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什麼都不相信，除了自由

轉自：吳曉波頻道

哲學園鳴謝

通過賦予政府以無限制的權力，可以把最專斷的統治合法化。並且一個民主制度就能夠以這樣的方式建立起一種可以想像得到的最完全的專制統治來。

——哈耶克

文 / 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1944年，英國政府為了拯救經濟，頒布了一個《就業政策白皮書》，其指導思想正來自於凱恩斯和他的政府干預主義。也是在這一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在書中，哈耶克對如日中天的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委婉的批判：

「一些經濟學家確實相信解決的辦法來自於對大規模公共項目的啟動做出巧妙的時間安排。這個方法將導致在競爭領域的嚴重限制。在向這個方向探索的同時，我們應當小心翼翼以防止所有的經濟活動會一步一步地依賴政府支出的方向和規模。」

凱恩斯在赴美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的海輪上，讀完了哈耶克的新著。跟他的很多信徒所表現出來的憤懣不同，凱恩斯讚許哈耶克的書是一部「宏偉的著作，我們有最大的理由向你表示感謝，因為你說出了很多應該被說的。在道德和哲學上，我幾乎同意你的所有觀點。」

接著，凱恩斯對哈耶克的挑戰提出了回應。他寫道：「但是，你並沒有給我們提供在何處劃分界限的說法。我猜想你大大地低估了中間道路的現實性。我要批評你將道德和物質的問題混為一談。在思考和感覺都正確的社會，危險的行動也可以是安全的，但如果由那些思考和感覺都是錯誤的社會來執行這些政策，就會走向地獄。」

凱恩斯與哈耶克的爭論到此為止，再無交鋒續篇。不過他們提出了一個迄今仍被反覆討論的課題：在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之中，交織著計劃與市場、民主與專制四大要素，它們的配對調和，構成了數種迥然不同的國家成長模式。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美歐自由經濟、蘇聯模式、拉美化、北歐混合市場經濟模式、東亞模式乃至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等等的多個變種。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出生於1899年，去世於1992年，幾乎經歷了整個20世紀。長壽的好處是，他見證了社會主義實驗的全部進程，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湧起，到蘇聯計劃經濟的建設、共產主義運動的風起雲湧，直到蘇聯瓦解，東歐變色。

哈耶克生於奧地利——那也是希特勒的故鄉，這是一個搖擺在西歐和東歐兩大意識形態陣營之間的國家，微妙的國家處境為他的思考提供了一個更糾結、也更原教旨的視角。

納粹德國的終結，得益於美國與蘇聯的攜手作戰，這也造成戰後思想市場的極度混亂，在西方世界，一度有超過一半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人，同情乃至傾向於蘇聯。其中，最出名的是薩特等人在法國發起的存在主義運動。

而在反對者的陣營中，有兩個旗幟般的鬥士，他們共同發明了「極權主義」這個新名詞，並分別從政治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對之進行了學理上的堅決批判，就是是漢娜·阿倫特和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哈耶克和他的一系列著作。

哈耶克學術的黃金三十年，從1944年創作《通往奴役之路》，到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基本上也是思想界徹底清算計劃經濟模式的全部時間。哈耶克先後在紐約大學、奧地利商業周期研究中心、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芝加哥大學、德國弗萊堡大學等著名學府任教，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他是奧地利經濟學派和新自由主義的一面旗幟。

哈耶克涉足繁雜，著述多達25部，最出名的有兩部，一是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還有是1988年的《致命的自負》，它們共同的主題都是指出社會主義的謬誤。

他不無悲憫地寫道，「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的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人們還想像得出比這更大的悲劇嗎？」

《通往奴役之路》沒有一張圖表，沒有一個公式，甚至沒有任何統計數據，與其說它是一部純粹意義上的經濟學作品，倒不如說是一則道德哲學的宣言。哈耶克從文明的進程開始敘述，一路涉及道德、自由、民主、秩序等人類生存的根本性命題，他文筆雄壯，格言迭出，讀來有一股真理在握的博大氣勢。

哈耶克把自由視為至高無上的道德準則，他甚至認為，「自由而非民主是終極價值」。他借用康德的觀點認定，「如果一個人不需要服從任何人，只服從法律，那麼，他就是自由的」。

他進而論述說，「最能清楚地將一個自由國家的狀態和一個在專制政府統治下的國家的狀況區分開的，莫過於前者遵循著被稱為法治的這一偉大原則。只有在自由主義時代，法治才被有意識地加以發展，並且是自由主義時代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它不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體現。」

對於計劃經濟體制，哈耶克稱之為一種無法達到的烏托邦，對之的迷信，是一種致命的自負，並必將通往奴役之路。在書中，他表達了三層「不相信」。

他不相信，健康的國民經濟可以被集中管理和科學規劃。

「經濟活動的完全集中管理這一觀念，仍然使大多數人感到膽寒，這不僅是由於這項任務存在著極大的困難，而更多的是由於每一件事都要由一個獨一無二的中心來加以指導的觀念所引起的恐懼。」

「我們已經見到了，各種經濟現象之間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們不容易使計劃恰好停止在我們所希望的限度內，並且市場的自由活動所受的阻礙一旦超過了一定的程度，計劃者就被迫將管制範圍加以擴展，直到它變得無所不包為止。」

他不相信，政府可以控制對權力的貪婪。

「通過賦予政府以無限制的權力，可以把最專斷的統治合法化；並且一個民主制度就可以以這樣一種方式建立起一種可以想像得到的最完全的專制政治來。如果民主制度決定了一項任務，而這項任務又必定要運用不能根據定則加以指導的權力時，它必定會變成專斷的權力。」

「所謂經濟權力，雖然它可能成為強制的一種工具，但它在私人手中時，決不是排他性的或完整的權力，決不是支配一個人的全部生活的權力。但是如果把它集中起來作為政治權力的一個工具，它所造成的依附性就與奴隸制度沒有什麼區別了。」

他不相信，精英分子真的能發現絕對的真理。

「從純粹的並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熱者往往只不過一步之遙。雖然失望的專家的激憤強有力地推動了對計劃的要求，但如果讓世界上每一方面最著名的專家毫無阻礙地去實現他們的理想的話，那將再沒有比這個更難忍受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

在哈耶克的理論體系中，蘇聯模式是一個從未消失過的、幾乎是唯一的「假想敵」，或者說，他的所有觀點都是為了反對而產生的。

「在一個有計劃的社會中，當局所掌握的對所有消費的控制權的根源，就是它對於生產的控制。」

「社會主義必須要有一個中央的經濟計劃，而這種計劃經濟最終將會導致極權主義，因為被賦予了強大經濟控制權力的政府也必然會擁有控制個人社會生活的權力。」

「私有財產制度是給人以有限的自由與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馬克思則希望通過消除這個制度來給予人們以無限的自由與平等。奇怪得很，馬克思是第一個看到這一點的。」

「是他告訴我們：回顧以往，私人資本主義連同其自由市場的發展成了我們一切民主自由的發展的先決條件。他從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是他所說的那樣，那些其他的自由，恐怕就會隨著自由市場的取消而消逝。」

「私人壟斷很少是完全的壟斷，更難長時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壟斷通常不能忽視潛在的競爭。而國家的壟斷則是一個受到國家保護的壟斷——保護它不致受到潛在的競爭和有效批評。這在許多場合下就意味著，一個暫時性的壟斷獲得了一種總是保障其地位的權力，也就是一種差不多一定要被利用的權力。」

就如凱恩斯所指出的，哈耶克的理論過於道德化，為了展開對計劃經濟的批判，他拒絕一切形式的管制，甚至一度主張「貨幣非國家化」，因而切斷了「中間選項」。

很多經濟學家批評他的一些觀點因過於極端而難以自洽，還有人因此提出了「米塞斯-哈耶克陷阱」（米塞斯是奧地利學派和新自由主義的早期理論建構者，哈耶克是他的學生）。

但是，與此同時，沒有人敢於否認他的道德勇氣，因而視之為新自由主義的一個符號。

到1980年代，美國的里根總統和英國的撒切爾夫人發動了新一輪的私有化改革，大幅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哈耶克的名字被他們在各類演講中一再提及，他再度走紅。

哈耶克的著作，很早就被引入中國，1958年，商務印書館以「內部讀物」的方式翻譯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不過，他的觀點與當時中國的局勢格格不入，幾乎掀不起一絲波瀾。

直到1990年代末，中國的經濟改革行至半程，《通往奴役之路》等書被重新翻譯出版，迅速引起熱烈的關注，成為市場化擁護者的最重要的理論武器，因為人們在他的論述中讀到了太多「中國的影子」。

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結論」中，哈耶克最後說，「如果我們要建成一個更好的世界，我們必須有從頭做起的勇氣——即使這意味著欲進先退……我們幾乎沒有權利感到比我們的祖輩優越。我們不應忘記，把事情弄成一團糟的並不是他們，而是我們自己。」

保障與自由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整個社會將成為一個管理處，成為一個勞動平等、報酬平等的工廠。

——列寧於1917年

在一個政府是唯一的僱主的國家裡，反抗就等於慢慢地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這箇舊的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

——托洛茨基於1937年

經濟保障，像杜撰的「經濟自由」一樣而且往往是更有理由被人看成是真正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一個條件。在一定意義上，這是既正確而又重要的。在那些沒有信心靠自己的奮鬥找到前途的人們當中，很難找到獨立的精神或堅強的個性。然而，經濟保障這一概念與在這個領域內的許多其它用語一樣，是不明確的，是含糊其詞的，因此，對要求保障的普遍贊同可能是對自由的一種危險。其實，如果人們在過於絕對的意義上理解保障的話，普遍追求保障，不但不能增加自由的機會，反而構成了對自由的最嚴重的威脅。

首先，我們不妨把兩種保障對比一下。一種是有限度的保障，它是大家都能夠獲得的，因而，不是什麼特權，而是人們可以期望的正當目標。一種是絕對的保障，在自由社會裡，這種絕對的保障不可能讓所有人都得到，也不應當把它當作特權給予任何人，除非在極少數的特殊情況下，例如法官，其完全的獨立才是非常重要的。這兩種保障中的第一種是，防止嚴重的物質匱乏的保障，即確保每個人維持生計的某種最低需要；第二種是，某種生活水準的保障，或者說，一個人或集團與其他的人或集團相比較的相對地位的保障；或者，我們可以簡單地說，一個最低限度的收入的保障和一個人被認為應有的特定收入的保障。我們立刻就可以看到，這種區別大體同下面這種區別相一致，即為一切在市場體系以外和補充市場體系的人提供的保障，與只能為一部分人提供，並且只有控制或取消市場才能夠提供的保障之間的區別。

沒有理由認為在一個達到了像我們這樣的普遍的富裕水平的社會中，不應向所有人保證提供第一種保障，而勿需危及普遍的自由。至於在應該予以保證的具體標準方面，是有一些困難問題的；特別重要的問題是，那些依賴於社會的人們是否應當無限制地享受一切同其餘的人一樣的自由呢？處理這些問題時，稍不經心，就很可能造成嚴重的也許甚至危險的政治問題；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在足夠保持健康和工作能力的、衣食住方面的最低限度的條件上，可向每個人提供保證。實際上在英國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早已獲得了這種保障。

也沒有理由說明為什麼政府不應該幫助個人對那些生活中的普通意外事件作出準備，因為這些意外事件是不確定的，所以很少有人能夠為之作好充分的準備。在那些避免這種災害的願望和克服這種災害的後果所付出的努力，通常不會因政府提供了援助而被削弱的領域，如疾病和事故——簡單的說，這裡所探討的，是真正可保險的那些災害——在這些領域裡，要求政府協助組織一種全面的社會保險制度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對於這些計劃的細節，那些願意保持競爭制度的人和那些想以另外一種不同的制度來代替它的人的意見，在許多方面是不會一致的；在社會保險的名義下，有可能推行一些促使競爭或多或少地失掉效力的措施，但在原則上，政府用這種方法提供較大的保障，是與維護個人自由沒有抵觸的。屬於這一類的，還有通過政府對遭受天災(像地震和洪水)的人的救助來增加保障。凡是能夠減輕個人既無法防範、又不能對其後果預作準備的災禍的公共行動，都無疑是應當採取的。

最後，還有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即向經濟活動的普遍波動和隨之而來的、間歇發作的大規模失業的浪潮作鬥爭的問題。這當然是我們今天最嚴重、最迫切的問題之一。雖然它的解決需要大量正確的計劃，但它不需要，或者至少不一定需要，那種特別的計劃，那就是按其倡導者的主張，要用它來代替市場的那種計劃。其實，許多經濟學家都希望在貨幣政策方面找到根本的解決辦法，這甚至與19世紀的自由主義都不會相容的。另一些經濟學家則認為，只有通過對大規模進行的公共工程進行靈活的調節，才能有希望獲得真正的成功。這或許會對競爭的範圍產生更嚴重的限制；並且，在進行這種實驗時，如果我們要避免使一切經濟活動越來越依賴於政府支出的方面和數量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仔細注意我們的步驟。但這既不是唯一的，並且，在我看來，也不是對付這個經濟保障最嚴重的威脅的最有希望的辦法。無論如何，我們為保護經濟活動不遭受這些波動作出的必要努力，並不會導致對我們的自由構成威脅的那樣一種計劃。

對於自由具有潛在的危險影響的這種保障計劃，是另一種保障計劃。這種計劃意在保護個人或集團不會發生那種雖然並不是應有的，但在競爭的社會卻是司空見慣的收入減少；保護他們免於遭受給人帶來極大困苦的損失，雖然這種困苦在道義上並沒有正當的根據，但它們卻是與競爭的制度形影不離的。因此這種對保障的要求就是對公平報酬的要求的另一種形式——即一種適用於主觀評價的報酬，而不是和個人努力的客觀結果相適應的報酬。這種保障或公平似乎是與個人選擇自已的工作的自由不相容的。

在任何一種人們在各種不同行業之間的分配依靠這些人自已來選擇的制度下，都必須使這些行業的報酬符合於它們對社會其他成員的有用性，即使這與主觀的評價無關，也必須如此。雖然所達到的結果，常是與他們的努力和決心相適應的，但這在任何形式的社會裡都不可能總是如此。尤其在某些職業和特殊技巧的有用性由於不能預料的情況而發生變化的許多情況里，更不會是這樣。我們大家都了解，當某種對社會其他的大有很大利益的新的發明，使一個受過高級訓練的人辛辛苦苦學得的技能忽然失去了價值時的這種慘狀。過去100年來的歷史充滿了這一類的例子，其中有一些頃刻間便影響到數以萬計的人們。

儘管一個人努力工作，儘管他有特殊的技能，但他都會受到不是他自已的過失造成的收入的急劇減低和痛苦的失望，這無疑是有傷我們的正義感的。那些遭受這種不幸的人要求國家進行干預，以維護他們的合法願望，這種要求當然是會得到群眾的同情和支持的。對於這種要求的普遍贊同的結果是，各地的政府都採取行動，不但保護受到這種威脅的人們免受嚴重的困苦和貧乏，而且使他們繼續獲得與從前一樣的收入和保護他們不受市場變遷的影響。

然而，如果允許人們有自行選擇職業的任何自由的話，那麼，就不能夠給予一切人以一定收入的保障。並且，如果給一部分人提供這種保障，那它就會成為一種特權，這種特權以犧牲他人利益為條件，因而就必然會減少別人的保障。只有取消自己選擇工作方面的全部自由，才能夠確保每個人收入不變，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不過，這樣一種對正當願望的普遍保證，雖然往往被看作是一種值得嚮往的理想，但人們對它並沒有認真地加以爭取。真正隨時都在做的，倒是零碎地把這種保障給予這個集團或那個集團，結果使那些感到受到冷落的人的不安全感不斷地增加。因此，難怪對保障方面的特權的重視不斷增高，對這種特權的要求變得愈來愈迫切，直到最終，對它付出任何代價，都沒有人嫌其過高，甚至以自由為代價，也在所不惜。

有些人的用處，由於既不能預測又不能控制的環境的緣故而減少了；又有些人的用處，由於同樣的緣故而增加了，如果前者由於受到保護而得免於遭致不應受到的損失，而後者由於受到阻礙而不能獲得其不應有的利益，那麼，報酬立即就會不再和實際用處有任何關係。一切都要憑當權者關於一個人應該做什麼，應該預見到什麼，以及他的用意是好是壞所持的見解來決定。這樣作出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專斷的。運用這個原則必然會形成做同樣工作的人得到不同的報酬這樣一種局面。這樣一來，報酬的差別就不再能提供一種有效的誘導，使人們做出社會所需要的變動，並且，就連那些受到影響的個人，也無法判斷是否值得承擔某種變動所要帶來的麻煩。

但是，如果在任何社會裡總是必須的、人們在不同職業之間的分配的那些變動，已不可能再用金錢的「獎」「懲」辦法(這同主觀評價並無必然的關係)來得到實現的話，那就必須直接用命令來執行。當一個人的收入受到保障的時候，他既不能夠僅僅因為他喜歡那個工作便被允許留在原崗位上，也不能夠選擇他所喜歡的其它工作。由於取決於他的工作變動或不變動而得到好處或受到損失的人不是他自己，因此，就心得由那些掌握有效收入的分配的人代替他作出選擇。

這裡所出現的關於適當刺激的問題，通常都是被當作一個主要是人們是否有盡最大努力工作的意願的問題來討論的。這雖然是重要的，但不是這個問題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問題不僅是在我們要人家作出最大努力的時候，我們必須給以相當的報酬。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要讓他們自由選擇，如果要讓他們能夠判斷他們應做什麼的話，那就必須給他們某種容易理解的準則，使他們可用以來衡量各種職業的重要性。如果人們提供給一個人的好處同他們對社會的用處沒有關係的話，那麼，即使具有世界上最好的意願的任何人，也不可能在各種各樣的取捨之間作出明智的選擇，要知道一個人應不應該由於一種變動離開他已開始愛上了的一個行業和環境而另換一種行業和環境，就必須把這些職業已經改變了的對社會的相對價值表現在這些職業所提供的報酬上面。

這個問題當然是更加重要的，因為事實上除非與他們自己的利益直接相關，不然的話，世界上的人們是不大可能作出最大努力的。對大多數人來說，要竭盡全力做某事，就需要施加某種外來的壓力。在這個意義上，刺激的問題是一個現實的問題，無論在一般的勞動中或管理活動方面都一樣，把工程技術應用於整個國家(這就是計劃的意義)「會引起一些難於解決的紀律問題」，這是一位對政府計劃有很多經驗，並且把這一問題看得清楚的美國工程師所講的話。

為了進行一項工程，圍繞著這項工程，應該有一個大量的非計劃的經濟活動。應該有一個地方，可以從那裡吸收工人，並且，當一個工人被解僱時，他就應該離開那個工作，他的名字也應在工資簿上被註銷。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自由的後備，要維持紀律就得像對待奴隸勞工那樣非用刑不可。

在行政工作領域內發生的對工作疏忽的制裁問題，雖然形式不同，但也一樣嚴重。競爭經濟的最後手段是訴諸法警，而計劃經濟的最後制裁則訴諸絞刑官，這句話說得很好。不得不賦予任何一個廠長的權力仍然會是相當大的。但在一個有計劃的制度中，廠長同工人的情況一樣，他的地位和收入不能單單取決於他所指導的工作的成敗。由於風險和利潤都不屬於他，因而作出決定的，不可能是他個人的判斷，而是他是否按照成規做他應做的工作。一個他「應該」避免而沒有避免的錯誤，不是他的個人問題；而是一種對社會的罪行，並必須這樣來加以處理。只要他平平穩穩地盡好他能夠客觀確定的責任，他的收入或許會比資本主義廠主的收入更穩定，但如果真的失敗了，那麼對他形成的危險就比破產還要嚴重。只要他能使上級滿意，他可能在經濟上是有保障的，但這種保障是以犧牲自由與生命的安全為代價的。

我們必須要討論的那個衝突，實際上是兩種不相容的社會組織之間的一個基本衝突，這兩種組織，往往被人根據它們表現出來的最獨特的形式描述為商業式社會和軍事式社會。這兩個用語或許是不幸的，因為它們讓人們注意的是那些本質的東西，並且使我們難以看出，我們面臨的只是在兩者之間進行實際的選擇，而沒有第三種可能性。要麼就是選擇和風險兩者都繫於他一個人，要麼就是讓他將兩者都免除。事實上，軍隊在許多方面的確是我們熟悉的並最接近第二類組織的，在那裡工作和工作者都同樣由當局者分配，在那裡，如果缺糧，大家都同樣減食。只有在這種制度下，個人才被給與充分的經濟保障，並且通過將這種制度擴大到整個社會，能使所有成員都得到這種保障。然而這種保障是和對自由的限制與軍事生活的等級制度分不開的——這是兵營的保障。

當然，把一個在其它方面完全是自由的社會的某些部分，按照這一原則組織越來，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沒有理由說明這種形式的生活，以及它必然會有的對個人自由的限制，為什麼不應該讓那些喜歡它的人來實行。其實，按照軍事形式組織志願勞動隊，可能是政府為一切人提供工作機會和最低收入保障的最好形式。這一類型的一些建議，在過去很少被人接受的原因，是由於那些願意用自由來換取保障的人總是要求，如果他們放棄他們的全部自由，那就也得剝奪那些不準備這樣做的人的全部自由。要為這種要求找到正當理由是很困難的。

但是，我們現在所了解的軍事化組織並沒有說明，如果把軍事化組織擴展到整個社會，那麼，社會將是什麼樣子。只要僅僅是社會的一部分才是按軍隊的方式組織的，這個軍隊式的組織成員的不自由，就會由於這一事實而減輕，即如果那些限制變得過分令人討厭的話，他們還有可以移往的自由區域。假使依照吸引著許多社會主義者的那個理想，把社會組織成一個大的單一的工廠，我們想描繪這種社會究竟像什麼樣子的話，我們就得看古代的斯巴達，或者當代的德國——它經過了兩三代人朝這個方向努力以後，現在也差不多達到那樣的社會了。

在一個習慣於自由的社會裡，似乎不可能有很多人真心愿意以這種代價來換取保障。目前，各處都在奉行的政策，即把有保障的特權時而給與這一集團，時而給與那一集團的政策，卻很快地在造成一種對保障的追求比對自由的熱愛更日趨強烈的局面，其原因是，隨著每一次把完全的保障賜予某一個集團，其餘的人的不安全就必然增加。如果你保證把一塊大小不定的餅的固定的一部分給與一些人的話，那麼，留下來給其餘的人的那一部分波動的比例肯定要比整塊的餅的大小的變動為大。並且，競爭制度所提供的保障的重要因素——多種多樣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

在市場制度的範圍內，只有像所謂限制主義(但它幾乎包括實際上實行的一切計劃！)那樣的計劃，才能夠把保障給與特定的集團。所謂「控制」，即限制產量，使價格能夠獲得「適當的」利潤，乃是在一個市場經濟中能夠保證生產者獲得確定收入的唯一方法。但這一定會使向他人開放的機會減少。如果生產者，不管他是廠主或是工人，得到免受外人殺價的保護，這就意味著其他那些境遇更壞的人遭到排擠，不能在這個相對地比較繁榮的受控制的工業中分享一份。每一種對進入某個行業的自由的限制都會減少行業以外的人的保障。並且，由於其收入用這種方法得到保障的那些人日漸增加，對收入受到損失的人開放的可供選擇的機會的範圍就受到限制；對於那些受到任何變動的不利影響的人，想要避免他們收入銳減的機會也相應地減少。日益增多的事實證明，如果許可每個情況改善的行業的成員排斥其他人，以便自己的獲得通過較高工資或利潤表現出豐盛收益的話，那些在需求下跌的行業里的人就無路可走，而且每次變動便成為大規模失業的根源。毫無疑問，基本上最近幾十年來用這些方法來爭取保障的結果，才大大地增加了大部分人的失業和從而引起的無保障。

在這個國家，這樣的限制，特別是那些影響到社會中中等階層的限制，僅在較近的時期才獲得其重要性，我們目前尚難認識它們的全部後果。在一步變得嚴酷了的社會裡，一些人被擯棄於有保障的職業範圍以外，並且有一個鴻溝把他們同那些有工作的幸運者隔離開來，而後者的無人與之競爭的保障使他們沒有必要稍為退讓一步以便為那些無保障者留出一席之地。無職業保障者之地位的完全絕望以及他們同有職業保障者之間的鴻溝，只有親身經受過的人才能體會得到。這不是幸運者放棄他們的地位的問題，而只是他們應當通過減少自己的收入，或者往往甚至只是通過對改善自己處境的希望作出某種犧牲的辦法來分擔共同的災難的問題。妨害這樣做的乃是他們認為他們自己有資格享受「生活水準」的保護、「合理價格」的保護、或者「職業收入」的保護以及在這種保護中他們所受的政府的支持。因而，現在產生劇烈波動的不是價格、工資和個人收入，而是就業和生產。在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殘酷剝削中，從來沒有哪種剝削比一個較不幸的生產者集團中的成員從一個基礎穩固的集團那裡受到的剝削更惡劣、更殘酷的了，而這是對競爭進行「調節」所造成的。很少有什麼口號比「穩定」特定價格(或工資)的理想為害更大了，因它在穩定一部分人的收入的同時，卻使其餘的人的地位越來越不穩定。

因此，我們越試圖用干涉市場制度的方法來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並且，更糟的是，在作為一種特權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沒有這種特權的人日益增加和無保障之間的對立也變得越大。並且，保障越具有特權的性質，而沒有特權的人所面臨的危險越大，保障就越為人們所珍視。隨著有特權的人數的增加，在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無保障之間差別的增加，就逐漸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會價值標準。給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個青年人擁有領得年薪的確定權利比對他懷有飛黃騰達的信心更是其結婚的資格，而無保障則成為賤民的可怕處境，那些在青年時就被拒絕於受庇護的領薪階層之外的人，要在這種處境下終某一生。

由國家默認或加以支持的、以限制性措施來尋求保障的普遍努力，隨著時間的進展已經產生了進步性的社會轉變——在這種轉變中，像在其它許多方面一樣，是德國人領先，而其它的國家則繼而仿效。這個發展已由於社會主義教育的另一種影響而被加速了，這種影響就是輕蔑一切帶有經濟風險的活動，以及對那些值得冒險去爭取但只有少數人能得到的利潤，加以道德上的誹謗。當我們的青年人喜歡薪水穩定的職位而不喜歡企業的風險的時候，我們不能責怪他們，因為他們從小就聽人說過，前者是高級的，更不自私和更公平的職業。今天這一代的青年是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成長起來的，即無論在學校中或在報紙上，都是把商業企業精神看成是不名譽的，把賺取利潤說成是不道德的，把僱用100個人視為剝削，卻把指揮100個人說成是光榮的。年紀大些的人也許認為這種對當前情況的說法未免言過其實，但大學教師日常的經驗無疑證明：由於反資本主義的宣傳，在英國價值標準的改變遠遠地走在迄今已發生的制度改變的前面。現在的問題是，在通過改變制度的方法來滿足新的需要的時候，我們會不會並非不知不覺地把我們仍然估價較高的那些價值標準毀滅掉呢？

用一、二十年前還能夠被人們看作是英國式社會和德國式社會的對比，來說明保障的理想戰勝自立的理想所必然引起的社會結構的變化，是再好不過的。無論在德國其軍隊勢力有多麼大，如果把英國人所認為的德國社會的「軍事」性質，主要地歸因於它的軍隊勢力，那是大錯特錯的。這兩種社會的差別遠比能用那種理由進行的解釋更為深刻，並且，德國社會的特質，無論在軍人勢力軟弱或很強的社會階層里，都同樣存在著。使德國社會具有特質的，與其說是差不多在所有時期，在德國比在其他國家有更大的一部分人民為進行戰爭而被組織起來，勿寧說是德國把這一類型的組織用於許多其他的目的。賦予德國社會結構以特點的，是和其他國家相比德國有更大部分的社會生活被有意義地自上而下組織起來了，並且德國有那麼多的一部分人民不把自己看成是獨立的，而把自己看做是被指派的官員。正像德國人自己所誇耀的那樣，德國早已成了一個「吏治國家」，在這種國家中，不但在公務員中，而且幾乎在一切生活領域內，收入和身份都受到當局指定的保證。

雖然自由的精神是否可能在一切地方都被強力所消滅是值得懷疑的，但是否任何人都能成功地抵抗住在德國自由被慢慢窒息的那個過程也同樣不是肯定的。在那些想要獲得榮譽和地位，幾乎只有靠當一個國家薪給人員來實現的地方，在那些擔任被委派的任務比選擇自己擅長的工作被認為是更應受到稱讚的地方，在所有那些官階制度中沒有一個被認可的地位，沒有要求固定收入的權利的職業，都被看作是低級的，或者甚至是不體面的地方，要想有很多人都長期地寧願要自由而不要保障，這未免是奢望。在那些除了從屬位置上獲得的保障外其它一切位置都很不安全，並且處於其中的人，無論成功或失敗都同樣會受到輕視的地方，只有少數人才能抵抗得住那種以自由的代價來換取保障的誘惑。事情一旦到了這種地步，自由在實際上就差不多成了一種笑柄，因為只有犧牲世界上大多數的好東西才能買到它。在這種狀態下，難怪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感到，沒有經濟保障，自由就「沒有佔有的價值」，並且，都感到情願犧牲自由來爭取保障。但使我們感到不安的是，我們發現拉斯基教授所採用的正是同樣的一個論證，這個論證比其他任何論證都更有助於誘導德國人民犧牲自由。

防止出現赤貧的適當保障，和減少那些會把努力帶到錯誤的方向上去的可以避免的原因以及隨之而來的失望，必須是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這是沒有問題的。如果要這些努力獲得成功而又不損害個人自由，那就必須在市場以外提供保障而讓競爭自然地進行而不受到阻撓。為了保存自由，某種保障也是不可少的，因為大多數人只有在自由所不可避免地帶來的那種風險不是大大的條件下，才願意承擔那種風險。這雖然是我們決不應忽視的一個真理，但危害最大的是現在流行在知識分子的領袖們當中的，以自由為代價來讚揚保障的那種風尚。重要的是，我們應當重新學習坦白地面對這一事實：即只有花代價才能得到自由，並且，就我們個人來說，我們必須準備作出重大的物質犧牲，以維護我們的自由。如果我們希望保存自由，我們就必須恢復作為盎格魯——薩克遜國家的自由制度之基礎的那種信心；這種信心曾經被本傑明·富蘭克林表現在一個適用於我們個人的生活，同時也適用於一切國家的生活的句子里：「那些願意放棄基本自由來換得少許暫時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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