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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激,那些寫了好書的人

王小波

《我用一生來學習藝術》節選

有位作家朋友對我說,她很喜歡《情人》那種自由的敘事風格。

她以為《情人》是信筆寫來的,是自由發揮的結果。

我的看法則相反,我認為這篇小說的每一個段落都經過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讀時,你會感到極大的震撼;但再帶著挑剔的眼光重讀幾遍,就會發現沒有一段的安排經不起推敲。

從全書第一句「我已經老了」,給人帶來無限的滄桑感開始,到結尾的一句「他說他愛她將一直愛到他死」,帶來絕望的悲涼終,感情的變化都在準確的控制之下。

敘事沒有按時空的順序展開,但有另一種邏輯作為線索,這種邏輯我把它叫做藝術——這種寫法本身就是種無與倫比的創造。

我對這件事很有把握,是因為我也這樣寫過:把小說的文件調入電腦,反覆調動每一個段落,假如原來的小說足夠好的話,逐漸就能找到這種線索;花上比寫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時間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說,比舊的好得沒法比。

事實上,《情人》也確實是這樣改過,一直改到改不動,才交給出版社。

《情人》這種現代經典與以往小說的不同之處,在於它需要更多的心血。

我的作家朋友聽了以後感覺有點泄氣:這麼寫一本書,也不見得能多賺稿費,不是虧了嗎?

但我以為,我們一點都不虧。

現在世界上已經有了杜拉斯,有了《情人》,這位作家和她的作品給我們一個範本,再寫起來已經容易多了。

假如沒有範本,讓你憑空去創造這樣一種寫法,那才是最困難的事:六七十年代,法國有一批新小說作家,立意要改變小說的寫法,作品也算是好看,但和《情人》是沒法比的。

有了這樣的小說,閱讀才不算是過時的陋習——任憑你有寬銀幕、環繞立體聲,看電影的感覺終歸不能和讀這樣的小說相比。

譯《情人》的王道乾先生已經在前幾年逝世了。雖然沒有見過面,但他是我真正尊敬的前輩。

我知道他原是位詩人,四十年代末曾到法國留學,後來回來參加祖國建設,一生坎坷,晚年搞起了翻譯。

他的作品我只讀過《情人》,但已使我終身受益。另一篇使我終身受益的作品是查良錚(穆旦)先生譯的《青銅騎士》。

從他們那裡我知道了一個簡單的真理:文字是用來讀的,不是用來看的。看起來黑鴉鴉的一片,都是方塊字,念起來就大不相同。

詩不光是押韻,還有韻律;散文也有節奏的快慢,或低沉壓抑,沉痛無比,或如黃鐘大呂,迴腸盪氣——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

實際上,世界上每一種文學語言都有這種筋骨,當年我在美國留學,向一位老太太學英文。

她告訴我說,不讀莎士比亞,不背彌爾頓,就根本不配寫英文——當然,我不會背彌爾頓,是不配寫英文的了,但中文該怎麼寫,始終是個問題。

古詩是講平仄的,古文也有韻律,但現在寫這種東西就是發瘋;假如用白話來寫,用哪種白話都是問題。

張愛玲晚年執意要寫蘇白,她覺得蘇白好聽。這種想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文章里的那些字我都不知該怎麼念。

現在作家裡用北方方言寫作的很多,憑良心說,效果是很糟心的。

我看到過的一種最古怪的主意,是錢玄同出的,他建議大家寫《儒林外史》那樣的官話。

幸虧沒人聽,否則會把大家都寫成迂夫子的。這樣一扯就扯遠了。

這個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我們已經有了一種字正腔圓的文學語言,用它可以寫最好的詩和最好的小說,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語言。

不信你去找本《情人》或是《青銅騎士》念上幾遍,就會信服我的說法。

「你看過最好的一本書是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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