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錢鍾書同窗的日子
1929年，我報考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那年外語系招收差不多40個學生。等到正式上課前3天，我才接到通知，說我被錄取了，可以到學校報到。
我第一次碰見錢鍾書是在馮友蘭先生的邏輯學課上。我們那時上課在舊大樓，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沒有課桌。我進了教室，走到中間靠右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來。後來又進來一位同學，和我一樣穿著藍布大褂，他走到我身邊，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誰。
馮先生河南口音很重，講課時口吃得厲害，所以記他的筆記很不容易。比如，他講到亞里士多德時，總是「亞、亞、亞里士多德」。坐在我右邊的這位同學忽然從我手裡拿過我的筆記本，唰唰地寫了起來。我當時有些不高興，心想這個人怎麼這樣不懂禮貌呢？可是當時也不便說什麼。馮先生講完課後，這位鄰座就把筆記本還給了我，然後他走他的，我走我的。我看了筆記本才發現，他不但記下了馮友蘭先生講的亞里士多德，還把馮先生講課中的引語、英文書上的原文全都寫了下來，這著實讓我吃了一驚。
當天下午有人來找與我同宿舍的許振德，來人就是在我筆記本上寫筆記的那位同學。老許介紹說，他叫錢鍾書，他們倆在同一個英語班上。我和鍾書就這樣認識了。
錢鍾書看見我書桌上放著愛爾蘭作家喬治·穆爾寫的《一個青年的自白》一書，很驚訝地問：「你看這本書嗎？」我說：「以前看過郁達夫介紹這本書，所以來到清華後就到圖書館借了出來。」就這樣，我們倆聊了起來。這就是我與錢鍾書友誼的開始。
我們倆是同年出生，生日也很相近。但他的博學多才與勤奮，是我望塵莫及的。
那年入學時，清華大興土木。除了擴建圖書館，還建化學館、生物館，到處都在蓋房子。同時又新蓋了一棟學生宿舍樓，叫新大樓。寒假快完時，大樓基本竣工了。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學後，我們搬進了新宿舍。我當時住在一樓朝陽的房間，與從山西一同考入清華的中學同學康維清分到一室，宿舍後邊即為食堂。鍾書住在二樓左翼的房間。他的同鄉曹覲虞住在我對面的房間。他常到樓下我對面的房間找同鄉，所以也就常來我宿舍。因為我這兒離食堂最近，鍾書亦常來找我一塊兒去食堂吃飯。
我的書桌上總放著許多書和筆墨。鍾書來了以後喜歡亂轉、亂翻書，看我這兒有魯迅先生著的《小說舊聞鈔》，他就提筆在封面上用篆字寫了書名，又在扉頁上用正楷寫了書名。這時我才發現他的書法很有功力。
鍾書的性格很是孩子氣。他常常寫個小字條差工友給我送下來，有時塞進門縫裡，內容多為戲謔性的，我也並不跟他較真兒。
後來，我宿舍對面房間的一位同學搬走，鍾書就搬下來與他的老鄉在同一宿舍住下來。我們經常能聽到他與這位老鄉吵嘴。吵完後，他又嘻嘻哈哈的，那位老鄉也很寬容，並不跟他翻臉。
二
「九一八」以後，淞滬抗戰開始，日軍侵入上海。蘇州東吳大學等校停課，許多學生轉入北京各大學繼續上學。我們班有位女同學名叫蔣恩鈿，是蘇州人。她比較活潑，見了大家總是笑嘻嘻的。那時，女同學一般很少跟男同學說話，她是見誰都說話。有一天，她帶來一位女伴。鍾書告訴我那個女同學是從東吳大學來的，和蔣恩鈿是中學同學，現在就住在蔣恩鈿的房間里。這位女同學後來跟我們在一個班上課，她就是楊季康。她要補習法語。蔣恩鈿介紹錢鍾書給楊季康補課，他們倆就有了交往。
鍾書用英文寫了一篇《論實驗主義》的論文。我當時正在練習打字，他就要我替他把文章打出來。哲學系給高年級學生開討論會，教師和學生都參加。每次開會時馮友蘭院長都派他的秘書李先生來請鍾書參加。每次開完會，鍾書都十分得意，因為他總是「舌戰群儒」，每戰必勝。他告訴我開會時的情況，什麼人發言，他跟什麼人辯論了。就我所知，享受這份殊榮的，只有鍾書一人。
鍾書搬到曹覲虞房間後，我才對他的讀書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個禮拜讀中文書，一個禮拜讀英文書。每到禮拜六，他就把讀過的書整理好，寫筆記，然後抱上一大堆書到圖書館去還，再抱一堆回來。他的中文筆記是用學校印的十六開毛邊紙直行簿記，讀外文書的筆記是用一般的練習本記的。他一直都是這樣的習慣，看完書立即寫筆記。他的大作《談藝錄》和《管錐編》都是在這個時期就打了基礎的。
三
1932年的一天，許振德找了一位他熟悉的人來給我們3個人照了一張相，那是我們3個人在一起的唯一一張合影。
1933年春假的一個下午，許振德來找我們一塊兒去逛頤和園。我們步行到了頤和園，看見有幾頭毛驢。許振德說：「咱們騎毛驢去碧雲寺逛逛吧。」鍾書和我都沒騎過毛驢，我們倆戰戰兢兢地騎上去，由驢夫牽著到了碧雲寺。在碧雲寺轉了一小圈，老許提議去香山玩，於是我們就順便遊了香山。還想到八大處，可是到了卧佛寺，時間已經不早了，就又返回香山。在香山到處亂轉了一下，走到香山大飯店，老許說：「咱們今天浪漫一下吧！」就去香山飯店住了一夜。那時候好像在香山飯店住一個大房間只要兩塊錢，但是要吃飯，3個人帶的錢就不夠了，只好每人花兩毛錢吃了一碗麵條。這就是我們唯一一次在北京的旅遊。老許說：「咱們夠浪漫了。」又戲稱我們是「三劍客」。大概是頭一年才看了《三劍客》的電影，因此想起了這個綽號。以後老許就經常提起「三劍客」，也常提起香山的那個浪漫之夜。回首往事，過去已近70年了，老許也已經去世十幾年了。1982年他從美國回來約我到北京聚會，我因得請一個禮拜假，而老許只能在北京待幾天，所以沒有去成。老許到北京本來想重溫香山浪漫之游的夢，也落空了。鍾書請他吃了一頓飯，他還有許多其他應酬，也沒再見面就走了。
1932年5月初，學校里忽然召開緊急大會，說「梅校長有重要報告」。會上，梅校長說：「接到上級的緊急通知，昨日我國和日本的談判已經破裂，決定打仗。跟日本人在北平打仗，我們要堅守北平，所以學校要停課疏散學生。」於是，散會之後，新大樓宿舍外突然間來了許多小汽車和三輪車，大家就紛紛離校了。後來才知道這原來是國民黨政府的一個騙局，他們害怕大學生反對賣國的《何梅協定》，鬧學潮。
我的大學生活就這樣在動亂中馬馬虎虎地結束了。我們的畢業很凄涼，連畢業典禮都沒舉行，大家就作鳥獸散了。我與錢鍾書朝夕相處的日子就這樣一去不復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