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我國非洲史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余年來，我國的非洲史學科從無到有，獲得了長足發展。然而，與其他領域相比，我國的非洲史研究仍然很薄弱，亟待加強。20世紀60年代初，我開始步入該學科領域，從事非洲史教學工作。作為我國非洲學界的一位老學人，我願談談這方面的體會。

新時代的呼喚

當今世界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期，這是百年來未有的大變局。在此形勢下，我國人民亟須了解非洲，既要了解它的現狀，也要了解其歷史。因此，加強這方面的研究，頗有必要。

其一，中國與非洲共同的歷史淵源，我們不能忘。自古以來，中國的黃河流域與非洲的尼羅河流域都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進入20世紀，世界形成了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兩大類，中國人民和非洲人民同屬後者，成為歷史的命運共同體。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節節勝利，中國成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非洲成為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創美好世界，中非這種共同的經歷需要進行研究。

其二，歷史性的共同復興夢要探討。隨著納米比亞1990年宣布獨立，非洲最終完成了民族獨立大業，新的使命是實現復興夢；中國的今天也在實現偉大的復興夢。經濟全球化的現實使世界各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洲素有「世界資源寶庫」之稱，經濟發展潛力極大。中非之間如何互利共贏合作發展，需要從歷史到現實進行研究。

其三，為了共同的國際安全，需要歷史性研究。蘇伊士運河和繞過好望角的航線是重要的國際通道，歷史說明非洲的軍事地位舉足輕重。現在，我國已派出多支維和部隊到非洲，我國的軍艦也到非洲東岸護航。非洲有54個國家，在聯合國約佔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在諸多國際組織中，其席位也頗為可觀。非洲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國際力量，我國要獲得其支持，必須進行有關的歷史考察與研究。

其四，生態環境治理的需要。非洲是世界第二大陸，橫跨南北半球。它有世界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和第二大熱帶雨林區。人類應對氣候變化、海洋污染、生物保護等環境問題，都離不開非洲，這些需要對有關歷史進行考查。

其五，中非關係新發展的需要。1956年，中國與埃及建交，揭開了中非關係的新篇章。今天進入新階段，中非發展戰略夥伴關係，「一帶一路」是重要的新舉措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古絲綢之路歷史的繼承和發展。非洲是古絲綢之路陸路的中轉站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終點。所以，今天為了做好「一帶一路」這一「工筆畫」，必須加強中非關係史研究。

現實是歷史的發展，只有深知過去的歷史，才能更好地理解當前的事件。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論述共產黨人的使命時，就是從歷史講起的。歷代革命導師都十分重視對歷史的研究與學習，一致認為要想解決好現實問題，必須考查該問題的歷史全過程，不斷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所以，我們今天要加強非洲歷史的研究，為的是更深入地了解非洲和認識非洲，這是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黨的十九大立時代之潮頭，發思想之先聲，發出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號召。我們加強非洲歷史的研究和普及，正是對此號召的響應。

年輕學科的特需

在歷史學科中，非洲史是最年輕、最薄弱的新興學科之一，它需要特別的關照、扶植和對待。該學科的薄弱狀況是殖民主義侵略造成的。從15世紀起，西方殖民主義者開始在非洲掠奪「黃、黑、白」，即黃金、黑奴和象牙。400年的黑奴貿易，不僅使非洲遭到社會經濟的大摧殘，而且受到精神的奴役。歧視非洲人的種族主義謬論甚囂塵上，非洲歷史被抹煞了，古埃及文明被說成由希臘、羅馬所繼承，算在西方文明的賬上。直到19世紀中葉，即便像黑格爾這樣治學嚴謹的學者，都認為非洲無歷史可言。只是由於工業革命的興起，西方需要原料、市場，有必要停止奴隸貿易，開始瓜分非洲，實行「有效佔領」。為此，西方國家考查非洲，興起了非洲地理學，但非洲歷史學仍不被重視，以致1948年英國學者J. D.費奇在迦納大學任教時看到的情況是，非洲學生的歐洲史知識要遠遠多於非洲史知識。這說明非洲史研究多麼欠缺。

這種情況的改變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1952年埃及發生「七月革命」，1956年收回蘇伊士運河主權。在埃及的影響下，北非各國掀起武裝鬥爭，紛紛獨立。1957年，迦納獨立，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點燃了民族獨立運動的烈火。1960年，10多個非洲國家宣布獨立，這一年被稱為「非洲年」，沉悶的非洲突然怒吼了。為什麼會這樣？學者們開始從歷史上找原因。英、法、蘇等國都有各種非洲史書刊問世，美國建立了數千人參加的非洲研究會。最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事件，則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1965年起組織編寫8卷本《非洲通史》，並且指出：「長期以來，各種荒誕的說法和偏見使得整個世界無法來了解非洲的真實歷史」，這種狀況要改變了。這是非洲史研究在國際上的新起點，從此開始了研究熱潮。

1961年4月27日，毛澤東主席接見非洲外賓時指出，中國要加強對非洲歷史、地理、社會經濟情況的研究。同年7月4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了亞非研究所（1964年分設為西亞非洲研究所和東南亞研究所）。北京大學等高校組建了非洲研究機構，各高校紛紛努力開設非洲史課程。70年代，全國19家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幾十種非洲歷史著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非洲史研究會、非洲問題研究會誕生，它們努力將非洲研究與教學工作推向高潮。僅就非洲史而論，除有大量論文外，還有幾種教材和多卷本非洲史也問世了。一些研究人員開始走進非洲進行考察，改變了我國非洲研究者以往沒有去過非洲的狀況。

但是，進入21世紀後，情況卻有了變化，非洲史研究出現了低潮跡象。由於該學科比較年輕，隊伍較小，水平尚有限，其研究一時尚難應對國內外新形勢的變化。例如，美國的非洲史教授面對新世紀和新形勢，紛紛將「非洲史」課程改為「非洲與世界」。我國則很少出現此情況。與此同時，在社會科學領域的規劃改革方面，年輕的非洲史學科在機構設置、經費分配、人員充實等方面都處於劣勢，未能得到特殊關照。於是，相當長的時期，全國沒有招收非洲史專業的博士點，招收碩士研究生的單位也很少，以致一些60年代就開始從事非洲史研究的老學者退休後，出現後繼無人的現象。據統計，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每年發表史學論文數千篇，非洲史方面的論文每年僅有寥寥幾篇。在非洲史研究會的每屆學術討論會上，更多的是對非洲現狀的關注，而很少有非洲史課題的討論。上述諸類情況，亟待改變。除了體制改革外，重要的是研究工作本身的改進。

要從實際出發進行創新

歷史本身是不能改變的，但歷史學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展前進。我國非洲史學的發展，必須面對實際進行創新。

其一，要面對非洲的實際。非洲已完成民族獨立大業，進入社會經濟大發展時期，「非洲聯盟」已取代「非洲統一組織」。過去，我們研究非洲史重點是反殖民鬥爭史、民族獨立運動史，關於社會經濟史問題的研究也與政治課題有關，例如非洲的單一經濟問題、奴化教育問題等，而且多是「大非洲」的講述。今天，研究重點是發展問題，就不能只關注政治課題，也要對經濟社會文化問題進行重點研究。馬克思曾指出殖民經濟有二重性，它們為了剝削的需要，也在殖民地搞現代化產業，現在當這些產業要為獨立國家服務時，就需要對其全面考查研究，具體地分析利用。在文化方面，當今世界要求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鑒，非洲文明的基本特徵是什麼？如何交流？這也是新課題。非洲各地情況差異很大，要加強對各國各地區的細緻研究，改變以往對非洲籠統而論的「大非洲」論述方式。

其二，要面對中國的現實。1961年毛主席提出要加強非洲研究時說：「我們對於非洲的情況，就我來說，不算清楚。」當時，我國的民眾和廣大各級幹部對非洲情況都不清楚，這是歷史造成的普遍現象。所以，我國學者研究和撰寫非洲史讀物時，必須從這一實際出發。應特別重視普及工作，要用多種形式進行普及宣傳教育，研究和教學工作都要與新聞、媒體工作緊密配合，力求相輔相成。學科群眾基礎的薄弱，還影響到了學科人才的短缺。因為難以吸引更多的年輕人從事這一行業，所以，儘管我國非洲史研究的興起在時間上並不晚於西方史學界，但在人才數量、資料基礎和研究成果方面則有極大的差距。人才的培養是一個大問題，主要依靠學校。中小學教學就應有非洲方面的內容，大學文科要有「非洲史」課程，工科院校和職業院校也應開設非洲方面的選修課程。這樣，既可以培養各種人才，也可為未來的非洲學研究生和高級人才的培養打下紮實的基礎。

其三，要面對國際的現實。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是當今世界的特點。面對此國際環境，非洲處於什麼地位，非洲應如何應對，如何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和外交方針，則是重要研究課題。為此，需要知道世界各國對非政策的變化，特別是英、法等原宗主國與非洲歷史關係很密切，現在有何新變化？美蘇曾在非洲激烈爭奪，現在美國對非洲是什麼政策？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如何面對非洲？這些都需要聯繫歷史進行研究。當前，在制定中國對非洲外交政策時，也必須關註上述歷史問題。

總之，我們今天研究非洲歷史和現實，既需要微觀研究，也需要宏觀研究，二者缺一不可。我們要順應新時代的需求，千方百計使我國的非洲史研究更上一層樓。

（作者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榮休教授、中國非洲史研究會顧問、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顧問、中國世界現代史研究會顧問和原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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