皇帝的信賴，也成了很多王公大臣的座上賓。

自幼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的徐光啟，雖然早期仕途不順，卻並不守舊，相反，他特別能接納新事物，對「陽明心學」比較推崇，認為對於萬事萬物要勇於懷疑，做出自己的判斷，而不是一味盲從他人的說辭。

認識了利瑪竇之後，徐光啟意識到這個人可以幫助自己，不僅可以解決精神上的信仰問題，能更學到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

明朝中晚期，包括上海在內的我國沿海一帶，倭患猖獗，加上水災等自然災害頻發，令老百姓苦不堪言。徐光啟飽讀聖賢書，胸懷天下，他原本希望當官為政，從政策上給百姓以實惠，休養生息，救民於水火。而認識了利瑪竇之後，他意識到科學技術也是一條可以發展之路，學習西方經世致用的科學和思維方式，也可以拯救自己的國家。

於是，考中進士之後兩年，徐光啟的生活稍安，就和利瑪竇開始合作翻譯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一書。在此之前，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幾何」，還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幾何」，從徐光啟開始，「幾何」才被當成一個數學的專業名詞來使用。

不僅是「幾何」，現在我們所用的「點」「線」「面」「角」等，都是在這次翻譯中確定下來的。在此之前，我國雖也有《九章算術》等數學典籍，但並沒有完善的學術系統，更缺少專業的數學術語。徐光啟所做的相當於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完全可稱之為我國數學學科真正的奠基者。

萬曆三十五年，徐父在北京去世，徐光啟按大明律回鄉丁憂守制。在此期間，他沒有像一般人守孝那樣只閉門讀書。他一邊編纂整理數學文獻，完成了《測量異同》與《勾股義》等書；一邊積極的做了另一件事：培育番薯，並寫出了《甘薯疏》《蕪菁疏》《種棉花法》和《代園種竹圖說》等文獻。

明朝早期，我國人口在五千萬左右，而到了明朝中晚期，雖然災害頻仍、天災人禍不斷，人口卻激增到了一億五千萬左右，正是因為玉米、番薯等的大面積種植，解決了人們的吃飯問題。而徐光啟又正是那個「第一個吃番薯的人」。

番薯，即地瓜，十六世紀由西班牙人從美洲引種到菲律賓，後經台灣傳入福建等地。但是當時人們認為番薯是熱帶植物，不可能在長江流域一帶種植，更不可能在北方存活。

徐光啟在家丁憂的三年，不停的請人從福建帶番薯回上海，進行試種。剛開始，番薯種塊不是霉爛，就是凍僵，偶爾有保存好的，卻沒等春天已經發芽，錯過了種植季節。

然而，徐光啟並不認輸，他不停的想辦法，通過反覆的實驗和方法改進，終於將番薯種植成功，並總結出了「傳種」、「種候」、「土宜」、「耕治」、「種栽」、「壅節」、「移插」、「剪藤」、「收采」、「製造」、「功用」、「救荒」等一整套做法，稱之為「松江法」，並創造性的想出了現在仍在被廣泛使用的地窖儲藏法。這些方法，不僅使得番薯在上海地區種植成功，並順利的推進到了山東、河北，甚至東北等地。

而在番薯種植技術往高緯度地區推移的同時，它的品質和口感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在乾旱地區的味道比南方多雨地區更好，對此，徐光啟曾不無得意的說：「庶幾哉，橘逾淮，弗為枳矣。」

這正是因為此事的成功，讓徐光啟信心倍增，讓他更加意識到，傳統的東西未必都是對的，要想改變大家的認知，就要讓人們看到創新改變的結果。

幾年後，徐光啟因與朝中一些大臣意見不合，便辭職去了天津。他在天津南郊開墾了大片的鹽鹼荒地，用來種植水稻，通過改進水利灌溉和造肥施肥技術，最終讓江南的水稻在天津落地生根，解決了旱地種植水稻的難題。

不僅實踐，他還不停的將自己的經驗學術話，寫出了《宜墾令》《農書草稿》《北耕錄》等。

萬曆三十八年，因為欽天監推算日食不準，徐光啟又開始研究天文學。

明初實行的《大統歷》，日久天長，已嚴重不準，但統治者認為「祖制不可改」，一直不允許重修新曆，加上古代人們習慣將天象和國運，以及皇帝的功過聯繫在一起，為了避免被人利用，明朝也不重視天文學。到萬曆末年，大明的觀象台已年久失修，觀測更加不準，導致曆法與「天度不合」。

天子不知天象，百姓農耕節氣與氣候對不上，導致朝野上下議論紛紛。在此情況下，徐光啟通過潛心研究，並跟西方傳教士請教，寫出了《簡平儀說》《平渾圖說》等書。

兩年後，徐光啟上疏毛遂自薦，請求重修新曆，並得到了批准。但因為種種原因，修歷的事，一直被擱置，直到崇禎元年才被重新提上日程。

此時，羅馬教廷頒布的《格里高利曆》已經被許多國家所採用。徐光啟請傳教士翻譯之後發現，《格里高利曆》比《大統歷》精確許多，尤其是他們把一天分為96刻的做法比中國一天100刻的計算方法簡明和精確許多。

我國原有的記時方式有「時辰」和「刻漏」兩種，一天12時辰和100刻之間不能準確換算，而西方的一天24點數和96刻卻非常精準。於是，徐光啟大膽採用里西曆里的24點制，將一天的12時辰換算為24個「小時辰」，簡稱：小時，並廢除了一天100刻的計算方法，採用了能和24小時整除的96刻制。

然而，這樣一部近乎完美的曆法，並沒有被大明統治者採用。

原本，徐光啟生前已經基本完成了《崇禎曆書》的編訂工作，他死後兩年，他的繼承者們完成了他未竟的事業。可是生性多疑、優柔寡斷的崇禎帝又擔心自己會背上「擅改祖宗法制」的罪名，所以遲遲沒有頒布新曆。

1644年，等崇禎終於下決心要刻印這部新曆書的時候，已經太晚了。那年農曆3月19日，大順軍攻進了紫禁城，不久清軍入關，奪取了大明的江山。

在那之前的萬曆四十四年，即公元1616年，是滿清的「天命」元年。同一年，大明的禮部官員們卻在上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而徐光啟的許多著作都是在傳教士的幫助下完成的，為此，徐光啟上疏為傳教士辯護，並被獲准復職。

但對於徐光啟的上疏，萬曆皇帝只是回復「知道了」，這種和稀泥式的做法，並不能解決問題，不久徐光啟再次辭歸。

三年之後，薩爾滸戰敗，徐光啟上疏請求練兵，並提出為部隊配備先進的火器，但因軍費問題，這個建議遲遲沒有下文。後來，徐光啟自掏腰包從澳門購買了大炮，卻又被告發私辦軍火。

女真人來爭奪「天命」了，大明卻還在內訌。

天啟年間，遼東防務吃緊，一直追隨徐光啟的學生孫元化受到朝廷重用，兵部尚書孫承宗用他築台制炮，協助袁崇煥守寧遠城。此時，徐光啟的紅衣大炮才被派上用場，並於天啟六年在寧遠大捷中擊中了努爾哈赤，致使後者身受重傷，七個月後不治而亡。

但是，後來因為閹黨作亂，袁崇煥和孫元化先後被罷官，心灰意冷的徐光啟也跟著退隱，將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修訂《農政全書》上。

到崇禎即位，閹黨除，徐光啟回京復職。但此後，東林黨派興起，大明仍是內鬥不斷，崇禎五年，愛徒孫元化在一場冤案中被殺，徐光啟有心相救，卻無力回天。次年，他也在憂憤中去世。

至此，西方軍事派徹底淡出大明軍隊，軍中再無善於製造、使用西洋炮火的專家。這不僅直接導致了大明軍隊的節節敗退，更使後來的滿清小覷了西洋火器的威力，導致整個有清一朝火器發展緩慢，為清末的軍事落後埋下了伏筆。

縱觀徐光啟的一生，其實是充滿悲情的，他年過不惑才中進士，半生官場起起落落，很多主張都沒能實施；他推廣番薯、水稻，養活了很多人，翻譯《幾何原本》為我國數學打下基礎，卻沒人重視；他晚年嘔心瀝血編纂的《農政全書》和《崇禎曆書》，自己卻都沒能看到其面市刊印；他研習西洋火器，希望能造炮保國，而曾被他寄予厚望的炮兵部隊，後來卻成為滿清攻克大明的利器；他後來位至次輔，卻保不住愛徒的性命。

他死後，他的子孫陸續搬到現在的徐家匯居住，這個地方就被人稱為「徐家厙」，後改為徐家匯，成了上海近代文明開始的地方。

清末，因為徐光啟而繁榮起來的徐家匯，已經有了許多先進的西方科技和技藝。上海，也因為本身就是傳統的沿海貿易區，成為了我國近代文明的搖籃。

徐光啟，則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上海人。他推廣的番薯，早已被大面積種植，並被做成許多零食和小吃，受到人們的喜愛；他曾預言百年後人人必須認知的數學，也早早成了必修課；他建議採用的24小時制，被後來的統治者頒布，沿用至今……

在我國歷史的王侯將相中，徐光啟算得上「默默無聞」，可他的學術成就，幾乎無人可以替代。許多史學家認為，他才是真正「我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比曾國藩、林則徐、魏源等早了兩百多年。

.End.

好書推薦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