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臨、胡適與北京協和的醫學精英教育
撰文：胡成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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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把目光轉向二十世紀的近代中國，「全球在地化」，或者說「在地化」與「本土化」頗為成功的一個學術教育機構，當屬1914年成立後進入中國、1950年退出中國，1980年又受到中國政府邀請而重返中國的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a Medical Board, CMB）。該機構隸屬於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1914年至1949年期間，除了為在華教會及中國的國立、私立大學，如燕京、東吳、金陵，以及清華、南開、中央、雲南等大學提供資助之外，還創辦和主持了北京協和醫學院（以下簡稱協和）。由於洛克菲勒家族是其時世界首富，短時間內投入大量資金，能夠招攬最優秀人才，故該校在1930年代初就被認為是東亞地區設備最完善、治療條件最優渥、國際認可度最高的醫學教育機構。
再可以證明協和卓越的，是在今天中國大陸該校仍然是最頂級的高等醫學教育機構。尤其是在經歷了1949年之後的各種政治運動之後，以及置身於當下中共執政當局恪守的「反美主義」意識形態中，不同於二十世紀美國人在華創辦的諸多高等教育機構，如「燕京」、「金陵」、「東吳」等，當今都已湮沒不彰；唯有協和由「中國協和醫學院」（1951）、「中國醫學科學院」（1957）、「中國協和醫科大學」（1959）、「中國首都醫科大學」（1985），於2007年5月18日正式恢復為其最初「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校名。
這裡原因可能會有多方面的，但如果僅就「在地化」與「本土化」的辦學理念來看，如燕京、金陵等，猶如英美的Liberal Arts college，四年制的本科教育目標在於提升學生品味、氣質、格調和風度的「博雅」教育，而非現代意義精深專業科學研究。協和的學生則須經歷八年專業訓練（三年預科，五年醫學專科）。他/她畢業後如果有幸留在協和任教，通常會得到豐厚資助而前往歐美留學最重要的醫學院校和研究所留學兩至三年。這也使得協和走出了中國現代科學醫學（science medicine），或現代生物醫學(biomedical medicine)幾乎所有分支科系的奠基人、創始人及領軍人物。如果刻意抹殺協和曾經的這段輝煌存在，勢必會讓所有這些專門醫學科系迷失自已賴以維繫的學脈和傳統，更無從由此催生出繼往開來的光榮和夢想。
本文期望通過梳理曾擔任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在華代表(resident director)、協和實際主管的美國人顧臨（Roger S. Greene,1881-1947），與後來擔任協和董事的胡適之間的學術互動，探討協和這樣一個在資金、學術和教育理念、管理模式，以及相當部分教職員來自美國的醫學精英教育機構，在1937年前的中國是如何「在地化」和「本土化」的？提出這個問題的緣由，在於其時協和在管理方面疊床架屋，權力運作頗為複雜。具體說來，協和管理層有設在北平的校董事會（1929年4月後華人成為多數）；還有設在紐約，且全部由外人組成的中華醫學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在這三個決策機構之間的溝通、協商乃至博弈之下，作為推進協和「在地化」的顧臨，以及作為推進協和「本土化」的胡適，倆人如何相知、相處而進行有效地交往和溝通，在迄今為止的中英文之相關研究中都沒有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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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臨於1881年出生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韋斯特伯勒（Westboro），父親是最早一批前往日本的傳教士，後被明治政府聘為高等教育的顧問。在日本長大的顧臨，家庭環境相對開放和自由。1901年，顧臨畢業於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翌年獲得碩士學位，此後擔任過美國駐里約熱內盧、海參崴、長崎、神戶、大連、哈爾濱和漢口的領事、總領事等職。其時的美國尚未躋身於世界列強之列，很多地方的領事是由略曉當地語言的商人兼任。
顧臨作為美國第一代受過高等教育的職業外交人士，通曉西班牙語、俄語、日語和漢語，是美國外交官中為數不多熟悉東亞事務的國際法專家，並對中國有相當的同情。 1910年冬哈爾濱鼠疫肆虐，被清朝政府緊急派往該地主持防疫事務的伍連德，拜謁了俄、日、英、法、美的五位總領事。他得到的印象是：由於俄、日對東北都懷有強烈的侵略野心，這倆位領事說起來雖都願意幫助防疫，提出的舉措卻都帶有強烈的政治性意向（appeared too politically-minded）。伍連德說：英、法領事則是目空一切地嘲笑中國官員處理事務的能力；唯獨顧臨相信中國政府能夠控制疫情，稱自己理解中國面對的巨大困難，並表態將盡其所能地提供幫助。
顧臨入職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之後，辭去漢口總領事一職。其時他只有三十二歲，之所以毅然離開前景看好的外交官崗位，原因有三：一是在東亞外交事務的諸多方面，他與華盛頓國務院的官僚們意見不合而頗感壓抑；二是洛克菲勒基金會開出的薪水比外交官高出許多；第三是最重要的，即出自傳教士家庭的拯救情結，顧臨一直矢志於中國、日本的現代化，願意獻身於為推進中國文化和學術發展的人道主義事業。 這當然與胡適的理想頗為契合。倆人私交之密切，可見於胡適在1920年9月4日的日記，稱顧臨來函托他為哥倫比亞大學尋覓一位中文教授。胡適的想法是：「遂決計薦舉我自己，我實在想休息兩年了」。
1921年9月14日下午，胡適應邀代表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而參加了中華醫學基金會在北京舉行的協和醫學院之開幕典禮。此次慶典之隆重，參加之人除了聲名顯赫、世人矚目的洛克菲勒二世（John D. Rockefeller, Jr.）之外，還有來自日本、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爪哇、朝鮮半島、菲律賓，加拿大、法國和美國醫學界的頭面人物；英、美、法、日等國駐北京公使，北洋政府相關部委的代表；在華教會醫務傳教士的代表；以及自1917年以來通過嚴格考試而被招收進協和的學生。四時整，六百餘人的隊伍緩步前行在綠色琉璃瓦的宮殿屋頂之下，經過竣工不久、美麗壯觀的解剖、生理、藥理實驗室、圖書館的古典式建築，魚貫進入當時在北京能夠容納最多人數的東單三條衚衕的協和禮堂。
這可以說空前絕後，因為世界上至今還沒有任何一所醫學院的開業典禮，能夠邀請到如此眾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醫學權威、名流和外交高官。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典禮極嚴肅，頗似歐美大學行畢業式時。是日身著學位制服參加列隊者，約有一百餘人，大多數皆博士服，歐洲各大學之博士服更加濃麗壯觀。自有北京以來，不曾有這樣一個莊嚴儀式。（古代朝服上朝，不知視此如何？）」
在同一天的日記中，胡適還評論了來賓致詞。他認為代表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時任外交總長顏惠慶的演說，「尚可聽」。 可以理解的是，顏惠慶出生於基督徒家庭，在上海長大，1895年赴美留學。他於1900年獲弗吉尼亞大學的文學士學位。回國後任教於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接著出使美國並擔任過清政府的外務部左丞，涉外歷練相當豐富。顏惠慶在致詞中高調讚揚了中華醫學基金會資助的協和，將對中國醫學進步產生重要影響，並預言華人「會毫不猶豫地接受科學的治療。」這與同樣留學於美國的胡適，有頗多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鳴之處。
再可以看出胡適對協和未來發展的期待，是認為「在地化」或「本土化」，絕非回歸中國傳統的。是對於時任內務總長齊耀珊、教育部代理總長馬鄰翼的致詞，胡適說：「就不成話了」。這可能由於齊耀珊、馬鄰翼沒有留學歐美的經歷，致詞中較多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尤其是中過舉人，僅在日本速成師範科公費留學一年的馬鄰翼，在致詞中稱慈善醫療在中國漢代就已出現，歷史上的東西方醫學理論和實踐並無多少不同。再讓胡適感到不可理喻的，是馬鄰翼期待協和 「能夠同時運用中國的哲學和西方的科學，發現新理論，為醫學事業做出偉大貢獻。」
對於洛克菲勒二世的致詞，胡適在這篇日記中的評價是「羅氏演說甚好。」這份演說的主旨，是強調西方醫學應努力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最終應由中國人接管，並使之成為國民生活的一部分。洛克菲勒二世希望協和的未來發展，應朝向「即使不是所有教職員的職位都由中國人擔任，其大多數職位，也要由中國人擔任。」或許，洛克菲勒二世是想減輕經濟壓力而講這番話的。因為就創辦 協和來看，基金會最初購買土地、修建樓舍、添置設備、儀器和圖書的預算是一百萬美元。然而，開工之後受到世界大戰的影響，匯率急劇浮動和原材料價格迅速攀升，最終基金會投下了七百多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八千多萬美元）的巨款，方才有了這樣一個階段性成果。
基金會高層也曾猶豫再三，反覆討論是否還要繼續這個燒錢太多的項目；但考慮到既然已經投入，如果半途而廢就會使此前所有巨額投入付之東流，只能別無選擇地忍痛前行。正是鑒於經濟負擔過重，基金會原想在上海再創辦一所醫學院的規劃，此時被無限期地予以擱置。所以，洛克菲勒二世在這篇致詞演說中呼籲：雖然該校目前的經費，來源於創建機構的撥款；但他期待有一天，「除了這項撥款和學費外，學校獲得的資助將如同世界上其他國家類似級別的醫學院校一樣，源於中國人的捐贈及政府的資助。」
作為外人的胡適，不太會很清楚中華醫學基金會的內部經濟困窘，可能更多只是從國人自主主持醫學科學進步的期盼，充滿憧憬地解讀了洛克菲勒二世的致詞演說。他在日記中還寫有「演說詞大概此間有人代他做的」。由於沒有直接數據，胡適此時所寫在北平的大概「有人」，我們雖不能大膽推定這是既與胡適有密切交往，又前後左右地陪同洛克菲勒二世的顧臨，卻可以說此致詞演說的主旨乃是他長期鼓吹的理念。不同於那個時代擁有太多強烈種族優越感的在華白人，顧臨一直認為中國人能夠管好自己的國家，並主張外來機構、外來事物應儘可能「在地化」和「本土化」。
這還可追溯到顧臨擔任海參崴領事期間，一些美國商人面對俄國人的蠻橫無理而束手無策；他則目睹德國商人在同樣惡劣條件下，由於熟悉當地語言、風俗和習慣，仍然能夠大力開拓市場而取得不菲的經濟收益，故大力主張美國商人儘可能地融入在地社會。後來顧臨到了大連、哈爾濱的任上，又熱情鼓吹實行當地代理人制度的英美煙草公司（the 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和洛克菲勒旗下的美孚石油（Standard Oil of New York），認為是美國公司在當時東北開拓市場商機的最成功典範。此外，他還反對列強迫使中國政府任命更多外國人管理海關，認為這會僱傭一批懶散的洋人而白白耗費中國人的錢財。他相信中國人能自己管好海關，並還可以減輕由於支付高薪而帶來的巨額財政負擔。
1905年畢業於霍普金斯大學，並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胡恆德（Henry S. Houghton），在1921至1928年期間擔任協和院長。他與顧臨的關係，緊密無間，並也是胡適的好友。胡適在日記中記載了與胡恆德的多次交往。1922年6月24日晚上，胡適被邀請到時任北大英文系教授，也是北平新聞評論人兼記者的柯樂文（Grover Clark）家的飯局，客人中有胡恆德。胡適寫有：席上多愛談論的人，「外面大雨，街道皆被水滿了，我們更高談。」 兩天後，即26日一時，胡適應胡恆德之邀，專程去協和與之共進午餐。陪同之人還有時任該校董事、董事會秘書的恩卜瑞（Edwin. R. Embree）。胡適寫道：「席後此君報告醫社的計劃與進行，他們有三大計劃：（1）研究，求醫學的新發明；（2）教育，訓練醫學人才；（3）傳播醫學知識。」
再至1924年5月21日，胡適因為一年假期而前往上海、杭州等地，直到11月30日返回北京。在這段期間里，他與胡恆德就協和未來十年發展規划進行了數次交談。胡適表示中國人歡迎協和的工作，因為該校顯而易見地提供了非常卓越的教學和科學標準。胡適還稱讚協和對中國僱員沒有種族歧視，並對宗教事務抱有頗為寬大的態度（沒有強迫性的宗教課程）。再對今後十年的發展規劃，胡適建議協和應擴大對古代東方藥物的研究，強調不僅僅因為這項研究本身具有重要意義，且還可以將之作為一個工具，「在醫學中把東方和西方、科學與實證論聯結起來。」
順著這一敘述面相，我們或可將目光延伸至19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會開始資助美國的遠東研究。胡適雖表示大力支持，感到遺憾的卻是，該基金會資助的一批美國漢學研究者，中文能力太差而在中國研讀時間太短。胡適建議基金會加大投入，一次性地提供四年、五年或更長時間的獎學金，讓那些矢志漢學的美國年輕人在有學問的中國教授指導下，接受一些關於文獻書目資料的基本訓練，以使他們返回美國之後能夠擔任那些領導性大學的中國語言、文化和藝術系科的主任。
就其效果來看，胡適的呼籲引起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響應。1938年的基金會年度報告，談及該年度將給哥倫比亞、芝加哥、康乃爾、普林斯頓等大學的遠東研究提供大筆資助時，報告舉出了時任駐美大使胡適最近的一次講話。胡適稱：「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文化關係，擁有比炮艦更為有效和持久的影響」，這份年度報告接著說在此認識之上，很少有人會不同意，國家間的友好關係是建立在智慧地理解雙方所做出的貢獻，即每一方對另一方都能夠做的貢獻。基金會因而不應忽略與在地文化相互交流、進一步融匯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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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私立學校校董會條例》，規定在華外國人主持的私立學校，外國人充任董事人數不得過半，董事會主席須由中國公民擔任。協和董事會成立於1915年，十三位董事中有六位來自於1906年最初創辦該校的六個教會的代表，另外七位是由中華醫學基金會任命的美國人。後來協和增加了一位中國董事，即曾擔任過清華校長（1913——1918年），此時擔任的是負責協調處理美國庚子賠款的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委員會總幹事的周詒春。
按照國民政府的法令，外國的私立大學如果要進行登記註冊，須先在董事會裡大幅增加中國公民之人數。這讓那時擔任代理校長的顧臨感到頗為棘手。因為協和章程規定十三人的董事會，如果增加六位中國公民，意味著相同數量的原任外國董事必須辭職。在討論協商過程中，中華醫學基金會的人倒挺爽快，教會之人則不很情願。顧臨後來談及做兩位教會人士的工作時，說：「他們對此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如果硬行勸其離職而會顯得沒有禮貌（ungracious）。」
1929年4月10日，協和董事會年會在紐約召開。會議通過了更換校董事會成員，增加中國公民人數的決議。與會者接著對繼任董事人選進行了討論和投票，胡適的提名遭到了美國長老會代表布朗（Arthur J . Brown）的質疑而未獲通過。在被問及對胡適的印象時，讓布朗早已心存芥蒂的，是兩年前胡適刊發在《論壇》（Forum）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與基督教》（「 China and Christianity」）。在這篇文章中，胡適開宗明義地指出：隨著中國開始現代化，「基督教在中國的未來發展將成為一個問題」。
胡適稱在華教會的傳教最有用的部分，是將現代文明引入中國而非傳播福音——即創辦醫院、學校、反對鴉片貿易等文明開化，並使中國民眾開始有了國家意識，興起了民族主義思潮。胡適的結論是：中國傳統的道家、儒家，提供了關於普遍主義和虛無主義，以及不可知之論的文化背景，致使此時到處爆發了反基督教運動。這對於天生就是異教徒的中國民眾來說，教會原來想像的「『基督征服中國』"看上去已經煙消雲散——也許會永遠如此。」 的確，胡適在此時的日記中多次記載了自已對傳教的基本看法，即「我們所希望的，乃是羅克斐洛駐華醫社的一種運動，專把近世教育的最高貢獻給我們，不要含傳教性質。」
布朗在當時的美國是一位很有影響的教會人士，被稱之為「傳教士政治家」（missionary statesman）。他年輕時曾在全美傳教，後來到世界各國遊歷，考察傳教事務。他1915年就已經被選為協和董事，到過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並就中國的考察寫了十七冊日記。在此次關於增設中國董事的會議上，布朗說印象中的胡適這篇文章，雖不是對在華傳教士及其工作充滿敵意，但仍然覺得對持有這種看法的胡適，並非是協和這一既要傳播科學，又須堅持基督教教義目標的理想董事。
至於說起布朗之所以對傳教情有獨鍾，那還得追溯到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會與創辦北京協和醫學堂的六個基督教差會談判收購時，洛克菲勒二世承諾要與教會保持長久的合作關係。他保證該校在招募教職員時，除了科學能力之外，還會考慮其人是否擁有基督教「最高尚的理想」。洛克菲勒二世後來多次鄭重保證：「我們非常贊同傳教士的精神和出發點，在不違背醫學院之目標，即最高科學水平和最優質醫院服務的前提之下，希望盡己所能，把傳教精神發揚光大。」 所以，布朗在此次會議上義正辭嚴地援引洛克菲勒二世的承諾，提醒董事會成員對此要有特別的重視，稱胡適 「用這種方式理解現代醫學之人，將不會被董事會視作應當被尊重的一位成員。」
在這次會議結束之後，顧臨私下做了說服和溝通工作。兩天之後（4月12日）他收到布朗的信函。布朗說如果在會議上沒有被直接問及，他不會談論胡適博士的。好在，他已經注意到胡適對在華傳教還有讚許和認可，故願意接受顧臨對其能力的判斷，並表態將 「不會投票反對他」。4月17日，顧臨回信表示感謝，稱同意布朗的說法，即如果僅從這篇文章來看，讀過的最初印象肯定是不佳的，但需要為胡適辯解的是，其抨擊的是基督教機構的某些不利影響，而非基督教教義本身。顧臨說：「我非常欣賞您對此事心胸寬大的包容態度。」
當然，顧臨力挺胡適，並非僅僅出於個人情感，這應當是協和管理層的一致看法。如1925年2月，胡恆德撰寫與胡適在上海交談的備忘錄中，稱胡適向有勇敢、真誠和坦率之聲望，且不吹毛求疵和尖厲刻薄，是中國年輕一代知識界中最充滿活力的領導人。胡恆德還說他雖不是基督徒，卻沒有什麼反基督教的情結，或強烈的民族主義。胡適從不排外和抵制西方文化，儘管不是科學家，卻受到關於哲學研究的科學訓練。胡恆德在信函中最後強調：胡適雖然與很多協和人相識，「卻與協和沒有任何利益關係和聯結。」
回到北京之後的顧臨，於7月5日主持召開了協和新一屆董事會，主要是在地中國人參加。在寫給中華醫學基金會在紐約總部的報告中，顧臨說按照紐約的習慣，會議對所有需要討論的事項經過了認真準備，開得非常成功。再讓顧臨感到滿意的，是與會者對討論事項充滿了興趣，且於中國各方消息頗為靈通，故相信這屆董事會將會比其前任能更有效地處理當地事務。顧臨還報告說就如何保持協和的基督教特質，他沒有什麼更多的建議；而就什麼是科學，這次董事會也沒有達成一致的看法。至於在此次會議上，胡適何以被全票通過為董事，顧臨解釋說是由周貽春提名，羅炳生（E.C. Lobenstine）聯署的。
需要稍做說明的是，羅炳生與布朗同屬美國長老會，時任在華影響最大的中華續行委員會（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的總幹事，負責協調各差會在華的基督教傳教和教育事務。顧臨說羅炳生的看法是：胡適幾次被邀請擔任基督教教育委員會（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的顧問，出席過委員會的會議，並作為朋友而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見解。羅炳生把胡適 「描繪成為對當下中國社會邪惡的勇敢批評者。」
胡適當選董事之後，協和正著手籌辦在教育部的登記註冊之事。這本是國民政府定鼎南京之後，收回教育主權的一項重要舉措；此時卻正值民族主義情緒持續高漲，有些地區發酵而演化成聲勢浩大的排外騷動。頗有影響的一個事件，是1926年11月北伐軍進入長沙，儘管該地的湘雅醫學院早已由中國人接手，由於最初為美國醫務傳教士胡美（Edward Hicks Hume）利用耶魯資源創辦，再以一批外籍教授在該校任教，遭到激奮民眾暴力衝擊而不得不被迫關閉。
雖則，此時美國的在華教育機構擁有治外法權，但面對層出不窮的類似事件，美國外交官表示無力一一進行干預。1928年11月，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致函美國國務院，稱當時的排外事件不同於其此前的經驗和判斷，國民政府的官員們對於宣示主權和控制外人，有著愈來愈多的熱情。這些官員中有的人，過去微不足道，或不具備擔當該項職務的實際能力，魯莽地行使此時忽然擁有的權力，全然不顧外國人的權益，及將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嚴重後果。馬慕瑞不無沮喪地說：鑒於中央政府僅僅名義上控制了一些省份，使館及領事們要想實際維持美國利益，「不僅十分困難，且幾乎不可能。」
1928年6月，國民政府掌控北京之後，不斷敦促協和儘快註冊登記。1929年4月，顧臨向中華醫學基金會報告說：如果置之不理，勢必會激怒當局，致使其多年來與當政者的良好關係毀於一旦，進而傷害到協和期望將來影響政府醫學教育的遠景規劃；如果同意註冊，雖然會得到當局承認，申請免稅進口醫療設備、藥品等；但意味著放棄治外法權，服從中國政府的管轄。
顧臨需要請示紐約上司的是：如果登記註冊的話，協和將修改曾在紐約州立大學註冊時的章程，內容包括將名稱「北京協和醫學院」改成」北平協和醫學院」，並再將中國董事人數再增至董事會的三分之二。再至9月16日，顧臨致函在上海擔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問能否前來北平參加討論修改原有章程的董事會會議，以便能夠通過教育部的登記註冊。四天之後（20日），胡適回復顧臨，說近來與教育部長蔣夢麟交談多次，印象是關於協和這樣學校的登記註冊只是過一個手續。胡適的解釋是：當局認定需要認真登記註冊的，是像他擔任校長的那類新成立的私立大學。
胡適在這封信中還表示如果顧臨想要了解進一步的信息，以及政府對協和的態度，他願意致函蔣部長來溝通此事。9月24日，顧臨致函胡適，說很感謝他的情況通報，稱自己也經常通過時任協和校長，大多時間在南京的衛生署次長劉瑞恆與蔣部長聯繫，以更好了解國民政府對待外國在華私立教育機構的態度。1930年1月31日，返回北平的胡適參加了協和董事會，討論修改章程和註冊登記等事項，會上的感受是「這讓協和很為難」。5月21日，教育部批複協和的登記註冊，該校成為被中國政府認可的私立大學。
對這些註冊登記過的外國大學，胡適就像看待教會大學的燕京，認為校長由國人擔任，且不再以傳教為目的，還已經招收和培養中國學生，重視中國的文史教學，故應受到中國政府、當地社會給予中國大學那樣同等財政補貼和捐贈。他敦促中華醫學基金會，協和當儘可能地在教學目標和課程設置方面，最大程度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以便更多得到來自中國政府的優惠。一個具體例子，是胡適注意到協和將英文作為工作和教學語言，常常被中國政府和社會批評。
就協和方面來看，這其中有許多無可奈何的不得已——因為那個時代既沒有太多醫學方面的中文出版物，也沒有太多與英文相對應的中文醫學專業名詞。包括一些華人在內的教授擔心，如果採用中文教學，學生無法接觸到最新的醫學成果，教育質量就難以得到保證。然而，當學生走向工作崗位之後，面對的絕大多數病人是不懂英文之中國人，因而帶來了在醫患之間難以溝通的問題。作為董事的胡適力推協和逐漸分層次地採用中文教學，先在護校的教學中改用中國文字，認為由此「可以減低教學困難，可以提高程度，畢業後應用範圍也更大。」
一個可以說明其時協和「在地化」較為深入的事例，是顧臨幫助胡適所在的北大向南京國民政府爭取教育經費的事例。1930年底，胡適返回北大任教，隨即就為該校急劇頹敗而憂心忡忡。北伐之後中國政治中心移至南京，不少曾在北大任教的學者紛紛離開。更糟糕的是該校經費嚴重短缺，教授的最高薪酬每月三百元，不僅不及政府部門的一個科長，且還經常因為欠薪而不能按月領取。於是很多教授不得不去外校兼課，且長時間裡還沒有正式校長。胡適就此沮喪地寫道：他們這些還在北大堅守之人，對被任命為校長的蔣夢麟遲遲不肯前來就職而表示諒解。
1930年12月，蔣夢麟在朋友和同仁們的百般勸說之下，臨危受命而出任北大校長，翌年7月就面臨來自政府的經費斷供，發不出教授薪酬的困境。1931年10月21日，從胡適處得知此消息的顧臨，遂即致電由國民政府延攬為負責國聯（League of Nations）對華技術合作事務的負責人，國聯秘書處衛生股長拉西曼 (Ludwik J. Rajchman)。此時拉西曼正幫助國民政府籌建全國經濟委員會，與財政部長宋子文關係密切。顧臨在電報中說北大已經三個月沒有領到政府的經費，請拉西曼與宋子文就此事進行交涉。
顧臨的電報語氣相當嚴厲，稱拉西曼應該敦促南京政府從政治方面考慮事情的嚴重性。如果連北大這樣的學校都被輕視，勢必會讓政府失去教育界的信任。顧臨強調：「把北京的國立教育機關從目前的悲慘處境中拯救出來，是一件頭等重要的事情。這比任何軍事開支還重要，甚至比救濟漢口水災還更迫切。」 此外，顧臨的強硬底氣也來自於拉西曼任職的國聯與羅氏駐華醫社，以及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關係。畢竟，國聯是1920年由英、法為主導而成立的，主要成員是當時還沒有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瘡痍、經濟十分窘迫的歐洲諸國。
由於國聯組織機構鬆散、經費匱乏，很多經濟技術合作的援助項目，不得不仰賴此時全球最大的跨國慈善機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財政資助。如1925年2月，該基金會為國聯在新加坡成立的遠東傳染病防疫局（Anti-epidemic bureau of Far-Eastern），捐助為期五年工作經費的十二萬五千美元；隨後又為中歐的衛生防疫，以及日內瓦國聯的圖書館和國際衛生中心捐贈兩百多萬美元。拉西曼也一直希望就國聯的中國技術合作項目，與資金看上去很充裕的羅氏駐華醫社、協和進行合作。兩天之後（10月23日），顧臨收到拉西曼告知宋子文同意撥款的電報。翌日（24日），顧臨回電錶示感謝，還說他已經與拉西曼派往北平考察的兩位國聯專家見過面，此時正等待他們前來協和進行現場考察。顧臨期望關於這筆撥款的「部長命令能夠早日執行。」
幾天後，顧臨收到胡適的來函，得知國民政府下撥的這筆款項，僅是北大半個月的經費，再為了這筆本應正常撥付的款項，身為校長的蔣夢麟還不得不專程前往南京遊說。11月2日，顧臨致電拉西曼，尖刻地抨擊政府撥給北大的這點錢，雖然可以說是聊勝於無，卻沒有實現政府決心維持重要國立研究機關的運作，恢復大學和知識界的信心之理想。讓拉西曼有點無法接受的，是顧臨針對其緊鑼密鼓想要以在江、浙兩省創辦若干「實驗區」的設想，說：「在這種情況下，對所建議的新機構，如同經濟委員會的前途，不能不使人悲觀。」 六天之後（11月7日），顧臨又一次致電拉西曼，再次抨擊政府未能給北大撥足經費而使之不悅。
翌日，拉西曼回電顧臨，說已將其電報的意思轉告給宋子文，並願意就此事說些他個人的意見。拉西曼勸誡顧臨不該一味苛責政府，應注意當下世界性經濟危機，自夏初以來歐洲許多城市的公職人員沒有領到薪水，教育和科研機構大幅消減經費，中國本來就很貧困，目前經濟危機更造成了國庫奇絀。在這封語氣犀利的電報結尾，拉西曼說：「請對一個頑強的樂觀主義者出自最友好精神的率直加以原諒。」 正是由於顧臨把與拉西曼的來往電函，一一抄送給了胡適，深知內情的胡適後來追述道：「那時兩個朋友最熱心於北大的革新，一個是傅孟真，一個是美國人顧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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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次幫助北大爭取經費之事，我們似不能簡單認為這僅出自於顧臨與胡適的私人情誼，而應看到此時的協和與在地中國大學已形成了一個較為緊密的學術共同體，相互之間的影響和互動頗多、頗巨。不久前的日軍侵佔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即，致使北平作為現代中國最重要學生抗議運動中心已不穩定。在收到上述拉西曼勸誡電報的 第三天，即11月11日，顧臨又致函在南京的蘭安生（John Black Grant），請他遊說在南京國民政府擔任衛生署長，也是協和名義校長的劉瑞恆，晉見宋美齡而非正式地談談關於給北大足額撥款的問題。顧臨寫道：「毫無疑問，學生若是得到好的教育，教師不是抱一種不滿情緒而教學，學生就會更守秩序。」
如果將時間再往前追溯一點，吾人更可以理解顧臨的憂心忡忡有自來也。9月21日北平全市學生佩紗誌哀，形勢驟熱緊張而一觸即發。北平市府急忙召集各大學校校長及軍警座談會，議決由北大校長蔣夢麟出面勸說學生不獨不停課，「且對於主要科目，由教員勸導學生，切實用功，以求教育救國之意」。儘管如此，七天之後（9月29日）的北平，仍然舉行了主要由學生參與的大規模抗議遊行，據說人數超過二十萬。協和學生與另外幾所在北平的學校，屬南路遊行隊伍，由天安門出發，「經前門南行至珠市口，折西經驛馬大街至宣武門」。
激進人士還討論成立統籌此類抗議遊行運動的全市教育文化界聯盟（League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發函邀請協和教授們參加。9月29日，協和教授會執行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該如何應對。此時教授會中華人已佔多數，表決時除一位華人教授投反對票之外，其餘都是贊成予以回絕而不加入這類政治性團體。決議稿由留學美國、病理學教授，後擔任教務長的林宗楊主筆，還有留學美國，病理學教授胡正祥的副署。
接著顧臨就此事徵求胡適的意見，說教授會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議，是認為協和乃科學及人文教育機構，理應保持大學專心治學的傳統而避免過多捲入現實政治事務。協和不應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德國教授發表擁護戰爭宣言，從而導致了令人遺憾的結果。胡適當即表示理解協和教授會的這一決議。過了一會他打電話給顧臨，說剛與蔣夢麟博士討論了此事。他們的意見是在這個聯盟沒有進一步行動之前，協和最好不要做出任何官方回應；如果做出回應，在當時群情激昂的環境中，這很容易會被過度解讀而引發政治紛爭。
實際上，這也是胡適在此後很長時間裡對抗日運動的基本態度。直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之前，胡適不主張「主動」對日作戰。作為一位自詡服膺科學、理性之人，胡適認為此時落後、貧窮的中國「沒有能力抵抗」，希望更多通過外交談判解決中日之間的衝突，以獲得能夠爭取更多勝利的「準備時間」。顧臨與胡適在這一點上同聲氣求，即除希望在協和保持正常的教學秩序，盡量不耽誤課程和專業研究之外；他同樣認為此時的中國無法與日本抗衡，需要更多時間建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如果需要進一步佐證，我們或可將目光延伸至1936年11月23日，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移送位於蘇州的江蘇省高等法院羈押而準備進行司法審判。消息傳出之後，國內外輿論一片嘩然，愛因斯坦聯合羅素、杜威等英美知識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名呼籲對這七人無罪釋放。組織者也曾質詢顧臨是否願意聯署簽名而遭到了其拒絕。鑒於其時美日兩國關係日趨緊張，曾在日本、中國東北擔任外交官的顧臨，認為當務之急是美國應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儘可能避免戰爭爆發。
再與協和醫學精英教育的「在地化」和「本土化」相關，是胡適基於就現代精深專業研究之嚮往而對協和極力推崇。畢竟，自協和自創辦以來，醫學精英教育模式之「豪華的環境和便利的設施（such luxurious environment and such abundant facilities）」， 遭到來自各方的嚴厲批評。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協和必須慘淡面對的，不只有南京國民政府專門部會的巡視、約談和訓令，平津地方小報就協和抽血、解剖大肆渲染的負面批評；且還有中華醫學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內部，以及協和董事會某些華人董事們（如劉瑞恆、翁文灝，顏福慶）的不同意見。
由此蓋亦有深意焉，是作為本土人士的胡適在多種場合為協和辯護，極力維護其醫學精英教育的聲譽，並認為這種精深專業研究就應是中國學術未來發展之方向。1929年12月15日，胡適與當時幾位反對中醫，倡揚西醫的風雲人物——陳方之、余雲岫等人同飯。談及在華西醫時，胡適認為今日上海、北京的德、法兩國醫生以人命為兒戲，多不記載病歷，要求病人複診時帶著最初開的藥方，稱「美國新式醫生最可靠，因為他們對於每一病人皆有詳細記載，留作歷史參考，即此一端，便可效法。」 這指的是至今還被奉為協和「三件寶」之一的病曆書寫。再至1934年5月11日，胡適談及在華外人的教育機構，凡能集中精力專辦一件事，必有好成績，其勢力自然放射出來，且不可壓抑。他的舉證是：「成都的牙科與北平的協和醫校，是其二例。」
協和的治療也有出疵漏的時候。1932年年初，胡適因肚子痛而住進了協和，做了盲腸手術。拆線之後，傷口久不癒合，每天要抽膿，不知原因何在。一位很有經驗的護士，用熱手巾繼續不斷地在創口上熨燙，方才一天天好起來。最後發現創口有紗布留下的一條細紗，取出之後，不幾天傷口就收口了。時隔三十年之後，胡適與時任秘書的胡頌平談及此事，說在協和住了四十五天，外面已經有人在罵協和了，然手術主刀的是位工作認真的美國教授。胡適的傷口沒有癒合，協和院長天天來探望。胡適叮囑他不要讓主刀的美國教授知道此事，說：「我怎麼可以讓外人知道久不收口的原因，我關照他們切莫宣布。」
1936年3月，丁文江因煤氣中毒在衡陽搶救無效辭世；胡適認為主要是由於鐵路局醫生、教會醫生沒有這方面的訓練所致，如果要送到協和可能就不至於此。胡適就此寫道：「不但要注意設備的最新最完善，特別要注意醫學校的教育和訓練，要更嚴格的訓練醫學生，更加深他們的科學態度與習慣，要加強他們的責任心與一絲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學精神。——僅僅信仰西醫是不夠的！」
實際上，幾年前的1931年6月10日，胡適在應邀為協和畢業典禮所做的講演中就已有類似的強調。這篇英文講演的題目是「醫生、傳教士和科學家」（the Doctor, the Missionary and the Scientist），宗旨是指出僅僅滿足於當一位好大夫是不夠的，協和畢業生應像傳教士那樣，不只是在屋頂上宣揚教義，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那些缺醫少葯的土地和人民。就此，胡適列舉了某些留學美國之人，在美國大學曾做出過驕人的成績，回國之後卻令人痛心地放棄了。在胡適看來，原因在於他們僅滿足於教書和當個小官員，將實驗室的技藝替換成只能帶來片刻歡愉的麻將牌。所以，胡適呼籲協和畢業生，如果將來行醫，應當勇於前往那些天花、瘧疾肆虐，庸醫盛行，及對現代防疫愚昧無知的內陸地區；如果投身精深醫學研究，應對科學持有傳教士般的專註和虔誠。
重要的是，胡適與顧臨都期望通過醫學將科學精神啟蒙中國民眾，並植入中國社會。1932年12月7日，顧臨致函胡適，說把曾擔任過萊比錫大學醫學史教授，此時在霍普金斯大學任教的西格里斯博士（Henry S. Sigerist）的Man and Medicine, An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Knowledge（《人與醫學：醫學知識導引》）一書寄給了他。顧臨寫道：自己讀過此書之後，覺得很好，遂介紹給協和的一些華人教授和外國教授。他們讀過之後，認為應當譯成中文，以讓更多中國人閱讀。
顧臨請胡適看看此書，如果同意他的意見，幫忙找一位譯者，專業術語可以請協和教授幫忙。後來，胡適為此書中譯本撰寫了序言，說不僅學醫之人，且「不學醫的『凡人』」也應讀此書。胡適認為這部書的好處全在於歷史敘述法，國人可以了解新醫學的病理學，診斷方法，治療方法，預防方法的來龍去脈。在胡適看來：除了可以學得如何做病人之外，國人還可以了解到醫學的「每一種新發展，不能孤立，必定有他的文化背景，必定是那個文化背景的產兒；埋頭做駢文、律詩、律賦、八股，或者靜坐講理學的知識階級，決不會產生出一個佛薩利司（Vesalius），更不會產生一個哈維（Harvey），更不會產生一個巴斯脫（Pasteur）或一個郭霍（Koch）。」
與顧臨交往過的人，大多很尊重他，但很少有人喜歡他。因為他的接人待物古板、直率而缺乏圓通。1933年至1934年，顧臨因想壓縮基督教教義課程，以及反對削減協和預算，與洛克菲勒家族關係緊張到了無法相互忍受的地步。6月，顧臨不得不在羅氏駐華醫社高層示意之下提出辭呈。這份辭呈被接受之後，協和的中美教授召開了會議，每位成員簽名要求校董事會予以挽留。幾天後，協和董事會也召開會議，一致決議致電紐約的中華醫學基金會而明確表明不贊成態度。
這封以董事會主席周詒春發出的電報，稱中國知識界和政界都認為顧臨的管理很成功，所有重大事情徵求了校董事會執行委員會的意見，強調「我們認為他的離開對協和來說將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顧臨自然也不願意離開傾注全部心血的協和，想方設法做了些疏通工作。他多年的老朋友，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施肇基也以個人名義，前往紐約進行遊說。施肇基對中華醫學基金會高層說顧臨是美國利益和信心在華北的重要象徵，其離職將讓人們對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領導層產生更多猜疑和不滿。然而，擁有最終決定權的洛克菲勒二世決心已定，不為所動。1935年6月29日，顧臨最後一次參加了協和董事會，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會散後，我們去和他告別，很覺難過。」
再可以表明胡適不滿來自於紐約的權力干預，或還可將我們的敘述延伸至1947年3月。那時胡適當選了協和董事會主席，協和也有了首位華人校長李宗恩（1894-1962），其致電在紐約的中華醫學基金會主席帕克（Phile W. Parker），提出了這兩個隔洋相望的機構如何更好相處的問題。由於這是一封請求更多撥款的電報，胡適的語氣頗為委婉、客氣和禮貌，然他期望改變以往的垂直從屬關係，建立一種雙方能夠更多分享、互信，以及互相尊重的平行夥伴（partnership）機制。胡適明確表示協和董事會願意進一步加強與該機構的友好關係，指出由於這兩個董事會在地理上處在世界兩端，對當下面臨的許多問題肯定有不同立場。胡適希望帶著善意和理解，推進雙方的「攜手合作」（together we can w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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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至顧臨離職，以及隨後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胡適離開北平而前往美國之時，協和在規模、影響和國際聲望方面，已處於其歷史上第一個黃金鼎盛期。它的「在地化」和「本土化」，自然也獲得了不可逆和長足的進展。一個頗能說明問題的統計數據，是1920年在協和華人及西人教職員之比是6/22、正教授是0/8、副教授是0/3；1936年的同樣數字之比則是102/22、5/8和10/3。 協和教授已是以協和自己培養的華人學者為主體。
就此而言，我們或不該「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地將協和的「在地化」和「本土化」視為若干固定、僵硬的刻板印象，而應將之定義為一個無限開放、無限容納，自然也是一種頗為多元和多面的歷史實踐。在1929年4月協和新選出的董事中，除了六名西人之外，還有包括胡適在內的總共七名華人。 這其中只有胡適是學界之人，其對協和「在地化」和「本土化」的推動，更多來自身為學者的那份堅持和期望。概言之，他力求保持協和在醫學教學和科學研究方面的精緻、優質和完美，並使之儘可能對接當時正在萌芽的現代中國精深研究，以最大限度發揮示範、輻射和帶動作用。
這可正是百年來中國學術念茲在茲的矢志以求。早在1909年2月，洛克菲勒家族派出的第一個訪華代表團抵達北京，那時中國尚無現代精深研究之蹤影，他們會見最重要教育官員張之洞，聽到是其對在華美國教席學術水平不高，都只是二流學者的抱怨。幾乎同時代表團還會見了學部右侍郎嚴修，也了解到中國知識界對美國在華教會學校很少開設數理課程，也不太講授科學知識的批評。
逮至胡適那個年代，隨著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中國現代精深研究已經起步，故他在1931年9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陳援庵先生問，「『漢學正統此時在西京呢？還在巴黎？』我們相對嘆氣，盼望十年之後也許可以在北京了！」 而且，胡適最親密同仁傅斯年提出的「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的正統在中國」，也受到其高度認可和贊同。正如1931年3月14日，胡適應邀前往顧臨家午餐。飯後胡適談及一個其動議由中華文化教會基金會撥巨款資助，以提升北大科學研究的計劃而讓顧臨「很滿意」。 這項動議內容包括設立專職研究教授、擴充圖書、儀器及相關設備、提供專項助學金和獎學金，且範圍涵蓋物理、化學、生物等所有基礎文理學科，目的在於儘快促成北大由教學型大學向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轉捩。由此說來，不論「在地化」，抑或「本土化」，最高境界不就是要用行動證明當地社會或本土文化並非麻木遲鈍、冥頑不靈；而是能夠站起來、追上去，成為與外來優質文化或學術機構攜手並進的同行者嗎？！
作者授權刊發，原文載於漢學研究中心編印之《漢學研究》第三十七卷第二期（2019年6月），刊發時有刪節，注釋和小標題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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