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為何要將張自忠路、佟麟閣路、趙登禹路改名

抗日戰爭勝利後，為紀念為國捐軀的抗日英烈，社會各界採取多種形式表達對英烈的緬懷和景仰，例如頒發「榮哀狀」、舉辦追悼大會、舉辦徵文活動等。最先提出以抗日將領的名字命名道路的倡導者很有可能是馮玉祥，後來北平市政府作出了將三條衚衕名分別改為張自忠路、佟麟閣路、趙登禹路的決定，以永久紀念這三位抗日將領。

然而從現存的檔案來看，北京1965年已經開始顯露修改地名的苗頭。其中最為矚目的一件是，曾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隊的中共秘密黨員、率部起義將領張克俠時任林業部副部長，他具名向中央建議更改北京市以張自忠、佟麟閣、趙登禹三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名稱。

張克俠與張、佟、趙曾有西北軍同僚之誼。

中央內務部接信後，召開部辦公會議研究，以1951年12月19日政務院「不應以人名做為街道名稱」的指示為由，同意張克俠的意見。1965年2月10日內務部發函致國務院周榮鑫秘書長並轉呈周總理，指出上海市已將此類街道名稱改掉，北京、天津市仍保留未改，擬請總理考慮批示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委員會予以更改。

周榮鑫2月22日將此報告批轉給北京市常務副市長萬里閱處，萬里25日轉給副市長吳晗：「吳晗同志，此意見我同意，請酌定。」

吳晗即在28日此公文上批道：「同意更名，請規劃局提出意見，報人委決定。」

市城市規劃管理局接報後，與相關部門研究確定，將三條路均恢復原名或委婉改名，「張自忠路」恢復原名「鐵獅子衚衕」或與「地安門東大街」合併，「佟麟閣路」恢復原名「南溝沿大街」或因緊挨民族文化宮擬改為「民族大街」，「趙登禹路」恢復原名「北溝沿大街」或因南段有政協禮堂擬改為「團結大街」。

此份報告還是謹慎地提醒到，「這三條街名是解放前已有的名稱，據了解是國民黨西北軍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陣亡的三名軍官的名字，改名後是否對統一戰線的部分人士有影響，我們考慮不好，報請審查批示。」

報告送上後，市規劃局還去信詢問市人委主管文教事務的副秘書長李續剛，李答覆說：「暫不復，現還沒定下來。」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表態說：「先不改。」此事在文革前是不了了之，各單位借故拖延，沒有下文。

但是1966年8月文革火熱展開之際，新市委和市委機關群眾組織馬上向中央彙報：「據初步查證，張自忠、趙登禹、佟麟閣等人均非抗日英雄。」一夜之間，「張自忠路」改名為「工農兵東大街」，「趙登禹路」改為「中華路」，「佟麟閣路」改為「四新路」。直到1972年初整頓街道名稱，又藉機降低了相應的革命色彩，恢復原本的地理特徵，「張自忠路」不用「工農兵東大街」之名，併入「地安門東大街」。主事者又嫌「趙登禹路」之後的「中華路」路小名大，擬改為「白塔寺東街」，而由「佟麟閣路」變身為政治色彩濃郁的「四新路」，這回就直接改為「民族宮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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