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的小心眼，用大斗征糧坑老百姓，20年聚斂上億斤糧食
隋朝開國20餘年，也就是在文帝末年、煬帝初年，國力就已達到極盛，這果真是隋朝治理有方才迅速致富的嗎？未必。封建大帝國，從建國到國力鼎盛，大概都要經過6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就以最近的唐朝而論，自618年建國，到唐玄宗開元朝（713年）達到鼎盛，時間大概百年左右。封建王朝的經濟是純粹的自然經濟，發展是線性積累，而絕無跳躍性發展的可能。隋朝20年達到鼎盛，國家擁有的財富，自然不是正常積累出來的。
那麼從哪來呢？超量賦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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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一直有輕徭薄賦的說法，據《隋書》卷24《食貨志》記載，確實也可看到隋朝屢屢減免賦稅的詔令。隋滅陳當年，詔免去江表十年的賦役，其餘諸州免一年租賦。次年，又下令年滿50歲者免於徭役。開皇十二年，因為府庫大為充實，又名河北、河東三分之一的田租，府兵則免一半，力役全免。
看起來隋文帝挺寬仁的。但是連續免租減賦的同時，卻是民間屢屢受飢的尷尬現實。開皇五年以後，關中連年大旱，山東河南一帶連年大水，造成民間嚴重的饑荒。開皇十四年，也就是文首說到的關中大旱之年，距開皇十二年只有一年多，民間免了一年的田租，多少會有點積蓄，如何荒年一到，竟至於溫飽都不能維持，弄得背井離鄉，到外地討飯。
原因就是，隋朝一直以來賦稅額度比較重，而不是傳說中的輕徭薄賦。對比北朝以來的情況我們就可以發現。
北齊時代，每戶墾租2石，義租5斗。絹1匹、綿8兩。北周每戶，粟5斛，絹1匹，綿8兩。隋朝則是租粟3石，絹1匹，綿3兩。以粟米為主要參考依據，北周5斛（石），北齊2石，隋3石，比北齊略高，比北周低了40%。字面上看還是不錯的。
但隋朝的度量衡比北朝的大，隋朝的斗，以古斗3升為1升，秤同樣是古秤3斤為1斤。也就是說，隋朝的3石粟，實際上相當於北周北齊的9石。隋朝的農民，一年要交北周時代近兩年的租粟，如此沉重而連續的搜刮，隋朝府庫財富自然累積得很快。以至於開國短短十二年，特別是平定陳朝、剛剛經過浩大的軍費和賞賜支出後，國庫居然逆勢而行，存儲的盆滿缽滿了。
在正賦沉重的同時，隋朝還發展出了另外一招，進行財富的快速積累，義倉制度。
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上書，建議按照上古時「耕三餘一」的政治理想，實行農余儲蓄。耕三餘一源出於《禮記·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這是個概略的設想本沒有什麼可行度。隋唐時畝產粟約1.5石，以一戶受田80畝為標準，一年約有120石。一家按5口人算，口糧需要大概90石，再扣掉9石地租，日常穿、用以及再生產用的種子，所剩無幾。哪裡還能耕三餘一？除非國家不要租稅。
洛陽回洛倉遺址
但隋文帝對這個辦法很感興趣，當即下詔建立了義倉制度。制度設計大概是，農民每年收穫後，隨其所產的多少，往義倉中存放一定的糧食，以作饑荒時救急之用。但是怎麼存、怎麼取，比例是多少，並沒有明確的規定。由於這是朝廷規定的動作，故而各地義倉都由官府管理，農民支取，需要經過官府批准。
起初實行的幾年，官府也不甚在意，農民取用也比較隨意。但隨著糧食積累較多，朝廷看到了這項政策的潛力：迅速積累財富。
開皇十五年，隋文帝下詔，命令河西隴右諸州將義倉統一納入州一級官府統管，大大提高了管理許可權。文帝的借口是民間義倉取用管理不周到，導致大量損耗，又因西北諸州地處邊塞，故而加強義倉的管理。這一政策後來迅速推廣到內地所有州縣。這就相當於變相地把民間自助存取的糧食，納入官府的管理之下。在古代缺乏數字化精細化管理的政府體制下，如此巨量的糧食，遭到官吏貪污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隋文帝不可能不知道，而仍然如此規定，無疑是別有目的。
到了開皇十六年，隋文帝的意圖暴露的更明顯了。當年下詔規定，往義倉中存糧要分三檔標準，「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隋書》卷24《食貨志》）
最初的自助存取，變成定量強制存入。農民在原有的賦稅之上，又加了一筆變相的稅。不交還不行，但交了之後就有保障了嗎？沒有。各地的義倉，遇到荒年需要發糧賑濟，動輒要報到中央，獲批後才能開倉。煬帝朝山東發生饑荒，齊郡遍地餓殍，管理義倉的官員卻不敢擅自放糧。齊郡通守張須陀冒著被治罪的風險強行開倉，後來煬帝獲知此事，迫於農民起義的形勢才沒有治張須陀的罪。
正是在如此巧立名目的榨取之下，隋朝才能在短時間內聚斂令人瞠目的財富。隋朝各地建立起的倉庫，存儲了幾十年吃不盡的糧食，而百姓卻在饑荒中苦苦掙扎，最後絕望地餓死。
唐太宗深以為鑒，他說：「（隋朝）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奢華無道，遂至滅亡。」（注，《貞觀政要》卷8《辯興亡》）富饒，什麼是富饒，建立在農民累累白骨之上的富饒，分明是吞噬國運的大火。這樣的王朝，怎能不令百姓痛恨，怎能擋得住農民起義的怒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