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見時難別亦難，這是誰的花木蘭？

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讓我把回憶當晚餐，吞下這許多年的酸。張靚穎《木蘭星》里的這句歌詞特別適合硬糖君的心情。7月8日凌晨，迪士尼真人版《花木蘭》預告片發布後，歡快地吐槽與激烈地爭議壁壘分明。

令人心酸的是，從1998年的動畫版到如今定檔2020年的真人版，咋就是不能塑造一個讓「原產地」人民滿意的花木蘭？雖然華為「贊助」了木蘭的妝，但各種文化嫁接還是讓人神傷。別扯什麼神還原了，臉上卡了一斤粉怕不是神經病還原？

硬要說還原，它確實還原了西方視野的刻板東方女性印象——大白臉小紅唇，猛回頭嚇死人。不管是佟湘玉同款紅屁股、還是需要坐高鐵出征的福建家庭住址、亦或是宦官一般陰柔的父親，都將矛頭指向了隱藏在視聽符號背後的東方主義。

在薩義德的《東方主義》中，「東方」是西方人發明的一個充滿殖民主義集體記憶的地方。東方主義並非有關東方的真正話語, 只是西方人自我主觀性認識，是慾望的投射和權力的反映。

早在動畫版中，迪斯尼就將所有具有「中國性」的標籤拼貼在一起, 重構了一個更具「中國性」的中國。這個中國被「標以五花八門的消極特徵：無聲、陰柔、專制、非理性、落後」, 與西方的「陽剛、民主、理性、有道德、進步」形成二元對立的反差。

還記得木須龍在結尾說的話嗎？「我們的小寶貝長大了，她救了中國」。片中的木蘭分明是一個身份迷失渴望救贖的東方「他者」。而迪斯尼的動畫敘事則書寫了一個以美國個人主義救贖「他者」的神話。

在重現東方的過程中，原作《木蘭辭》所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悄無聲息地被西方主流文化所置換。這確是東方的故事，但解釋權歸西方。

今天關於「文化誤讀」的討論之所以困難重重，就在於大吹中國風的好萊塢電影，採取了表面「示好」的態度。觀眾若有微詞，就會被扣上「太敏感」和「上綱上線」的帽子。

直接打你，自然會還手。但拐著彎罵人，說不定還能獲得喝彩——你瞧，中國元素走向世界了，花木蘭真是女性平權的新代言人！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與其糾結在這些細節上，我們不如定下心來，把《花木蘭》預告片「讀懂」。

土樓、太極、華為妝

90秒的預告片每一幀都是槽點。片子最後撲不撲先不管，人家先導片一放就能讓你們先撕個痛快。到處都是毛病，倒像是故意賣的破綻。

先是木蘭騎馬出場，接著畫面切到福建土樓，抵禦廣東人正需要這樣攻防兼備的建築。明清時期盛行的土樓，在南北朝有沒有類似塢堡的原型，不是很好論斷。但有一點很確定，土樓是西方人熟知的東方建築，它的出現只是為了迎合一種刻板印象。

這其中的一段因由，恐怕要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當時，美國中情局在衛星照片里看到中國閩西南山區遍布的土樓，誤以為是飛碟狀的武器發射基地，嚇得領導直哆嗦。弄清楚「飛碟」是民居後，土樓在歐美聲名大震。

迪士尼的想法很簡單，花木蘭嘛，得住中國名建築，但又不能在長城打地鋪，在秦始皇陵野營露宿。於是土樓成了首選，但沒想到卻引發了中國觀眾的考據癖，實在是意外之喜。

這個時候，花木蘭的媽媽告訴她：「你不用上非誠勿擾了，我們給你找了個好婆家」。木蘭的笑容逐漸消失，找孟非要簽名的願望泡湯。在司禮監上班的宦官爸爸告訴女兒「和李公公對食的事，已經決定了」。

接了華為通告的木蘭，懂事地說：「我會為家族帶來榮耀手機的，一人一台限量款，連特朗普都沒見過。」接著畫面轉入庭院，三五成群的小姐妹遊園賞花，恍若《藝伎回憶錄》。

媒婆鄭佩佩出場，用吃了含笑半步癲的口吻說：「嫻靜、沉著、淑雅、守禮，這些是成為一個好妻子應有的品質。」中間穿插了木蘭打太極、練劍、跳舞和軍隊訓練的場景，她預備如果不能打死相親對象，就用自己的妝嚇死他。

接著木蘭參軍，先給男主來了一個下馬威，用劍指著人喉嚨。當時那把劍，離他只有0.01公分，但是四分之一秒後，鏡頭被切走了。木蘭身著紅衣在山口射箭，每一箭都能幹掉八百里開外的鬼子，哦不，是匈奴。

除此之外，木蘭還能用絕頂輕功在屋頂跑酷，作戰遭遇雪崩獲准騎馬逃離。在一片混戰中，木蘭完成了國際被禁的體操動作「莫慧蘭空翻」。敵人忍不住拍手叫好，只差手邊沒有打分器。

木蘭立定之後，發表奪冠感言：「我的職責，就是戰鬥。」片名出現，90秒的內容，著重於女性平權和個人成長的雙重敘事：儘管我住土樓、貼花黃、打太極，但礙不著我骨子裡是一生錯地方的美國妞。

恐怖、陰柔、費思量

一千人有一千個花木蘭。霍爾在《電視話語的編碼和解碼》中認為, 編碼與解碼之間沒有必然的一致性,意義不是傳送者傳送的,而是接受者製造的。因為傳播交流過程中, 編碼者與解碼者各有一個也許互不相同的「意義結構」。

換言之，《花木蘭》預告片的本意，或許也被我們進行了誇大和誤讀。保守派的觀點，總是傾向於認為中國元素的亂用，是西方電影人的「無心之失」。但如果我們從「冰山模式」中的三大層級（視聽層、故事層、價值層）來分析，還是可以看出「有意為之」。

視聽層面，預告片更多的是對中國元素的碎片化拼湊。慘白妝容、櫻桃小嘴依然是西方人眼中典型的中國女人。漢晉的匈奴、唐朝的服飾與仕女妝、明清的庭園風格，無一不是「中華大拼盤」的組成部分。

故事層面，《木蘭辭》本身包含了傳統中國的忠孝勇烈元素。不同時代可根據需要選取不同的題材和情節, 進行不同的文化闡釋。比如說柳亞子和胡適賦予木蘭民族精神，從而協力建構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話語。歐陽予倩等電影版本則整合傳統倫理與現代觀念，試圖協調兩種話語的競爭。

而預告片中，想要為家族帶來榮耀的花木蘭，則是典型的脫離忠孝勇烈的個人主義。迪士尼挪用中國傳說並將其美國化,為花木蘭從軍創造了新的環境：

一個極端東方化的令人窒息的社會，即一個落後封閉的前現代社會——在僵化的父權制度下, 在包辦婚姻的市場上女性僅僅是物化了的商品, 人們愚昧霸道, 不顧個體感受。

她的行為動機不再是忠孝兩全的「從此替爺征」，而是個人主義的自我證明和自我實現。那些被救贖的人們則被閹割成陰柔的東方「他者」, 充當著反證西方之強大的參照物。僅就木蘭的父親選角來說，甚至和動畫版的硬朗形象都有很大出入。

價值層面，迪斯尼將中國的古老傳說所承載的本土文化，降解為一系列東方符碼,消解了本土文化的有力支撐, 並注入了頑固的美國元素。恐怖妝容、陰柔父親、拯救一切的女兒，這樣的身份改寫乃至話語喪失都叫人頗費思量。

改裝、返銷、生意忙

動畫版《木蘭》的導演班克羅夫特，曾直言不諱地說：「我們清楚,我們不會把它拍成一部中國片子,因為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有不同的感性和不同的敘事風格。」

而這種風格的內在邏輯，是以由西方受眾的消費習慣和審美期待為前提的, 以美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依據的。回顧1998年的《花木蘭》，其敘事空間不過是任人打扮的殖民空間。

片中不少形象被妖魔化, 他們作為非白人的異質體，是陳規陋習的捍衛者。宰相始終是被揶揄和捉弄的對象，從他女性化的舉止行為到醜陋的形象設計, 迪士尼都極盡誇張之能事；作為父權制度的幫凶, 媒婆則是典型的迪斯尼壞女人：濃妝艷抹, 體形出奇肥胖高大, 性別身份模糊。

本次的真人版《花木蘭》由李連杰飾演皇帝，鞏俐飾演反派女巫，甄子丹飾演木蘭導師，安佑森飾演木蘭男友，鄭佩佩飾演媒婆。除了鄭佩佩有部分畫面，安佑森一晃而過外，其餘角色均未在預告片中露臉。

但可以確定的是，真人版不過是動畫版「改裝」後的一次「返銷」。要是真有心還原中國元素，又何必讓主角們操一口中式英語呢？試問《阿拉丁》裡面為什麼不說阿拉伯式英文？

在這樣一個東方主義的舞台上, 一切按照美式邏輯上演。他們代替東方向西方言說，充當東方歷史的重塑家，而真實的東方只是缺席的「他者」。薩義德指出:「毫不奇怪, 在大部分情況下, 這一闡釋是對東方的一種浪漫主義的再結構, 一種再想像。這種再結構和再想像將東方拯救出來, 並將其帶入現代。」

包羅萬象的東方奇觀, 使西方觀眾著迷的異國情調, 也使東方觀眾感到一種淺層的文化自豪。西方獵奇，東方滿意，觀看過程產生無盡樂趣。然而, 正如《文化帝國主義》指出的:「樂趣這個內容時常不斷地出現在，各種各樣的帝國殖民主義著作以及圖像和音樂藝術中。」

從動畫版到真人版，《花木蘭》需要的一直都不是一個真正的中國，而是通過中國去述說一個與此有關的西方價值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對東方進行歸化，使其符合西方的要求。這一過程的可怕之處在於，它促使不了解東方的西方觀眾繼續認為「這就是東方」，而了解東方的觀眾也慢慢接受「這就是東方正確的表達方式」。

迪士尼的雞賊在於，它把一個東方傳說加入了更多傳奇色彩。糾細節顯得沒有容人之量，就像沒人去考證《白雪公主》的日常。爭一部預告片的長短，謹防上映後被打臉。

21年前，我們興奮地吃了一盤「左宗棠雞」。21年後，我們還會為這盤「文化返銷餐」買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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